学文网后结构主义篇1
关键词：文化理论；索绪尔；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艺术符号
中***分类号：Jd
文献标识码：A
英国学者彼得-巴里（Peter Barry）将索绪尔作为结构主义运动的思想之根，认为索绪尔特别在如下三方面吸引了后来的结构主义：
第一，语词具有完全的任意性，其意义纯粹靠规约来保证。这就是说，语词与其所指称的对象之间不存在必须如此的、自然的和内在的关联。语词与其意义的任何一种连接都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这种观点尽管并非什么前无古人的创见，但结构主义则从中嗅出了深意和新意――巴里推论说：“如果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是基于这样的任意性，那么这也必然是说，语言并非世界或经验的反映，而是与之相当分离的一个系统。”语词的“任意性”就是“任”其语言系统之“意”，而不接受现实世界对指涉性的要求。任意的底气来自于语言的自成体系，即语言作为一个自我指涉的、***于世界和经验的系统。
第二.语词的意义是关系性的。任何一个单个或孤立的语词都是不可理喻的，要理解它、解释它必须将其置于与其他语词的关系之中。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例子或许是那些成双成对的反义词，诸如男女、日夜、黑白、善恶等等，其每一语词的意义只有从其对立方才能获得界定：男即非女，日即非夜，善即非恶，反之亦然。这种语言的关系性诱使索绪尔得出如下结论：“在一种语言之中，只有差异，而无固定的术语”。接此，巴里发挥说：“那么，所有的语词都存在于‘差异化网络’之中”。意义与符号自身无关，它是符号之间的差异化。
第三，语言建构了我们的世界。语言不只是记录事物或给事物贴标签，它还赋予其意义。在我们言说一个对象时，我们同时就在自己的言说中表达了一定的认识和态度。事物还是那个事物，但不同的言说则建构了不同的意味和不同的世界。例如称某人为“”或是“自由战士”代表了对这同一个体的不同***画。其本人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我们所唯一知道的是那通过语言所建构起来的形象，而语言绝非中立或客观，选择怎样的术语就带有怎样的意识形态偏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人说每个故事都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以及真相。但这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所有可用的术语都纯粹是语言性的――这些事情没有真相，真相绝不安全地栖息在语言之外。”……
称索绪尔在语言的任意性、关系性和建构性三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结构主义者，巴里无疑是正确的，但前提是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像从前法国人那样不作精细的区分（而巴里是区分的），因为索绪尔对如上三个方面的强调也同等地影响了后结构主义者。巴里或许没有意识到，当他说“真相绝不安全地柄息在语言之外”时，他实际上就是在意译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箴言“文本之外无一物”了。这也就是说，在巴里的潜意识中，索绪尔甚至结构主义均可直通后结构主义。我们认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同出于索绪尔，甚至我们也能够断言，索绪尔本身就潜在地包涵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面向：对语言的信任与怀疑。对语言是否掩盖了真相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分水岭。如一本辞书所精准地指出的，对符号的质疑构成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在观念上的根本性转变。
当索绪尔将语言作为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时，即当其斩钉截铁地宣告“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时，结构主义者听到的是，在每一具体的言说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扩大言之，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而要确定每一具体言说的含义，就必须将其置放在更广大的历史语境之中。不是实际的“言语”（parole）决定“语言”（1angue），而是“语言”在背后决定实际的“言语”。就发掘表象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而言。伊格尔顿指出，结构主义是哥白尼、马克思、弗洛伊德的“现代传承者”。但伊格尔顿没有忘记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存在决定论，而结构主义是唯心主义决定论。更具体地说，是语言唯心主义决定论。于是，如巴特所指认，一个怪异的现象便出现于结构主义批评：就像语言学家不负责解读句子的意义，而只关注使意义传递成为可能的形式结构，批评家不阐释作品的意义，而只对于制约意义生产的种种规则和约束提出新的看法。我们不好因此说结构主义是反文学、反审美、反体验，一言以蔽之，反主体，但至少能够说这些在它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我们据以辨认、阐释“文学作品”的诸如符码、体裁、规约之类的“文学制度”。结构主义如果说仍有文学研究的话，那么其宏伟计划则是系统祛除文学研究的人文性、神秘性，将传统上人文性的文学研究改造成一项科学的、可操作的事业。虽然这样的“科学”不过是观念性的或被物化、被实践的观念性的“科学”，其中飘荡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幽灵，但它终归是乐观的、充实的、有追求的，与虚无主义无缘。
而后结构主义则不同，它从索绪尔那里听到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能指链，一个没完没了的“增补”过程。假使能指可以找到其于外部世界的对应物，则意指活动即刻完成或可待完成，但能指的对象并非外物而是同能指在性质上并无二致的所指，这就是说.所指归根结蒂还是能指。期待一个真正所指的出现，但那能够浮现出来的总是能指，意义就这样在能指链中被无限地延宕、被“驱逐”。根据后结构主义，“符指活动”（signifying practice）。不仅意味着使用符号的指意活动，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一指意活动是指向其所使用的符号的，“符指”永远是指“符”（stgn），即所谓“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
在其通常被视为后结构主义或解构论宣言的霍普金斯讲演《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之中，德里达向“有中心的结构”概念发难，而决计代之以“无中心的结构”。在他看来，“结构”不是赋予确定性或科学性的框架，而是不确定性或游戏性的渊薮。“中心”一旦进入这样的结构便意味着其作为中心的权力和效能被褫夺，因为它要取得和保持自身的位置就必须接受其他一系列能指（在能指链中，“中心”既是所指，也是能指）的限定和文饰：
不存在中心，不能将中心想象为某种形式的在场，中心没有自然的场所，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场所。而是一种功能，一种无场所，在此无场所中符号的替换将无休止地游戏下去。此乃语言之侵入普遍性问题场域的时刻：此乃中心或本源缺席而一切都变成话语的时刻――假定对该词（指“话语”一词。――引注）能够取得一致的理解――这就是说，一切都变成系统，而在此系统之内.中心所指，无论其为始源的或先验的，都永远不会在一个差异的系统之外绝对地出现。先验所指的缺席将无限地延展指意的场域和游戏。
要想成为中心，就必须争取被承认为中心，而只要决意接受这个承认的程序，则又永远无法成为中心。追求中心化的结果只能是“解中心”（d～centrement）”。这真的如西苏所看到的，我们人类在对真理的追逐中竟不期然而然地驱逐了真理！中心缺席.语词增补；中心总是缺席，语词便一直行走在增补的道路上。增补的目的是替代，但替代不会等于被替代者。语词在中心缺席时充任其位，但那是语词的效果而非中心本身。指意活动需要中心，不，需要中心的缺席，需要所谓的“无中心”，微此物则指意活动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存续。引文“先验所指的缺席将无限地延展指意的场域和游戏”即此之谓。似乎不必注释。此“先验所指”乃前引之“中心所指”。根据结构主义，中心本是用以结构的，但在德里达的拆解下，中心不仅不能结构，反倒在结构中沉浮不定，因为无论中心或结构，一切都是话语，若稍作区分的话，结构是话语系统，而中心则是话语系统上的一个节点，不言而喻，这样的节点属于符号，将经受无休止的符号替换游戏。在“符号”中，在符号的“游戏”中，总之，在“结构”中，如德里达在其讲演标题所宣示于结构主义的，没有什么可以被把捉、被固定、被确指。在符号体系中，任何把捉将同时是把捉对象的丢失。这是“人文科学”的否定性特质，与实证的即肯定性的科学观念大异其趣。
后结构主义篇2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超文本;信息科技;社会思潮
由于电子出版物和万维网(WWW)的普及,超文本的应用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超文本开发者在各个文本单位之间加以明确的链接。这些链接开辟了新的文本空间,并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符号相互关系的认识。超文本与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批评家何为:超文本时代的批评理论》一文中,著名的超文本理论家兰道指出:超文本与晚近文本及批评理论颇多共同之处。例如,正像巴特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最近的著作那样,超文本重新设想了关于作者、读者及他们所阅读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设;为超文本提供了标志性特点之一的电子链接,也将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巴赫金对多声部的强调、福柯关于权力网络、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达里关于根茎的“游牧民思想”的观念具体化了。超文本的观念成型与后现代主义发展几乎同时,但它们的会聚并非仅属偶然,因为二者都源于对印刷书籍和层系思想这类相关现象的不满。[1](P1)正如波斯特所指出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2](P113)本文着重论述德里达、巴特和福柯的思想与超文本理念的相通之处。
一
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是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966年所发表的演讲《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奠基石。199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讨论是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巴里?斯密斯等一些教授致信伦敦《时报》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先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哲学家,而他的写作也的确带有这个学科的某些写作标记。然而其作品的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几乎完全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例如,在电影研究、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系科里。……德里达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看来就是把类似于达达主义者(Dadaist)或具体派诗人(Concretepoets)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3](P232-233)这些人的非议是事出有因的。德里达颠覆文学从属于哲学的观念,难怪其作品在文学界的影响超过哲学;他所热衷的解构,带有鲜明的文字游戏性质,难怪学术界视之为某种“恶作剧”或“鬼把戏”。尽管如此,德里达在20世纪下半叶所曾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超文本理念的先驱之一。
德里达以对西方从柏拉***以来重语音轻文字传统的批判,树起了迥异于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旗帜。他不仅着力避免在赋予“所谓时间上的语音实体”以特权的同时排斥“空间上的书写实体”,而且将赋意过程看成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他说:“差异游戏必须先假定综合和参照,它们在任何时刻或任何意义上,都禁止这样一种单一的要素(自身在场并且仅仅指涉自身)。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上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3](P76)德里达作为前提加以肯定的综合和参照,并非发生于文本内部,而是发生在文本之间。作为阅读对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场的,但它的意义不能由自身指涉获得,而只能在与不在场的其它要素的联系中赋予。如果不是着眼于单一的文本,而是瞩目于多个作为要素的文本或者由这些要素组成的系统,那么,在场与不在场的划分便失去了严格的界限(因为二者可以轻易转化)。
德里达发明了“延异”(differance)一词来概括文字以在场和不在场这一对立为基础的运动。在法语里,它的发音和“差异”(difference)一词相同,只是写法上第七个字母有a和e之分。这个新词是听不到的(被读音相同的difference所遮蔽),只有在书写中才能辨认,因此恰好可用来概括文本的特点。根据德里达的解说,延异是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这一解释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超文本的特性。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这些文本单位因为彼此之间存在间隔(不构成连续文本),才得以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间隔是积极的,是联想生成的空间。当然,间隔使得这些文本单位彼此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意义”的在场与否成为一种悬念,当我们点击链接、在经历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来的是浏览器上“此页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体验到间隔本身的消极性(这是阅读连续文本时体验不到的)。构成文本单位之联系的链接因为这些单位之间的差异而得以延续(从一个页面指向另一个页面);反过来,链接本身又因为上述延续而产生变异(页1与页2的链接并非页2与页3的链接)。这种因异而延、因延而异的运动正是超文本所固有的。诚如德里达所言,“作为文字的间隔是主体退席的过程,是主体成为无意识的过程。”[4](P97)因为有间隔,链接才成为必要;因为有链接,间隔才不是纯然无物的空白,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字。间隔出现时,原有的阅读或写作中断,主体从而退席;但是,这种退席与其说是撒手而去,还不如说是新的出场的准备。间隔也促成了用户心理由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化,这种转化不过是相反的心理运动的前导。在等待原有的文本退场、新的文本出场之际,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用户尽可抓紧时间从事其它活动(如打开另一个浏览器窗口,喝茶等)。因此,间隔增加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干扰。但是,这段时间亦可被用户作为反思之用,有助于从新的内心视点审察先前浏览的文本,因此,间隔又增强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理性精神。这就是超文本的间隔所包含的辩证法。
德里达所铸造的“延异”一词,表明了后结构主义与自己的前身的差别。结构主义看重共时性而非历时性,认为结构的各种要素是同时出现的。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注意到要素在时间上的差异。“延异”之延,正是时间性的;“延异”之异,才是空间性的。因此,“延异”恰好是时空的统一。理解“延异”这一概念对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种路径可以通过地***等形式在空间中展示出来,但是,对于这些路径却不能同时加以探寻。因此,超文本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当用户选中某一种路径时,其它路径在空间上便由在场转化为不在场,对它们的探寻相应也就被延缓下来。当然,这种延缓并不是结构的破坏,而是超文本的结构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寻之外总是存在新的探寻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转,奥妙无穷。德里达所谓“延异”实际上是将结构理解成为无限开放的“意指链”(achainof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则使这种意指链从观念转化为物理存在,从而创造了新的文本空间。
德里达还使用“播撒”来表达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义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达看来,意义就像播种时四处分撒的种子一样,没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断变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结构,而是曲径通幽的解构世界。不存在所谓终极意义,那么,表意活动的游戏就拥有了无限的境地。这个隐喻同样可以移用来概括写作与阅读超文本时意义的变化。如果说线性文本强调文本的内部关系、因而强调意义的会聚性(所谓“主题”正是这种会聚性的概括)的话,那么,超文本则更为重视文本的外部关系,因而使意义的发散性显得相当重要。漫游于电子超文本网络之中,我们从一个页面进入另一个页面,也就是从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语境,这种运动是随着我们的兴趣而延续的,通过阅读所把握的意义随着上述运动而“播撒”,无所谓中心,也无所谓终极。即使上网时心存中心(例如搜寻特定主题的资料),这种中心也会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网作为一种活动存在为用户的时间和支付能力所间断,但这种间断并不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对终极意义的领悟,不过是新的漫游的准备。
我国古代治学传统中,早就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分别。德里达眼里的读者,同样有着重主观与重客观的分野。重主观的读者自以为有权力随便增添什么东西,重客观的读者则拘谨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东西。德里达认为这两类人都不懂得阅读,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进行解构阅读。解构阅读是文本自身解构而造成的意义播撒(disseminationofmeaning),依赖于文本而又不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达的连贯性,也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阐释或说明。它强调互文性,企***抹去学科界线,这在精神上与超文本相通。
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3](P19)超文本的阅读同时也是写作。网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众所周知,解构阅读和传统阅读的最大区别在于‘可写’和‘可读’,传统阅读是重复性的可读,解构阅读是批判性的可写。……网络上面的联手小说,正是这么一种解构阅读产生的怪胎:没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线索,没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类的群众伦理诉求。每个续写者都只是他对于原来的文章进行解构阅读后的主观观察和本体理解,他没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着在公认价值体系下的统一所指,在网络联手的过程中,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联手者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环境。”作者参预发起的网络联手小说《守门》(eway.963.net)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角色参加进去。“角色扮演类型的《守门》让每个人保留的独自的视觉,任何场景和事件都是个体的感受,与他人所知无关,这是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人精神的张扬。在这样的网络联手小说中,道德、价值观念、文笔、风格都成为了段落性的个别东西,整个情节发展只有能指,没有所指。重复的只是某一个具体生命由于其经历和所思所感在一次叙述中的表露,那不是历史道德的积累,也不需要反映狭隘区域利益的法规。在传统媒体社会中,个体生命感觉的文化表达总是很难拥有最大传播范围的可能,而网络角色扮演小说让这种个人自由叙事伦理得到一个最广阔的相容空间,网络社会环境确实是解构主义的一个最大最好的舞台。”[5]
二
在20世纪思想家中,法国人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又译巴尔特,1915-1980)对超文本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这位富于原创性的学者,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预言了理想化的文本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后来通过电子超文本网络得以实现。
后结构主义篇3
孟宪平，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
主要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机制研究》、《官员心理问题特别调查与解读》等。
摘要 官场机会主义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流弊，它“居无定所”，行无常态，视规则为腐儒，以结果判良差。官场机会主义依靠制度空档进行博弈，利用投机心理进行算计，采取关系打点门路，依据私利选择路径。在当今社会，制度缺漏是官场机会主义的体制根源，物欲追求是官场机会主义的重要动因，思想偏见是官场机会主义的文化基因，认识畸变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心理诱因，封建残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历史根源。
关键词 官场机会主义 制度 文化
官场机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物，物质追求刺激着它，***治欲望激励着它，社会陋俗助推着它，传统文化固化着它，心理因素诱导着它。即使到了今天，官场机会主义并没有因为制度的刚性诉求而被根除，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演绎出新的形式。
物欲膨胀：官场机会主义的重要动因
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变量参数、博弈形式、成本核算都影响着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的策略选择，其行为中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是跨越制度边界的重要动力，它不仅在“风险厌恶”的基础上追求“效用最大化”，也在“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追求成本最小化。
“趋利避害”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趋利避害”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关键词，利益的获得及多寡、制度的约束及效果、行为的选择及实施等都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基本参数。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官场机会主义者的一举一动更多的是为了利益。在涉及利益分配时，哈丁认为：“如果我是狭隘理性的，只有在你所获得的福利不会潜在性地影响我能获得的福利时，我才对其毫不在乎。”②此句话语中既包含权力意识，又有机会主义取向。因为资源有限，社会成员不可能得到完全一样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关怀，物质利益的多寡，社会关怀的良差，会造成一些官员对社会的不平感和心理的失落感，继而以机会主义思维争取自己的利益。
利益博弈是官场机会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官场机会主义主体而言，尽管它竭力想得到额外的收益，却不能明目张胆地公开抢夺。这就决定了官场机会主义者利用已有资源决定具体行为，或攀附权势获得牟利机会，或付出资源获得升迁机会，均是蝇营狗苟、投机觅寻。博弈形式可能平静也可能激烈，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双赢的，可能是单赢的（或单输的），也可能是零和的。但是，对官场机会主义者来说，“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游戏他们不愿意干，于是巧伪多生，矜威纵虐，以致贪黩是务，无视民瘼，他们博弈的结果总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因此，官场机会主义以其圆滑的处世、熟练的技巧、“安全”的结局，获得很多官员的钟情和青睐，并演变成一种流线型的阻力很小的形体。那些赞同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官员，心理都有一个“小九九”，为了获取额外利益，要算计一下可能的机会然后才会投入，要选择一下合适的对象然后才能下饵。显然，官场机会主义下的利益博弈结果是一种劣平衡状态。
潜规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主要获利法则。潜规则是行为主体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心照不宣的形式，一旦正式规则消歇，潜规则就会悄然出场。潜规则在官场大量存在，可以由单人操纵，也可以由“单位”集体操纵。在一些官员看来，潜规则可以盘活人脉，“绝处逢生”，可以“一本万利”，“平抑差别”。这是一种默认的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这种作用存续数千年，自古及今，迢迢暗递，它总是在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表达中共生共处，并成就了许多“进趋世利，苟容偷合”的官场宵小。为了从合作、协调和交易中获利，行为人会在量度习俗、选择行为、权衡利弊和优化资源分配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活动方式。在官场机会主义推动下，潜规则成为社会的“通用货币”，一些人的强权心态也加剧了官场机会主义，他们按照“丛林法则”，把那些从传统社会继承下来的潜规则发挥得淋漓尽致，造成“原则斗不过潜规则”的现象。通常情况下，官场机会主义者会构造一个利益链，处在利益链上的官员其利益是根据“贡献”大小分摊的。这个过程中，利己主义是行为主体的决策动因，讨价还价是行为主体追求最高期望值的主要方式，满意程度是行为主体对决策结果的自我衡量。依此看来，官场机会主义和潜规则的肆行是当事各方合纵连横的结果，它通过不同形式的“脏脸博弈”，运用类似的知识场景和运作模式，用利益链条将那些官员串为一体，而在“利益链”和“关系网”背后暗含着有关部门的结构性危机，一旦链条断裂、关系中断，可能会造成有关部门或阶层的大地震。
制度罅漏：官场机会主义的体制因素
官场机会主义与制度罅漏有很大关系，在法制不完备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壮大，而且随着知识的增多和运作技能的提高，一些人通过体察“前车之鉴”、总结“成功秘诀”，把官场机会主义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些地方、一些方面或一些场合，制度缺陷造成的权力部门化、权力利益化和权力板结化，为官场机会主义提供了很大的作用空间。
制度自身的空档。就制度问题而言，官场机会主义源于以下方面：一是制度盲区。通常情况下，制度总是有漏洞、有缺陷的，这种不完备性给官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会先审视制度空档。如果有机可乘，那将是最好的门径，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不需要违背法律法规就能达到目的。二是预定前提。先设计一系列前提，使条件正好适合某种状况，给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三是辅助规则。在制度基础上，再外加一些条件，即所谓的“附则”。四是制度歧义。把制度中没有的含义捏造出来，名为创新，实则篡改，有时候干脆撇开制度另行一套。基于上述情况的官场机会主义，有显型表达也有隐型表达。显型的官场机会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以公开形式表达出来，常常借集体之名而行。但由于官场机会主义背离制度，因此通常不能明目张胆地活动，而多以隐蔽的形式、秘密的手段、私下的交易等来实行。可见，制度覆盖不够造成广泛性不足，使那些没有享受到制度好处或对制度不满的官员产生机会主义念头；制度弹性不够，容易让人联想到制度的强制性，从心理上产生逆反情绪而诱发官场机会主义行为；制度预见性不足，会导致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手忙脚乱，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仓促应付，很容易给官场机会主义提供机遇。
制度边界的移动。官场机会主义运作过程中，总是把制度边界模糊化，让自己看起来合情合理，实际上是用“异端思想”改造主流观念，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却充满自利。在理论上，制度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都是无差异的，这样，遵守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也是成正比的，当行为主体违反制度谋求制度外的利益时，就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边缘，可能会形成边界冲突，造成边界的模糊性和越界现象发生，在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协调的情况下，一些官员会随机地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且，我们经常遇到多个行为边界交叉的情况，各个边界在内外利益的驱动下发生移动，当行为主体遵守由制度设定的边界时，他们可能会以默契的方式实现机会均衡。而当平衡被打破时，必有一方越过边界而引入制度外的措施，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诱因之一。不可否认，制度是以人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用以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是为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而设计的，也体现着人的精神领域的价值和观念，它的外在形式是秩序化的结构形式，它的内在含义是合理性的社会正义。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制度正义经常出现“功能衰弱”和“心力衰竭”等现象，内聚力减弱，规范力贬损，客观性不足，可操作性下降。不少情况下，制度内容没有较好地体现正义价值，也有可能在贯彻时被曲解。一旦这种被曲解的理念注入制度规则，就可能产生不同于制度本原的价值导向和行为选择。制度边界的移动造成一些官员原有观念中的行为边界、信仰边界、道德边界和利益边界发生变化，不少方面的界限甚至形同虚设，使他们可以“自由出入”、随心所欲。另一方面，这些官员的边界意识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层次和内涵的“色谱”，这个边界的扩张或压缩，边界的涵化和濡化，边界的交叉和重叠，都互相映照。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以新的认识和理解不断突破制度界限，以机会主义行为将制度的滞后特征暴露出来。
思想偏见：官场机会主义的文化基因
官场陋俗文化。官场机会主义是官场文化陋俗的积淀，“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其一经产生就会获得一种自身特有的规定，并对自身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并不会因为物质生产状况的变化而消失”。③官场文化陋俗是社会发展的逆动力，它将社会的行为积弊通过文化形式反映出来并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列宁曾经形象地描述这种惯性：“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进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④这种惯常的流俗或流弊，在某一个地方消失后又在另一个地方复生，在一个时期弱化又在另一个地方流行。习以为常的行为让不少官员不再用社会的制度价值标准来审视它，而是把它看成实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良习俗的固定化和格式化，给一些人提供了行为借口和观念依托，使社会的旧有惯制得以贯彻延续。在他们陶醉于官场机会主义的成功喜悦时，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贯彻着已有的不良习俗。制度价值与官场文化陋俗碰撞中，要么摧毁制度价值，要么消除文化陋俗，两种倾向和力量比照的结果，将是一方削弱和另一方的增强。传统陋俗文化中，有一种“朋***文化”，它使社会“动则争竞，争竞则朋***，朋***则污誷，污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传统陋俗文化中，还有一种卑鄙而随俗的乡愿文化，它“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挈，众皆悦之，自以为是”。“朋***文化”和“乡愿文化”具有圈子特征和地域特征，在思想上以自利为准则，在行为上以局部利益划界，都是官场机会主义的诱致因素。
不良行***文化。不良文化会给一些攻击制度体制之人提供思想动力，为官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激励和说辞。当一种场景与某些官员的福祉相背离时，这些官员会将不良价值纳入其中。这种文化理念在旧社会中代代传承，在现代社会中流播甚多，一些官员在耳濡目染中亲历其变化和影响，也加入机会主义行列。因此，不良行***文化与官场机会主义是一对姻亲，形成各种共栖团体或寄生团体，造成团体化的官场机会主义行为。权威式的行***文化与官场机会主义有诸多近义特征，它以高度集中和集权的形式演绎着自利观念和专断行为。这些机会主义式的行***文化将表面化的工作泛化为实质性的工作，使“应该的”和“事实的”行为之间产生极大落差，使行为上的自觉与自为受到许多限制，让一些官员感到“人在公门好修行”，利用自己的“合法获益权”争取更多的机会。还有一种不良文化，其行为选择不是以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标准，而是以官场中不同圈子的局部利益为标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各种活动实际上是在“共同体”的名义下进行的，出了问题也是“共同体”的成员集体承担，由是增加了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依赖感”和“安全感”，一些“串案窝案”、“群体腐败”与此不无关系。
社会利己文化。利己思想虽然不能和陋俗文化等同，却给官场机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依据。杨朱的“贵生”、“重己”和“为我”很看重个人的存在，但其主义观点对现代社会行为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其后的趋利避害说、人性自私说和说等，也将人的计算之心、逐利之情和骋欲之行表达出来。这种欲望一方面表达了个人的利益追求，另一方面助长了人的不良心智，它造成了低于伦理良知的庸俗社会关系取向，对社会制度及人的行为产生负面作用，它使***治制度之序列，社会关系之准则，个体言行之方式，都消融在官场机会主义的冰水中。利己文化严重影响着社会的***治生活和***治运行系统，无时无处不在通过信念力量维护旧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并顽强地抵制着制度规范。为了私利，一些官员显现出“比而不周”之形迹，“以环主***私为务”，采取“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态度，形成具有共同心理取向和物质追求的利益圈子。这里的“中庸”既有消极保守的一面，又是牺牲原则保全自己的护身符。利己文化对官场机会主义助长尤甚，此风所及，乃使***令诟玩，人庶巧伪。“情性为风俗所化，无不作狙狡诈诳之心；声呼为风俗所化，无不作谄媚僻***之辞；颜容为风俗所化，无不作奸邪蹙促之色。”⑤其结果“忠信化为奸谋”，“公正化为邪佞”，官场机会主义就肆行其中。
封建残余：官场机会主义的历史根源
旧式人际关系。中国封建社会中，“关系本位”是积淀在民众心理最深层、最顽固的价值指标，它是按照“礼”、“法”、“忠孝节义”等构建起来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行为有常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的规范。旧式人际关系建立在一定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上，血缘之内无制度，血缘之外有差别的现象广泛存在，这使官场机会主义带有人彩，它把数千年来官场机会主义的“经验积淀”，汇集为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为模式，并作为经典传之后代，使官场机会主义成为社会交往中通行的互惠准则。旧式人际关系的留存不仅是社会网络群体的心理默契，更是一些人长期以来进行利益计算时约定俗成的行为选择标准，它不仅是社会符号，而且也是有声有色的人际规则，具有维系社会组织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它很讲究伦理名分，这又造成亲疏不同和薄厚各异，其实践形态和结果也难免因人而异。人际关系在官场盛行，实际上设定了一种代偿机制和期待原则，造成一种机会主义氛围，给个人编织的社会势力网络提供了一把“梭子”，使正式制度形同虚设。“关系本位导致中国人习惯于‘情境化的’思维方式，从自身当下切身的关系处境出发来看世界，并倾向于通过建构一种和谐、稳定的关系处境来获得安全感。”⑥这使中国人不喜欢“一刀切”的法律，不喜欢“非人化”的处世规则，不喜欢冷冰冰的法则，而是更偏爱“因地制宜”、适应当下处境特点的规则。这种思维在社会中的外化和实践，就是以机会主义形式维护某种状态或取得某种利益，表现在官员之间则是官场机会主义。
家族或宗族崇拜。一般而言，宗族观念在***治上的扩展是家天下的模式，还可能是门阀制度或家族管理，在社会领域中的延伸就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当狭隘的宗族观念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恶性膨胀时，又可能在官场衍生出具有帮会性质、黑恶性质的群体。“天、地、君、亲、师”中的“亲”是宗族崇拜的理论依据，在相对落后的社会里，宗族崇拜妨碍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适应力。“礼”作为古代社会的行为规则，向社会主体提出了规范的节制和限度，将不同个体散在的状况变得整齐有序，为行为主体间伦常关系有序化提供了必要的依据。但是，这种行为规范下的各种关系在现实社会中也是很大的阻滞力。很多情况下，宗族迷信“反背真理，颠倒是非”，侵犯他者之人权，攘夺社会资源，其对社会制度的损毁尤甚。在一些卫道士眼里，对宗族礼教仿行者被视为孝子贤孙，忤逆宗族礼教者会被视为异端。宗族意识与宗族势力是产生宗派主义、裙带关系的重要根源，其“内外有别”的处事哲学反映到官场机会主义上，表现为一些部门和单位中权大于法，个人意见大于集体决策，领导要求大于法律条文。
江湖意识。江湖意识由封建宗法社会中的行帮和行会制度变异而来，尽管在历史长河中被不断冲刷洗淘，仍有残渣余孽。“无论其宗旨性质、组织与活动方式都显示了这是一种充斥着浓郁的封建气息的游民社会团体。”⑦它以行会帮规作为行为准则，当社会的制度规范与帮规相抵触时，帮会的利益往往被摆在首位。江湖意识在思想文化上的封建性和负面作用也极其明显，它用一套价值形态来抵消社会公共文化的影响，在一些官员的潜意识中构筑一道腐朽文化之墙，从而消解了制度文化的真实意蕴。在组织行为上，它依靠帮规的强制作用，以封建帮会思想和儒家亲情观作为体现内聚力的精神源泉，或明或暗地展开利益博弈。江湖意识在官场多有表现，拜把子、喝血酒等都是为了在官场人际关系中创造有利于自身的条件，为机会主义行为增添筹码。
官僚残余。官僚制残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温床，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组织和行为上。官僚制与民主制是不相容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发生前提是不一样的。官僚制无视社会制度规范，将自己的观念、方法、方式延伸到官僚阶层中。无论哪一个方面，都与制度行为相抵触。“封建的文化价值观念也是社会***治生活和***治系统运行的唯一调节力量和内在依据，是社会成员***治行为的基本心理取向和根本标准，它无时无处不在通过信念的力量维护着现行的规则体系和抵制着异己观念的冲击。”⑧封建专制残余流传久远且根深蒂固，其形式林林总总，其内容牵牵款款，它们弥散到现代官场中会形成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景观。
认识畸变：官场机会主义的心理诱因
不健康的心理可能孕育出不健康的行为，为了升迁跑官要官，为了捞钱寻租索贿，为了个人私欲可以抛掉所有的制度约束，自设规则、自定套路、自选行为，“总开关”出了问题，越规越界就在所难免，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心理动因。
官本位心理。官场机会主义往往带有官本位特征，官本位主义又容易演化为单位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个人本位主义为个人私利提供种种行为借口，用手中权力增加获利机会。地方保护主义在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都有其生长环境和气候，在立法、***和司法领域中不乏其例。后者经常伴随营私舞弊，为一地之利而破坏制度理念，为一时之需而无视法律规章，为一人之私而破坏社会公义。千百年来，从皇帝的至上权力，到***阀的独断专行，再到***治强人的威权***治，都有机会主义的影子。现实社会中，官本位意识让一些干部存有官升则荣、官降则辱，在位则尊、失位则贱的观念，官位成了衡量个人成就的主要指标。
“***绩”心理。“***绩心理”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变种及当代形式，它以***绩工程为载体，以好大喜功为表现形式，亮点、博弈、标榜是***绩工程的基本套路。一些官员玩“数字游戏”，信奉“官出数字”的谬见，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或为腐败行为披上了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合法外衣。每一个“亮点”的点燃，每一种策略的选择，每一种标准的设定都与个人的仕途挂钩。***绩工程的短期效应成为了一些人加官进爵的资本，而公共利益却在无形中被消除甚至是忽略了。当“***绩”与***府的权责、公共资源的占用与效能相脱离时，这种“***绩”便成为***府履行执***职责的最大障碍和沉重负担，也使一些官员不务正业而刻意关注“机会”，如此，“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⑨可以说，“***绩工程”成就了某些官员的机会主义欲望，也造成了一种示范效应，进而让更多的官场机主义者投身其中。
浮躁心理。浮躁心理是诱发官场机会主义的又一因素。一些官员急功近利，热衷于“短、平、快”，喜欢“显山露水”，重形式而走过场，重数量而轻质量，讲成绩夸大其辞，谈问题轻描淡写。一些官员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为官一任，树己一场”，竭力给自己“涂脂抹粉”，采用机会主义策略博出位、抢眼球。浮躁心理造成领导干部难以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愿打基础、使长劲、求实效。一旦滋长了浮躁做派，喧嚣代替了宁静、浮华代替了朴实、追风逐浪代替了实事求是，就必然助长官场机会主义。一些领导干部工作思路不宽，工作方法不多，当通过制度管理难以奏效时，便希望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达到目的。
侥幸心理。侥幸心理是一种冒险性投机心态，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比较相信侥幸事件。侥幸心理会让一些官员失冰玉之心，生巧饰之贪，贪于权者、贪于位者、贪于取求者、贪于聚积者，都可能借机会主义方式兑付。存在侥幸心理的人也大多盲目自信，自以为有运气，自以为了不起，总认为“天命注定”，即使越过“雷池”，灾难也会远离自己。一些官员认为做事隐秘，觉得“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一定会出事。有些官员求神拜佛，把自己的欲望寄托于神祇，希望能够逃脱处罚。一些官员认为法不责众，如果随大流，就不会出问题。因此，一些官员的侥幸心理不单单是从内心里发酵而来，有不少是从“潜规则”、“明规则”中来，从反腐败的“现实”和腐败分子的“实践”中来，当它和不健康的欲望相互激荡时，便在一些官员思想和行为中诱发官场机会主义。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非制度化生存的负面效应及治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BZZ001；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美]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周伟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38页。
刘广明：《宗法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0页。
《全唐文·时化》。
方朝晖：《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页。
忻平：“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许和隆：《冲突与互动：转型社会***治发展中的制度与文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3页。
后结构主义篇4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身份定位；“老人群体”；“老人变坏”；“坏人变老”
一、引言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老人事件”，一时间关于老人和年轻人之间冲突的一些新闻在网上不断。先是唐山老人的广场舞打扰到附近学校，高中生站立抗议，却遭到了老人的羞辱；紧接着，广东汕头两名高三学生扶起了骑电动车摔倒的老人，反而被老人诬陷讹诈，报警后才获清白；更有甚者，西安一位老人因为女孩不肯为其让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挞伐之余，有网民感叹，“老人变坏了”，但马上有人更正了一下这一结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引起了一片共鸣。围绕这一讨论，网络上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老人变坏了；二是坏人变老了。网民们对“老人”群体以及“坏人”群体进行了身份定位，把整个“老人”群体先验性地定义为坏人，或固化地把“坏人”群体当成至始至终的坏人的。本文以为这样的观点是先验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这一话题进行剖析与批判，并尝试性的对最近发生的“老人事件”给予另外一种解读。本研究对于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解读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还原“老人”群体的本来身份以及引导人们如何正确看待“老人事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后现代主义理论
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率先在法语世界崛起的一股学术思潮亦是欧洲大陆哲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冯、崔，2010）。它是时代的产物，其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后结构主义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大师有米歇尔・福柯以及亨利・列斐伏尔。
本质上来讲，后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解社会、文化、***治、经济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论，同时亦是进行社会分析与文化分析的一种重要的视角与方法。其解释的任务在于事物的本身和阐读过程，现实必须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钱俊希（2013）以为，后结构主义者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反对传统结构主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客观性和理性问题的辨析上，企***恢复非理性倾向，追求从逻辑出发而得出非逻辑的结果，揭示语言的规律。
在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之中，有两大基本的观点值得关注。首先，后结构主义坚持解构的观点，即否认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对立（Lefebvre，1991）。第二，Deleuze（2004）认为在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之下，任何社会主体的属性、身份以及认同都不是先验的、僵化的或一成不变的，亦不存在一个固化的概念与知识的体系去先验性地定义身份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传统身份认同理论的批判。这也是本文欲运用的理论观点。
当下，网络上由最近发生的一些“老人事件”引发了热议话题“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围绕这个话题，网友对“老人”群体以及“坏人”群体进行了身份的定位，把整个“老人”群体先验性地定义为坏人，或固化地把“坏人”群体当成至始至终的坏人。从解构主义角度来看这些观点都是先验的、固化的。
三、“老人事件”主要观点解读与评述
（一）、观点一：“老人变坏”
1、观点与论据：
（1）、观点：“老人变坏”
（2）、论据：
a、“老年人不讲道理、“变坏”的原因被归咎于社会的发展，认为正是因为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复杂甚至浮躁，才造成以前那么纯朴的老年人现在变得如此这般的不讲道理。
b、“老人变“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长时期他们的生活、经历已经所接受的教育，很多老人在成长时期都经历过数次的***治运动，而这些运动曾经把人性中最恶的部分激发了出来。
c、***治运动：把人性中最恶的部分激发了出来很不幸，老人家们成长的年代正是恶没有底线的年代。历次的***治斗争激发出人性中最恶的因素。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师长都可以批斗，连同床共枕的夫妻之间都可以相互揭发，还有什么可以信任？还有什么坏事不可以作？
2、从后结构主义角度评述“老人变坏”
“老人事件”发生以后，一些人觉得其原因在于“老人变坏了”。其中，一些人把“老人变坏了”的原因归结于社会的开放、浮躁与复杂。另外一部分人则深挖老年人年轻时的生活状况、成长环境，个人的经历以及接受的教育，最后得出结论：老人现在的变坏正是当初种下的恶果，如今就到了“收获”的季节。
后结构主义篇5
似乎是离很远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那么，是谁制造了结构主义这么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呢？
谁制造了结构主义？
没有一种思潮可以在一夜间形成并名震天下，结构主义也不例外。尽管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份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表达的见解：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始作俑者，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结构主义方***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情境里、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走近两位结构主义大师
（1）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
出生于瑞士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在1906年到191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建立起与传统语言学理论完全不同的语言学体系。在此之前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一事业作铺垫：他年轻时曾经在日内瓦大学和来比锡大学读书，并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于1878年完成了《论印欧系语音元音的原始系统》的著名论文，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在柏林大学和来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881年到巴黎的高等研究学院教授梵语，并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建立起法兰西语言学派。他还来不及将他的讲稿编写成书就与世长辞。后来，他的学生们根据他的一部份手稿、材料和同学们的笔记，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从此，他的语言学理论便以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被扩散到全世界，并渗透到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其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戴维·罗比所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使语言学改变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强大影响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学语言问题而产生出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
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2）结构人类学的缔造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法国，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神话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他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1935年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并用了4时间对巴西的原始部落进行民俗学、人种学的调查考察。二战开始，他曾回法国服兵役，巴黎陷落后，他旅居美国，结识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他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用语言学的模式来解释亲属关系和神话结构，从而对结构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大量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热带的忧郁》（1955）、《结构人类学》（1955）、《野性的思维》（1962）和《神话学》（四卷本）（1964－1971）奠定了把结构主义方法引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他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所作的人类研究，试***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其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则：
（一）对整体性的要求；
（二）整体优于部分；
（三）内在性原则，即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
（四）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即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
（五）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
（六）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
1．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
2．结构分析应是简化的；
3．结构分析应是解释性的；
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对神话的考证、确定某一神话的原始真实版本和内容没有兴趣，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思维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遍的教育驯化，使现代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特殊的逻辑或思维方式，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所提供的语言学方法，实际开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的神话分析也就成为一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一个摹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论点－－每一个具体神话的各自单独的叙述，即神话言语，都是从神话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脱胎而出并从属于这个基本结构的－－也就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是以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阅读
【正文】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掀起的思想波澜已无需赘言，更无需按部就班地作一番导论式的介绍。因此本文主要以对比的方式来勾勒出它们各自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其中以凸现后结构主义的文化贡献为主要着眼点。后结构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治理论、社会学、民族志、历史学到精神分析等诸多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处不在，至今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要对后结构主义进行讨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问题。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
不可否认，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结构主义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划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注：杨大春，1998，第64页。）不过，这反倒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既然无法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作出界限分明的划分，那么不如将着眼点落于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方面，由此来澄清二者的异同。这种做法既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可以使二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结构主义，简要地讲，起始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著作，后经列维-斯特劳斯的发展，成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文化分析方***。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法国，其影响不仅波及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且通过巴尔特等人的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又扩展到文学批评、历史学乃至哲学等领域。可以说，50年代是一个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批判话语的年代，它取代了40年代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地位。然而，在50年代中期，某些结构主义话语的实践者，如巴尔特，已经开始去超越结构主义内在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新一代的批评家，其中包括M.布朗绍和G.巴塔耶；这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深受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更为自由的思想传统所影响，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拆解结构主义，而是有更远大的目标，只是由于结构主义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暂且采取一种批判战略。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最新形式，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作为对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序幕。（注：Surber,J.P.,1998,p.191.）从这样一种背景去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划界往往在于如何去理解后结构主义的这个“后”字(post)，因为这是许多争论的焦点所在。（注：Edgar,Andrew&Sedgwick,Peter,(eds.),1999,p.299.）如果从“强”意义上去理解，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如果从时序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朝着某些新的方向发展和扩展了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最初是作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本身明显带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明确地反对以往的“主体中心化”的思想运动。从这一点上来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延续性，只不过后者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将它所要反对的东西重新表现出来。后结构主义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纲领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却没有停留在结构主义的基本前提上，而恰恰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拆除，进而去消解任何以“启蒙”的知识和真理观念为前提的理论。
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说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也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野，如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尽管很难从时间上作出确切划定，但是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消解形而上学传统，（注：严格地讲，应该是“解除形而上学的中心作用”，因为“消解”(decentre)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去掉……的中心”或“非中心化”，后来在中文的使用中逐渐简化为“消解”，从字面上反倒看不出与“中心”的关系。不过，这对理解上似乎并未造成太大的妨碍。）无疑是后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标志。然而，这并非是后结构主义的首创，而是对德国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尼采和海德格尔是后结构主义的最重要的历史先驱，因此我们不妨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来追寻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源泉。
1.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批判
在现代思想家当中，尼采是对所谓的西方传统展开彻底、全面和持久的批判的第一人。在尼采看来，柏拉***关于不变的理念世界与流变的感觉世界的区分所确立的这种基本对立主导了欧洲思想和历史进程。按照尼采对柏拉***的解读，在这种区分下，我们的现实世界在与另一个更完善世界的对比之下被贬低了。那么曾被尼采称之为“大众的柏拉***主义”的基督教从本质上讲正是建立在柏拉***的这种对立之上的，因此基督教要去宣扬此世苦行来世回报的教义。虽然现代性对于宗教的怀疑削弱了对于来世的信念，但并未成功地将柏拉***主义和基督教所否认的意义或价值归还于当下世界。其结果便是虚无主义，即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盛行的一种无意义或无价值感；尼采以“上帝死了”这句名言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虚无主义状态。
海德格尔正是由于全面地研究了尼采才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从现象学研究转向了总体批判。尼采对于西方文化的指责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道德批判形式，针对的是其宗教和***治基础，而海德格尔则将欧洲文化的道德虚无主义看作为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征兆。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思想被禁止提出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时，虚无主义就深深印刻于西方文化的起源，其最终结果是当下世界的虚无主义。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最终实现了对所有人类事务的支配。而人类本身却在越来越受管制的生命中失去了意义感或价值感。海德格尔认为，超越这种虚无主义之路在于对西方文明展开一种总体批判，彻底拆除其最深层的和最基本的假定，从而为建立一种新兴的存在与人的关系扫清道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并不是另一种哲学或意识，而是更新的和更为本真的，不再受逻辑、科学和现代技术所支配的经验言说和思维方式。
海德格尔的这种反思方式使得其后来的著述越来越诗意化，甚至神秘化。就这方面而言，后结构主义者总的来说是倾向于追随海德格尔，同时在许多方面仍然贴近于尼采的批判立场，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接受主要表现为认同尼采对西方文化所作的宣判：西方文化最终是由哲学所决定的，欧洲哲学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任何批判工程必须首先从总体上去动摇和拆除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关的假定和观念。
2.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
尼采在寻找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轨迹的驱动机制中发现，虽然西方哲学及其旁系是以求真意志为其特征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和更普遍的原则—权力意志的历史变体。按照尼采的分析，权力意志不仅仅是个人欲望的一种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这一原则规定着一切，从自然、社会乃至人的存在，以至于任何事物最终要设法获得其存在都必须划出其形而上学的势力范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顶峰，是表达西方传统的最终意义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观念，由此可以走出权力的专制去迎接存在与人的新关系的黎明。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解释表明，总体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去揭示所有文化话语、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实践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及如何被用来去支持和强化这些形态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力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历史特征或附随现象，而是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和话语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可以借此来抵御任何严厉的***治批判。
3.语言的中心性
如果说尼采以“真实的幻觉”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虚假性，那么海德格尔经过反思之后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
这一著名论断。（注：Surber,J.P.,1998,p.188.）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经验和思想的控制是逐渐地渗透于我们的话语方式，因此必须从语言中去寻找这种控制的根基。那么要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则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新的语言观和一种与语言的新的关系。显然，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揭示预示了对语言的中心性的消除。
后结构主义汲取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见识，将话语及其在不同文本的具体作用列为其批判纲领的核心。他们认为，话语与人类关系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文本中的操作机制进行批判就等于批判文化本身。事实上，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化即是其各种话语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对文化展开批判即是去揭示形形的文化文本显现其特定的权力形态的方式，去揭示为什么文本偏爱于某些术语、隐喻和修辞而压制其他对于文本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术语、隐喻和修辞。那么，所谓彻底的批判的目标则是去揭示文化文本所造成的“真实的幻觉”，去揭示建构文本所经由的偏爱和压制的过程，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术语和隐喻如果没有正是它们试***加以遮蔽和压制的这些限定便不会有任何意义。换言之，如果语言是隐喻的集合，而这些隐喻在其起源被遗忘时又成为固定的客观术语或真实概念，那么彻底批判的任务则是通过揭示其历史的、偶然的和任意的谱系来产生一种非神秘化（祛魅）作用，彻底揭穿其妄称客观真理的虚假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往往带有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的怪僻风格，其原因显然与这种语言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讲是语言手段和修辞手段的一种复杂和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作为一组所谓带有真实性的命题来加以分析的某种东西。同时，从后结构主义者的愿望来讲，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力求避免建构另一种“真实的”或“概念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话语会使他们陷入他们要去批判的陷阱，这样后结构主义自身的表述风格便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其批判话语的风格并不是一种随意的或突发奇想的选择，而是一种批判手段，用来对他们所批判的文化话语的术语进行例示、折射、颠倒或游戏。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策略并不是力***陈述关于某一文本的某些真实论题，而是让其话语风格产生工具、折射和离变作用，进而教授读者如何自己来批判文本，也就是说其目的不是设法让读者相信某种真实的或客观的文本解释。不过这样一种策略是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问题。.消解策略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那么要理解后结构主义的“消解中心”策略——即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则需要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出发点。黑格尔的宏大哲学综合是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断定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关于现代哲学的发展（开启于笛卡儿的“思想的我”这一概念，后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黑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最高境界乃是自我意识即人的意识的最终实现，也就是说主观性意识到自身是所有现实、真理和存在的来源。在黑格尔看来，虽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自己”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议程，但是，苏格拉底的这一规劝只是在后基督教即现代世界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黑格尔以最为极端的形式确立了意识或主观性的中心地位，认为意识或主观性是所有真理和存在的中心，是不可反驳的终极法庭，它负责裁决一切有关真理、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断定。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存在都无法拒绝纳入自我意识所代表的绝对和封闭的循环：自我意识的主体没有“自身之外”（outside,出位）和“他物”（other,他者），（注：Surber,J.P.,1998,p.189.）因此它标志着神在人间的真正的道成肉身，虽然仅仅表现为***形或符号的形式。
其次，与这些思想紧密相连的是黑格尔的文化观，尤其是他把哲学视为文化的最高体现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西方文明的真正可以流芳千古的成就，乃是像黑格尔这样的伟大的哲学家所提出的思想和体系，因为每一位哲学家都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形式的纯理性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位哲学家都体现出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自我意识或主观性。黑格尔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这种解释之根本，在于认为所有文化文本最终必然是哲学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所最为清晰表达的“真理”。不过黑格尔认为，将一个文本视为合理的，意味着文本是一个有内在连贯性的有机统一体，它表达的是贯穿于全部文本的惟一的主导思想。换言之，按照黑格尔哲学范式的解释，文本应该被看作为完全明晰的中介，直接地和毫无扭曲地把作者的合理统一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对于在哲学上自我意识的解释者来说，他应该能够把握赋予文本以生命的本质和统一的概念，文本的具体内容或风格与其哲学意义和意谓全然无关。后者只能是连贯的、统一的和合理的。因此，黑格尔将文本视为合理的、统一的和中心化的观点，与他把自我意识的主体视为所有文本的最终来源是完全对应的。
最后，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历史绝不能被看作为仅仅是经验事件的偶然排列，或各种传统的一种复杂织体(texture)。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在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对现代哲学的统一的、必然的和合理的展开。哲学的历史构成了历史本身的真正本质和范式，因此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实际上，黑格尔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历史是一种普遍的、超越个人的“世界精神”达到自我意识，是对注定要发生的进步所作的一种惟一的、统一的和始终如一的叙述。这种历史观，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那么去解释历史文本不过就是确定它们在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的这个支配一切的目的论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虽然黑格尔以后的几代思想家对黑格尔的哲学抱以摒弃的态度，但是黑格尔哲学赖以为基础的基本概念依然产生着影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者就是试***一劳永逸地消除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些残余，他们为此而采取的批判策略则旨在消除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
于是，拉康去消解主体，德里达去消解文本，福柯去消解历史。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采用了不同的批判话语，但是他们的消解策略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在他们的观点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反倒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无论哪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他在进行消解之前首先要超越结构主义的种种二元对立。或者说，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
三、超越二元对立
后结构主义的产生恰恰以结构主义作为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是在超越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来具体实施自己的消解策略的。所以说，消解并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设想，而是具体的理论建树。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于认为一个文本或现象的表层结构与其深层结构之间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一条界线，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这种区分不过是在重申生成与存在、意见与真理、表现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等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分，而且在每个对子中总是轻前重后。后结构主义认为，在每个对子中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互依赖的，因此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区分是假定的，是意义或意指(signification)游戏的产物，并不是现实的或终极的区分。不仅仅是深层结构必然要左右表层结构并在表层结构上显现自身，而且表层结构往往要反抗，打破乃至否弃深层结构的所谓逻辑。更具体地讲，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寻找任何文本的意义并不应在文本本身背后或底层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而应在文本自身要素的不断转换的意义游戏中去寻找。
这样，后结构主义以结构观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作为突破口，进而揭示二元对立是人赋予对象的，而不是对象本有的，它是一种构想的结构，是一种人为的游戏。然而，这种突破是具有真正的认识论意义，还是走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主观主义？或许，后结构主义的对于二元对立的超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补救，也就是说在结构的观念处处捉襟见肘的时候，后结构主义以一种更加令人迷惑的意义游戏把人们引入一个更加远离自然世界的文本世界。这中间既可以看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断裂，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断裂可能是一种假象，它掩盖的也许是一种转换或延续。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所谓超越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超越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或者说是一种游戏方式的转换。
1.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为一种心理概念。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任意的，因为从其根基上来讲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由此产生的记号往往被看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对于这种稳定的、静态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显然不能予以认同。于是他们在能指与所指前面加上“可变”(sliding)一词来标明同结构主义的分歧。所谓“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的概念无非是把一种静态的概念转换为一种动态的概念。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和变化，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语言的文学使用，尤其是以诗体和修辞手段作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比之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literalism)的做法更能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结构主义所描述的语言结构正如尼采所言，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余物，它们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其诗的光泽。（注：Surber,J.P.,1998,p.192.）那么，后结构主义者显然是要将诗意归还于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海德格尔语）。这种诗意乃是真正的意指所在，它如同海神普洛透斯千变万化，稳定的语言结构是无法捕捉到这样一种品质的。2.语言与言语以及封闭问题
后结构主义者沿着同样的思想轨迹，拒斥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之间的严格区分。后结构主义的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关系的蕴涵是，一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可能性不可能脱离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在语言活动的实际发生当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总是在铸造新的和有创意性的关系，语言系统本身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那么，一种语言绝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给定的和封闭的意义可能性母体，实际的言语活动可以从中进行选择，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语言创新的历史档案馆，某些意义可能性不断地被抛弃，其他的可能性又不断地补充进来。
后结构主义特别批判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系统或它们所产生的文本的封闭性(closure)的假定，认为这种假定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残余。对此，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语言和文本是彻底开放和多义性的。这就是说，语言和文本可以传达多重意义，接受多重的解释。因此，语言和文本是进行意义游戏的开放空间。
3.共时性与历时性
虽然结构主义把共时性与历时性作为一个二元对立提出，但是其分析显然更注重于前者，即语言、文本或文化的共时维度，而对其历史的，即历时的发展的注重则逊于前者。后结构主义无意去重新进行历时性的历史叙事，它的关注点是指出共时性与历时性区分的人为性和不充分性。显然，一个“时间片段”是从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抽离而来的，正如同任何动态过程都可定格于某一个点，从而产生一个时间剖面进行分析。过程与剖面始终是同一现象的正反面。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更为关键之处在于：正如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所寻求的系统结构实际上是由于压制意义游戏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历时性分析所产生的明显的时间延续性同样是有效假定的人为效果。不仅语言及其文本自身是开放的和多义的，而且它们的产生、接受以及相互影响的历史不能按照某
种连续的或没有断裂的弧形来勾勒。后结构主义者意在指出，各种不同的语言产物和文本是随着时间以相当任意的和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借用、相互评注，而且经常是相互削弱对方的表面意义。为此，后结构主义有时使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词，以唤起对于随着时间而进行的文本游戏的注意。这样，后结构主义拒斥了任何关于某种无所不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念，允许各具特色的文本去相互影响、相互对抗。
4.作为纵向聚合关系的书写
作为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对于口头语言的注重显然胜过书面语言，因而“说”处于一种特权位置，而“写”则处于次要位置。在他看来，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记号的记号”(signofasign)，（注：Surber,J.P.,1998,p.193.）是对口头语言进行编码的第二级的即辅助的工具，其自身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语言学意义。因此，在结构主义的纲领中，写从未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后结构主义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缺陷，认为对写的压制是结构主义所沿袭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典型特征。于是，后结构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重要性进行了颠倒。首先，后结构主义者认为，重口头语言轻书面语言，或者重生动的说轻无声的写，自然导致结构主义从心灵的角度或其概念思维过程来推断结构的某种最终来源。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认为，他所研究的结构是人类心理或文化的固定和不变的特征，（注：Surber,J.P.,1998,p.193.）而这中间所蕴涵的恰恰是后结构主义要去否弃的那种本质主义观点；其次，认为说而不是写是语言的纵向聚合关系的表现，往往加剧了结构主义对于意义游戏和意义多义性的理论盲目性，因为这无形中是鼓励这样一种观点：原则上，任何陈述的意义都可以通过进一步追问说话者来澄清和确定。当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在书面文本中发生，但是在结构主义那里，关于确定意义的说话者的在场的观念自然地扩展到关于写的观念。因此，结构主义往往像理解语言系统本身那样去理解文本，将文本理解为封闭和统一的整体，具有与作者建构文本时的意向相对应的确定意义。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写为理解语言的实际功能提供了一个更为充分的聚合关系。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写本身呈现为一个表层上的有形标识组合，它们由不同的间距（spacing,间隔）和标点来分隔，而写者即这些标识的制造者往往并不在场，无法进行澄清。恰恰是写的物质性表现了它的人为构想的性质及其记号的“在场”与间距的“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这就是说，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一个多义的构成，具有许多“开放”点，解释可以从这些开放点进出。作者作为对其自己的书写的“权威”，他的不在场恰恰显示出读者的活动的重要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去重视作者所要表明的意义，即按照作者在一种语言中选择的结构可能性来确定的意义，而是在读者自己的解释语境中去对书面文本进行破解，重新编码和游戏。
由此可见，所谓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无非是从一个语言的、科学的世界转入一个文本的、解释的世界，无非是从结构、逻辑、方法转换到解构、解释、游戏。这种突破能否完成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摧毁？
其实，无论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德里达的解构谋略，抑或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尽管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只能说他们完成的是一种认识视角的扩展，并不足以颠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因为后结构主义本身不过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注：Anderson,P.,1983,p.54.）简而言之，它只是对实证主义的声讨中的一种呼声而已，并不足以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
当然，后结构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循环，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方法与反方法之间：解构之谜及其社会和文化批判意义
正如同结构的观念当初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解构的观念一经提出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如同当年英美人类学界对于结构方法趋之若鹜，一时间结构分析几乎弥漫于所有人类学研究，解构同样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特别是在美国“耶鲁”学派的推动和普及下，从文学批评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这说明解构并不是德里达本人的专利，并非他一人所玩的“游戏”。解构之所以成为一股“思潮”，正因为解构已经走入了***治、文化和社会领域。解构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具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of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Claude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后结构主义篇6
解构与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诞生于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的大环境中，它否认权威承认多元，它力***打破整体性的概念，以不确定性来取代整体性。因此解构主义设计常常没有统一的形式。解构主义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米斯的“少则多”的减少主义风格，提倡用装饰手法来达到视觉上的丰富和心理上的需求。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折中的装饰主义不同，它用“破碎”的想法，非线性的设计过程在结构的表面进行变形和移位，达到了极具视觉效果的刺激感，使得设计一反传统。
解构主义是以哲学的方式于60年代产生的。它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哲学信念。德里达反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系统，反对结构主义认为的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反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绝对对立观点），而坚持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他认为符号本身已经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
“解构”一词源于解构主义，在后现代时期的平面设计中，“解构”成为设计创新的一种常用的思维方式。“解构”是对现代主义的“结构”的破坏，要理解“解构”，首先要从解构主义的反逆“结构”入手。结构主义认为，单体必须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构成整体才能完成某种意义的传达，而这种构成就是所谓的结构。现代主义设计中著名的设计探索包豪斯和风格派都试***通过这种“结构”化设计找到设计的统一规律，通过对结构规律的组织，使视觉达到高度的平衡，使设计达到高度的理性和简洁。
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设计因为其过少的装饰和过理性的原则以致其在国际主义蔓延的数十年中成了为了“结构”的结构，形成了单调乏味的“少”的可怜的形式。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解构主义设计师们纷纷站起来表达个体的心声和设计的意义。虽然“解构”是对“结构”的支离和打散，但是从设计本身的结构性上来讲，“解构”实际上是对“结构”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因为没有结构的单体杂乱无章的排布不是解构，解构支离了整体，却用蕴含意义的单体重构成了另一个富有情感的整体，它不是没有结构，而是一种非固化的更加灵活多变的结构。
平面设计的“解构”特征
平面设计中的解构看重的是差异和重复，而不是对立和矛盾，解构是要颠覆以逻辑为中心的话语。后现代时期的平面设计呈现出崭新的多元化，无论是设计思维还是设计手法，都展现出新的设计秩序。
1.版式设计中的解构
版式设计中把解构主义思想大胆应用于实践，对原有版式特征进行破坏和重组的著名设计师要数美国的戴维·卡森（David Carson）最具有代表性。戴维·卡森的《光束***》杂志版面设计中文字翻转错位、大小不齐、字体混乱、文字与***形重叠，给排版带来了新的视觉感受，反映出时间的流动感、速度感、声音效果，赋予版面以生命的意象。
在排版设计上，卡森常以一个放大的观念性文字作为版面的起始，对文字的形式进行解构处理，运用错位、重合、打散等创作手法，使版面文字犹如音符跳跃起伏，让本来静态的版面，犹如动画般无限变化。
2.海报设计中的解构
海报设计的解构在主体形象的错综复杂中传达新的信息。世界知名伏特加酒品牌绝对伏特加（Absolut Vodka）的海报设计多年来延续统一的风格，即解构绝对伏特加酒瓶经典的瓶身，然后用其他形象重构瓶身，形成“绝对的某某（ABSOLUT *）”的语义形式。这种设计方式也使其海报被《广告时代》列入世纪十佳广告的行列。
这里我们简要介绍两个绝对伏特加酒广告，分别是“绝对的波士顿”和“绝对的拉斯维加斯”。从海报主体形象上讲，两则海报统一解构了绝对伏特加的瓶身，而用能够代表两个地域的典型环境特征的形象重构了这个瓶身。在“绝对的波士顿”中，构成瓶身的“单体”就是代表波士顿是重要的航运港口的集装箱，用许多看似散乱的集装箱构成了伏特加的经典瓶身；在“绝对的拉斯维加斯”中，“单体”是具有诱惑的食物，这些食物在看似阴冷罪恶的背景中显得越发鲜艳。因为拉斯维加斯是世界知名赌城，其中充斥的娱乐、欲望、金钱甚至罪恶；两则海报用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组成了统一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又各有特点，也寓意绝对伏特加世界知名的特点。解构正是从分解出发，用单体来揭示整体的意义，把单体的特征发挥到极致，让人一目了然的欣赏单体带来的视觉印象的同时，又能联想到整体，体验整体传达的信息。
3.标志设计中的解构
解构主义注重结构中的每一个组成成分，用每一个组成体现结构的松散性和多样性。这一点正好符合标志设计的形式多样性和内涵深刻性。
有两则关于CAT（猫）的标志设计都是通过解构CAT这个字母组合，然后通过变形以及添加其他元素再重构猫的形象。其中一个标志从猫的正面形象中抽离出了五个三角形，并用这些三角形与CAT这三个字母的组合形成了猫脸的正面形象。这种组合即是对CAT这三个字母的打散，即从字母中分解出三角形，又是对猫脸正面形象的重构，形象生动，有利于牢牢抓住观者视线。另一个标志仍然解构了CAT这三个字母，不同的是它用这三个字母的变形重构了猫的侧面形象，同样一目了然，且具有生动性。解构使设计不在局限于固定的形式，它打开了设计的思路，发展了设计的多样性。
解构的平面设计因其灵活多变的特点，表现出丰富多样的特征，也顺应了后现代时期设计的多元化趋势。在平面设计如此丰富多彩的今天，设计者应该了解解构的由来，理解解构的本质，才不会陷入为了达到新奇效果而进行解构的僵局。解构的源头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立足于现实，立足于结构，用解构的创意思维来开拓平面设计多样的明天。
后结构主义篇7
[关键词] 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中***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351-1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动荡社会中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产生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消解为主要特征，系统的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称“解构主义”。1967年，德里达的《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正式确立。其中《论文字学》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德里达提出文字学的目标就是颠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结构主义的读解传统。德里达最基本的解构主义策略是要解构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翻译理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结构主义的冲击和渗透。
一、德里达的语言哲学观与翻译观
解构主义理论是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评中建立起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一种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哲学观，它把语言的本质看作是一个由规范上具有同一性的语言形式构成的稳定而不可移易的系统。语言规律就是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中把语言符号联系起来特定规律。对于任何主观意识来说，这些规律都是客观的，特定的语言联系和意识形态含义无关。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语言学只关注一个封闭系统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把人与时间的概念排除在外。结构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罗格斯中心主义”，它认为语言表达之前先有明确的内在意义，语言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结构主义者设想有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成为意义的根据或核心，并力求对这个结构作出客观描述。解构主义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了批判，要求破除“罗格斯中心主义”，剖析它的不合理之处，德里达在80年代末期陆续在他的三本文集《论书写学》和《言说与现象》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结构主义哲学。他直接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否认了结构的存在。他的主张核心就是“解构”，要“突破原有的系统，突破封闭的结构，排除中心和本源，消解二元对立，并让瓦解后的系统各要素暴露出来，然后让这些原有的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他们交叉重叠从而产生无限可能的意义网络”。
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他认为解构主义翻译息息相关，他认为源文根本不是原文，而是对一个意念的详细阐释，因此也是译文，它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因此，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原文信息和编码而是译文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相互联系，形式的变化制约着内容的变化，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差异，而忽视内容。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控制的转化，所以它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更能体现语言和文本之间的差异，差异是翻译存在的根据，翻译必须面对差异的反抗。德里达认为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重新构建。
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否定原文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消解原作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权威性，废除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之分，宣称译者是创造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这些十分激进的反传统观念无疑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译论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固有认识。
（一）解构主义翻译观冲击传统翻译理论里的“忠实”原则。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关系结构的整体，都有结构模式。结构决定事物的本质，而研究事物的本质在于研究事物的深层结构。与结构主义不同，德里达的文本理论都是在设法找出似乎清楚严密的原作中一些弱点和缝隙，然后将其扩大，使原来似乎明确的结构最终消失在一片符号中游戏中。解构主义将结构主义非中心化，否认文本有终极意义，对于传统翻译理论是致命的一击。
（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冲击攒通翻译理论里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德里达认为不存在静态的两级对立，主张采用一种新逻辑，即“增补逻辑”，反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对立逻辑”，即“不是……就是”，相反，德里达的“增补逻辑”坚持“既是……又是”。针对传统哲学的二元逻辑对确定性的追求，德里达大力强调区别或差异的不确定性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总是使用多种语言的双关语，玩弄文字游戏盒故意含糊不清。在传统翻译理论里，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始终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在解构主义的冲击下，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翻译理论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思考，“忠实”、“准确”、“等值”等翻译原则是否仍然成立，作者与译者的角色和地位如何界定，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如何理解？…..这种哲学上的转向不仅仅对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而且经过对抗和解构后，限制翻译理论发展的话语也将经历一种转换，通过打破传统僵化的术语、概念、定义、从跨学科的角度吸收全新的思想源泉。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质疑和挑战虽有去合理之处，但也有其偏颇不足之处。解构主义否定结构，否定意义，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否定文本的独创性……其本质可以说是否定性的。否定恒定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必然导致阐释的多元论，使翻译最终陷入混乱虚无当中。而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吧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经历与作品的联系完全切断，无疑将会趋向一种极端的“文本本体论”。因此，才承认解构主义给新世纪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思维和新方向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解构主义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及其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切不可盲目追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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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篇8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支，结构主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一些国家兴起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有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和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等。结构主义的发展和对语言学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是有效的符号系统。他们常采用将对象加以符号化的方法，并通过分解、定位和重组，构成一种能够显示对象功能和结构的符号系统，从而实现形式化、模式化、公式化的研究。
在结构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与其理念对立的观点??――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也演化产生了。后结构主义认为，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静止的结构。在语言学方面，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的含义不在语言符号本身，而是在符号与符号的比较和差异之中。认为语言的含义永远不能固定在一个中心、一种本质或一种含义上，因此，后结构主义把作品看成具有多元的意义，永远不能固定在一个中心涵义、一种本质和一种意义。
解构主义的先驱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从语言学领域开始的。先前的哲学家大多认为语言系统的能指与所指有明确的关系，能够有效地用来解释世界，表达思想，而德里达用他的一套理论证明语言系统的能指与所指是脱节的、断裂的，所以语言本身是不确定的、不可靠的。德里达的解构哲学的激烈和异端使它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和启发性，解构理论诞生后，在西方文化界形成一股解构热。文学、社会学、伦理学、***治学以至神学研究，都有人在德里达的启示下进行各种各样的拆、解、消、反、否式的研究。终于，解构之风也不可避免的吹进了建筑界和建筑师们的思想和创作中。
建筑中的解构主义
然而，几经折射进入建筑中的解构，实际上已因人而异，因作品而异。如埃森曼追求“之间”（the between）即为后结构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屈米则认为解构不是运动也不是风格，而是探索、分化、瓦界建筑界的一部分；盖里则讲究破碎，并不实际去解构建筑，而只是阐述建筑，并不攻击作为整体的建筑体系。盖里运用并置、机遇，带有明显的反形式倾向。他们的理念和作品涉及的问题很广，很难说有统一的解构模式。
当代建筑和当代艺术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因而当街构哲学影响到建筑艺术设计时，可以从现代艺术的文化背景加以考察，从这一角度探索解构或反构成主义建筑的表现语言与形式特征。
实际上在西方现代艺术的文化背景中，类似解构的艺术现象早已出现，且早于德里达的出生年代。20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是一部全方位打破原有秩序进行创新的试验性艺术，它以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由此产生的思想意识为基本动力，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最新成果的启发下，开发艺术创作中那些过去不曾触及的领域。如探求新的审美规范，追求艺术的非理性内在表现、非艺术或反艺术的探索等，如强调艺术门类之间的渗透、艺术跨学科的融合；又如主张各艺术门类对自身“纯粹性”的探索、理性地追求艺术的形式科学等。
解构主义与现代艺术
可以认为，古典绘画、雕塑的形式表达是全面造型因素的综合，而现代艺术则使这种全面因素走向解体，它十分强调分析性――每一个流派都是抓住一个或若干因素，并发挥到极至，这实际上就是造型要素走向解构。如新印象主义――点彩派，是将综合的特定的色面与色彩关系分割为细小的原点，只有在一定的视距之外通过视觉的空间混合才能获得形象及各种关系的认知。而这种色的分割，即可视为一种色彩的解构。立体主义中的分析立体主义则是实现了绘画形体的***，他们把可见的客观形象分析、解体为短直线与几何块面，并按主观认识进行重新组合，它取消了绘画的深度、增加了第四量度――时间，即同时性，可以同时看到不同时间里的形象，进一步发展使之走向了理性主义的抽象。
而综合立体主义因它初步采用了多媒介（拼贴和材料的综合运用），使绘画和雕塑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进而发生解体并互相渗透。未来主义则发展了立体主义，将不同视点形与色的同时存在、同时出现，表示对以往的否定和对于瞬间发生的此时此刻的强调和重视。以色系、色线与形体的扭曲变化、模糊错叠表示速度、力度、能量等。至此，绘画在色彩、造型、主题乃至绘画与雕塑之间的边界等方面发生全方位的深层变革，使得绘画中的种种因素本身或因素之间的固有关系走向了解体甚至颠倒，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造型和色彩的解构。某些理性主义的抽象绘画，消解了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界限和二元主从的关系：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从而实现了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解体，走向了“纯艺术”的“纯绘画”之路。某些非理性主义的绘画，则走向了 “反艺术”或“反形式”的道路。如达达主义反对艺术中的任何组织和纲领。用喧闹、并置、机遇等非艺术性的手法去探索艺术。杜尚给蒙娜丽莎画上小胡子，把现成物品――小便器拿到展览会上当作艺术品展览，把撕碎的纸片洒在地上搞创作。他们还把彼此毫不相干的物体同时并置，以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都是艺术中的“反”艺术、反传统，也即解构。
雕塑是传统的体量艺术，以“雕”（减法）和“塑”（加法）进行创作。然而，20世纪的现代艺术家们一反传统，使体量的艺术转向空间和容量的艺术，从人物身躯四肢之间的空间，发展到身躯的内部和外部空间相结合。雕塑还进一步引入了“构”“多媒介”“运动”“光”等语言，加上其他一些“反”的手法，不但使体量的雕塑解构为空间的雕塑，而且使得艺术门类之间界限彻底消解。现代艺术中的绘画和雕塑，进入20世纪之后开始针对传统秩序的解体过程，大体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了普遍观念，并广泛地影响建筑创作。
结语
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甚至哲学，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们的发生、发展总是有某些内在的联系，或者理论先于艺术实践而指导实践，或者艺术在实践中使理论获得某种启示。我们看到，解构主义建筑不仅受到来自前苏联结构主义艺术实践的影响以及解构主义哲学理论潜移默化的熏染，同时，也受到来自绘画、雕塑等其他门类艺术的启示，从而形成今天席卷全球的解构主义建筑热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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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篇9
论文摘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我国当前新课程改革中备受瞩目，简要梳理了建构主义发展的历程以及其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改革中的影响。认为建构主义在当前我国新课改中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在新课程改革的实践应用中也存在缺陷。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我国当前新课程改革中备受瞩目。本文尝试对教育教学中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梳理，并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方面论述建构主义思想对我国新课改的影响。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建构主义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其理论渊源可以上溯至行为主义的学习论，后又 继承了认知心理学如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若干思想，以及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发展理论”思想，还有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的“认知一发现说”思想。总的来说，从行为主义学习论到建构主义学习论的演变过程，是一个由强调学习的客观主义到强调学习的主观主义的演变过程。
(一)行为主义学习论
行为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是对行为外部事件的考察；外部环境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对人们行动结果的强化会进一步影响后继的行为，学习就是通过强化建立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教育者的目标在于传递客观知识，学习者的目标是在这种传递过程中达到教育者所确定的目标，得到与教育者完全相同的理解。行为主义揭示人类学习的经典公式是：S(刺激)一R(反应)，强调“经验乃知识的惟～源泉”，明确提出教育与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这显然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学习观。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忽视教育传递过程中学生的主观理解及心理活动过程。这种缺陷受到后来的许多心理学、教育学研究者们的批判。
(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皮亚杰关于儿童知识的自我建构思想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直接基础。和行为主义者强调外部环境、刺激等客观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不同，认知主义者皮亚杰(Piaget)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他强调个体的内部认知结构。他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也称“***式”)中：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来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根据皮亚杰的这种认知建构主义观点，教学的目标是在于帮助学习者习得事物及其特性，使外界客观事物(知识及其结构)内化为其内部的认知结构，学习是一种“自我建构”，在这个建构中，要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皮亚杰理论的缺陷在于没有解决好客体问题而过于强调生物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历史性。
(三)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发展论”
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维果茨基进一步创立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和皮亚杰自我建构理论不同，维果茨基强调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作用，特别强调“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人的心理机能的形成是通过社会作用不断建构的，即社会建构，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社会性相互作用内化的结果。这种互动通过教学、日常生活、游戏和劳动等来实现。在他看来，对于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应当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抽象的观点，不是在社会环境之外，而是在同它们的作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加以理解。同时，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以后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发展影响极大。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运用这一理论作为儿童发展的指导，并通过支架的帮助使儿童达到其最高的发展水平，从而使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引导、帮助儿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最高的发展。
(四)布鲁纳学科结构论与发现学习法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发展论”先后在美国的流行，对于建构主义思潮的广泛流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布鲁纳为首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对其进行改造与运用，进一步推动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布鲁纳认为学科内容应是概念、命题、基本原理及其彼此的联系，认为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好的学科知识结构使“学习者不仅可以简单地、明确地把握学习内容，而且可以发挥迁移力，对有关联的未知的事物迅速地作出预测。”布鲁纳认为学习学科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学习处于知识结构最上层的概念、规则，才会出现学习的迁移，才能够顺利解决问题”。为此，布鲁纳倡导发现的学习方法。发现学习同其他学习方法一样，主要目的是获得知识，并且是客观性、简约性、概括性、结构性的知识。因此学生去发现的答案是教师已知道的，学生不是去质疑或发明而是去发现教师希望他们去发现的东西。布鲁纳的认知一发现说思想为以后更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总体上说来，布鲁纳仍然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强调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教学的目标在于帮助学习者通过一定的信息加工方式把外部客观事物及其特征内化为其内在的认知结构。
(五)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多媒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理想认知工具因而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西方愈来愈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其影响。建构主义理论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形成了激进建构主义等新的流派。激进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冯·格拉塞斯费尔德(Von．Glasesfeld)、格登(Gerdern)等。激进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关于经验知识的理论，它更多地是从认识方面与传统的客观主义相决裂。他们认为，世界是客观的，但是对于世界的理解却是个体的。相对于认知主义的观点——学习是全体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形成对某一事物的共同看法，建构主义则强调学习是每个学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构建、解释现实，教师只在其中起着辅助的作用。
由于个体经验的不同，因而个体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他们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新的建构主义流派更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教学方法，诸如源于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的支架式教学：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的抛锚式教学：学习者可以随意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同样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的多方面的认识与理解的随机进入教学等等。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情境”、协作学习对意义的建构作用；强调利用各种资源来支持“学”而非支持“教”；强调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意义建构而非教学目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发展至此，已经从行为主义的客观主义学习论到认知主义的相对客观论演变为以主观主义为中心的学习论。
二、建构主义对教育改革的影响
澳大利亚科学教育学者马修斯(M．Matthews)指出，建构主义是当代科学与数学教育中的一种主要影响，这种影响从近年来国际上出版的大量有关建构主义的著述中可见一斑，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1996年美国出版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科学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就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除美国外，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科学教学评价改革以及相应的教师教育改革在许多国家也都正在展开。例如在德国，基尔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杜特(R．Duit)博士倡导用建构主义理论改革科学教育：在新西兰，2O世纪9O年代中小学科学课程即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编写的：在英国，利兹大学的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把建构主义理论用于科学教学改革中。
在我国新课程改革中流行的建构主义理论多为源于维果茨基理论的社会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所以在我国教育界备受关注，关键在于其理论构想非常有助于我国教育界解决困扰当前教育的核心性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普遍存在“应试教育”，即普遍存在围绕考试、分数、升学进行教学的倾向和弊端。在教学中，将教学目标放在知识的传授上，甚至将考试目标作为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基本以讲授法为主，以大量的练习达到对知识的巩固与理解。教学的评价方式更为简单，以分数高低论学生优劣，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师和学校水平的唯一标准。其结果造成了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学生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教学更多的是训练学生的记忆力，而非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更谈不上培养其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面对当今全球发展趋势和我国对人才的需求，这样的教育已难以承担现代教育的重任。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产生则有助于改变这一切，其独特的学习理论让教育界耳目一新，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也从理论上有助于解决我国传统教育中的某些制约教育发展的问题。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到冯·格拉塞斯费尔德的激进建构主义理论、杰根的社会建构理论等等，他们共同的思想都是将学习置于学生原有经验的基础之上，并遵循其认识规律来进行。PI(’建构主义者重视学习活动中学生的主体性作用，重视学生面对具体情境进行意义的建构，这相对于行为主义的客观学习论是一种进步所以，建构主义的学习和教学观对我们当今的教学改革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建构主义在新课改实践应用中的缺陷
任何理论都有其不完善的一面，建构主义学习论也是如此。行为主义客观学习论强调在教学中重视知识的确定性和普遍性，这在学习的初级阶段是必要的，但它往往易使学生获得教条式的知识。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布鲁纳重视因知识问相互联系而形成的认知结构的作用以及经验的建构，看到了学习中具体性的方面，但是不够深入。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强调个人经验基础上的意义建构，侧重于探索如何使学生的认识由抽象走向具体，更适合于学生学习的后续高级阶段。但是，由于建构主义理论从行为主义的客观学习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任何形式的抽象和概括，这助长了知识的相对主义，同样也会在教育实践中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一)强调直接经验而忽视间接经验的系统学习，易导致整体教育质量的滑坡在教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十分流行，正愈来愈多地被用于促进学生的主动性和探索能力的研究。但是在实践领域，有经验的教师常常对建构主义者抱着批判的态度。建构主义实际上特别强调学生的个别、直接的经验，是否任何知识都需要经过学生的个别“意义建构”来获得呢?根据科学的教育心理理论，学生学习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以学习前人通过直接经验获得而积累下来的“间接经验”为主，直接经验的学习只是对间接经验学习的补充。如果过于强调直接经验，对于人类有限的生命来说，无疑是一种浪费。另外，从教育的立场上看，其结果和美国l9世纪末至2O世纪初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宣扬的思想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那次的教育运动是极其令人失望的，它直接导致了美国教育质量的滑坡，迫使美国自上世纪5O年代后期以来自上至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现状的改革。
有学者明显地表明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当前新课程改革应用中的担忧，指出过度强调学生的个人建构知识、情境学习而忽视教师在传授知识中的作用，显然不符合个人掌握知识发展能力的心理逻辑。对于我国的教育发展来说是有害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中，‘自然主义’和‘形式教育’的思想占据了支配地位，‘儿童中心’和‘能力训练’成为指导许多教育教学改革模式的主要原则，其结果是：知识的掌握被弱化了。”[41。”“要认真对待和克服‘轻视知识’为特点的教育思潮。这一思潮流行时间很长，影响已相当深广，已在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有所反映，因此，对它认真进行探讨、辨析、澄清和克服，尽量减少一些消极因素对新课改的干扰，避免太多的损失，不致付出过高的代价，应该说是必要的、有意义的。141。∞
对于教学实践的改革，也有学者进行了大景的探索，张奠宙认为“建构主义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如何用于数学教学，则要慎重研究。”l5l台湾小学数学教学推行建构教学法，已试验了五年，但无突出的进展。实际上，许多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是先记住会做，再逐步理解的。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是离不开基本知识的记忆和学习的，一切都要建构显然是行不通的。至少基础知识的建构与思想意识的建构必须区别开来。
(二)强调学习者的意义建构．缺乏对教学效果的衡量标准
后结构主义篇10
关键词：规范场论 理论结构 数学结构
正如江天骥先生 总结 的，“狭义的科学哲学(即一般科学方***)主要研究以下三大问题：(1)经验科学理论的性质与结构，(2)经验科学理论的语义学，(3)理论之间的关系与理论变化。过去往往把科学理论简单地看作一个全称陈述(或几个全称陈述的合取)，第一个问题便不需要加以专门研究……但是，要能够很好地解决理论评价问题也好，理论选择问题也好，都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科学理论。以往归纳逻辑或科学方***教科书所举的简单的科学理论的例子(例如：‘一切天鹅都是白的’或‘所有行星都按椭圆形轨道运动’)作为说明某一逻辑要点的例子是可以的，作为说明科学家如何评价，选择理论的例子，就完全失真。”[1](p1-2)可见，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是科学方***中其它问题的基础 ，科学理论结构问题的研究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科学理论进行。那么，作为最能体现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规范场论[2]，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问题一定有重要的科学方***意义。
一、 科学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结构观
在 现代 西方科学哲学中，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特别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加上现代数理逻辑的工具，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先后发展了四种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主要观点：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语义学的理论观、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和科学理论的模型。
1、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
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the received view)是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构造，正如萨普介绍的“出于对物 理学 进展的回应，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学哲学界已熟知，把科学理论构造成公理运算就可通过对应规则给出部分可观察的解释，这种分析通常被称为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公认观点’这个名称最初由putnam[1962]引入)。”[3](pⅴ)事实上，坎贝尔在1920年出版的《物理学原理》一书中，为了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同日常语言中对理论一词的各种用法区别开，他指出“一个科学理论就是命题的一个连通集(a connected set of propositions)，它包括两组命题：一组由关于这个理论所持有的一类观念的陈述组成，即后来哲学家所谓的‘理论陈述’；另一组由关于这些观念和其它性质不同的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组成，就是所谓‘对应定义’(赖兴巴赫)或“符合规则”(对应规则)(卡尔纳普)。”[1](p3)坎贝尔当时把前一组命题总称为假说，把后一组命题称为“词典”，并强调“类比”在理论 应用 时的重要性。坎贝尔对理论结构的看法，被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内格尔和享佩尔等逻辑经验主义者授受并发展成所谓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或标准观点)。按照内格尔的区分，科学理论有三个主要部分：(1)一种抽象的演算，(2)一套规则，(3)对抽象演算的解释或模型。这套理论后来被享佩尔精致化为内在原理、桥接原理和导出原理三部分，并由于科学理论只是被部分地解释，而称之为科学理论的部分解释观。
这种“公认观点”最大的问题是，把科学理论中的名词严格地分为“理论名词”和“观察名词”不能截然分开，并且“因为它对观察和理论区别的依赖使得它模糊了科学理论结构的一些认识论上重要并且具有启示性的特征。”[1](p108)另外，公认观点“困难的一个来源是这个可疑的假设：科学理论在其对象语言中含有一类语法对象(符合规则)，它们具有特殊的语义学的和方***的功能(给予理论名词的解释)。” [1](p5)还有就是，“存在由汉森、库恩、费伊阿本德和其它马上起来反对‘公认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科学哲学理论替代品，以及为其它理论观和科学知识观所作的争辩。” [3](p4)而使这种观点一蹶不振。
2、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
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都可统称为语义学的理论观(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heories)，相比之下，“公认观点”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论的语法分析，又称为语法学(语形学或句法学)的理论观。贝斯、范•弗拉森和萨普的语义学理论观(这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称谓)和苏佩斯，史尼德，施太格缪勒的结构主义(这也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理论并不是演绎地相连通的语句或命题的集合，而是由数学结构(‘理论结构’)组成的，这些结构作为同实在的或物理地可能的现象处于某种表象关系而被提出来。” [1](p6)
在对“公认观点”的批判过程中，语义学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逐渐明确“理论并不是命题或陈述集，而是可被大量不同语言形式描述或刻画的超语言实体。” [3](p77)范•弗拉森把理论结构看作构形相空间(confabulated state space)，认为理论结构的语义学理论观中，重点应讨论诸模型及它们的逻辑空间，以及理论结构与世界关系。[1](p173-p187)也就是说，理论结构与经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同构关系，这是通过把理论看作一簇模型，模型又是与世界结构同构而达到的。正如萨普后来总结的，“语义学观点把理论等同于某种抽象的理论结构（比如构形相空间），这种理论结构是建立在与现象的映射关系之中，理论结构和现象的关系是理论的语言形式系统的所指。其基本思想就是理论结构与合适地连通的模型簇等同。”[4]( pp: s105)
受布尔巴基数学结构主义思想的启迪，在亚当斯(e.adams)尤其是苏佩斯(p.suppes)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集合论公理化思想的 影响 下，史尼德在1971年出版的《数学物理学的逻辑结构》标志着结构主义理论观的建立，后来施太格缪勒和巴泽尔(bazler, w)等人作了很大的修改和应用，并与库恩合作用以解释科学理论之间的发展问题。这种观点试***用集合论谓词作为公理化的形式，将科学理论中多种函项，各种关系用谓词表达出来，先展示出理论的内在数学结构，由核心(core)k和期望应用(intended application)i所组成的对偶(k•i) 理论元素(theory element)，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 网络 (theory-nets)，理论网络又连成理论整体(theory-holon)[5]( p13)。结构主义理论观和范•弗拉森、萨普的语义学理论观一样，认为理论并不等同于提出理论时的命题集，而是语言外的理论结构，不过结构主义认为理论结构是可以用一个集合论谓词来加以公理化的集合论对象，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所使用“模型”是一个集合论的谓词。
3、科学理论的模型
从逻辑经验主义到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都涉及到“模型”，但它们中的“模型”互相不同，与“科学理论的模型”也有差异。在逻辑经验主义中，也常为了直观起见，建立一个已被完全解释了的体系(也可称为模型)，用来说明通过对应规则而被完全解释了的形式体系，它与部分解释了的形式体系的区别在于认识论结构方面，前者是逻辑上居先的命题决定出现在它下面的层次中的术语(或命题)的意义，也正因如此而有解释作用。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中的“模型”主要是指理论的一种逻辑演算的形式，正如“范•弗拉森认为的，‘模型’一词的用法是从逻辑与元数学中派生出来的，模型一词指的是‘模型类型’”。[6] (p91)事实上，逻辑经验主义 时代 之前的模型一直处于被漠视的地位，直到语义学理论观那里，模型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r.b.braithwaite 在《经验科学中的模型》开始认为模型具有与理论不同的认识论结构，而语义学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中的“模型”也得到重视，几乎达到与理论同等地位看待。到语义学理论观阶段，已有“理论是模型集”的口号[4]( pps111)。但是总体上来说，模型在科学哲学仍然被看作“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传统”[7]( p34)。
近年来，在科学哲学中研究科学模型是为了“评定科学事业中模型的实际作用、功能。” [7](p34)当然，人们是逐渐认识到模型在具体科学中的作用的，“功能不同的模型都能发挥出一个突出作用就是：解释(例如,harre,1960;hesse,1966; achinstein,,1968)，理论模型的解释优势经常与类比的应用相联系。” [7](p348)最后，人们认识到适合描述科学理论的模型，所具有的说明能力和创造，这基本上体现在常说的“建模”活动中。而对模型的科学哲学研究，也进入到“从模型在科学中的作用到它们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的阶段，也促使对科学模型的研究转向为自然化认识论的一部分。
二、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意义
1、对现有科学理论观的分析
从上节对已有科学理论观的介绍，我们就知道各种已有科学理论观是有其优点和缺点的。从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到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由于“公认观点”强调科学理论是由命题(或陈述)集组成，对科学理论的分析也就是利用现代逻辑对其中的科学语言进行句法学(语形学)的分析，其中虽有语义方面的分析，但只表现为一种经验语义学。相反，不论是语义学的理论观还是结构主义的理论观，都否认理论是命题的集合，而认为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的，考察科学理论的结构重点是看这些数学结构与现象之间的一种语义关系。而科学理论的模型，则从语义学理论观中逐渐对模型的重视，试***转变为直接研究科学模型，尤其是突出科学模型的自然化认识论作用。可见，科学理论结构观的这种发展趋势，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只是一种从语形学到语义学和语用学转向的趋势(因为自然化认识论更多的要涉及到研究者。)
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从数学的观点看，“公认观点”强调科学理论是由命题集组成，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则强调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科学理论的模型最终是强调数学建模，也试***直接以数学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可见，这里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科学理论由命题集组成向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转向的趋势。
这种转向到底正确与否，值得我们反思。虽然，萨普后来回忆道：“公认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论的核心，在有一千二百多人作为听众的那个夜晚它死亡了，那是1969年3月26日——一个关于 科学 理论 的结构的illinois会议的第一天晚上……c.享佩尔这位‘公认观点’的主要 发展 人，作为会议开始发言人，人们指望他提出公认观点的最新方案，相反他却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放弃公认观点及其赖以存在的句法学公理化 方法 (hempel 1974)，突然我们意识到战斗胜利了，而会议变成我们现在应向何方的热烈探讨。”[4](pp.s102)这是萨普在1998年的两年一度的科学 哲学 联合会上的回忆，并指出“公认观点”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的头两条是“理论不是语言实体因此是不适合个体化的”和“对应规则带来的混乱”。但是，三十年后，语义学和模型的命运又如何呢？1998年的会议上，newton da costa 和steven french 总结 道，“8年后，在《科学理论的结构》（1969年illinois 会议的总结性论文集）一书出版时的后记中，萨普声称‘语义学的理论观……是作为取代 分析 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的唯一竞争者’(1977，709)。20年后，他坚持认为‘今天语义学的理论观可能是科学哲学家们广泛持有的关于理论性质的哲学分析’(suppe 1989,3)。30年后我们在哪里呢？大量的工作是关于科学模型的性质、它们的 应用 及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问题 。” [8](pp.s119)并在最后总结道：“或许在科学哲学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科学实践的表征。” [8]( pp.s125)这种回顾表明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理论结构问题的探讨还是以理论和模型的关系为重点，并更看重科学实践。
因此，我们认为“公认观点”和后来的理论结构观都有偏颇。公认观点虽然由于把理论视为语言实体，进而分成理论语言和经验语言两个层次，又不得不用容易引起混乱的对应规则连接起来，其最大优点是使用了大家所熟知的以命题为要素的公理化体系，符合人们对理论结构的处理习惯，比如发现理论与观察不一致时，可适当调整某些命题；其最大缺点却是如此划分的结构有许多内在不一致性，并且不利于整体把握理论与理象之间的适宜性，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虽然克服了公认观点的缺点，但是它对句法学的排斥也就不利于直接指导科学理论中命题的修改，也不如“公认观点”中句法学和经验语义学那么精细；其优点就是对理论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其中的数学结构的凸显有利于整体评判，其中对模型的强调也弥补了理论与现象***的一些缺点。而科学理论的模型只是一种试***直接以科学模型为 研究 对象的努力。
2、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意义
规范场论最完备的数学基础应该是纤维丛理论，纤维丛理论是相对完备的一套数学体系，要想越过纤维丛理论，而直接对像规范场论(包括量子场论)这样的物理理论进行句法学的分析，特别是找出明确的对应规则与具体的经验名词逐条对应就会出现前述公认观点的困难。实际上对于量子场论的解释分歧也很大，比如p.teller(1990)的谐振子解释，试***用量子化的谐振子描述量子场论，认为量子场形式地等效于谐振子的无穷集，从而我们就能想象按形式上等效于振子的量子化方法对场进行的量子化，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比量子场更好地理解量子化振子”。而另一种关于量子场论的解释是玻姆（1987）的因果性解释，这种解释认为量子场有跟经典对应物同样的本体论，虽然其动力学完全不同，那么我们能理解经典场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理解量子场到什么程度。然而，nick huggett 和robert weingard 认为，量子场论只能在某些范围内可用谐振子的方式解释，谐振子的方式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误导，相反可能有些解释会比teller的更好，而玻姆的解释也有诸如不满足洛仑兹变换等问题。[9] (pp.370-388)事实上，能从规范场论中直接推演出一些能用实验测定的参数就很不容易，比如标准模型中三代物质粒子的质量，必须通过引入所谓的汤川耦合项，使其成为标准模型中待定的参数，可见，要找到“公认观点”中的观察名词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由于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的确避免了对应规则和观察语与理论语言区分的麻烦，强调具体的有个性化的理论分析，使其更有活力。比如范•弗拉森的量子力学模态解释，结构主义对经典物理和相对论的解释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把它们用到规范场论上，虽然理论结构会更清晰，但是也会有其麻烦，比如用语义学的理论观分析规范场论，一定要寻找规范场论的超语言的结构，不论是抓住其中的对称性引起的群结构，还是几何属性引起的纤维丛理论这种数学结构，仍然面临当这些数学理想化条件满足时，它们与现象如何联系起来之类的问题。不论是萨普用实验检验的办法以达到一种准实在论的终点，还是范•弗拉森强调每个真实系统只是理论描述的状态空间中的一种可能情况以强调其模态解释观，或者结构主义强调理论元素形式的 网络 结构以便阐明科学理论的动力学变化，都会因为仍然固守经验主义的教条，最终避免不了形式主义的特征，也就是用各自的科学哲学框架去套某一科学理论是如何与现象结合的，却达不到预期目标。这正印证了david pearce和veikk.rantala所作的评论，“首先，完全抛开句法来描述理论t等于把语言的有意义方面连同无意义方面一起抛弃了。没有语法和语汇，对理论t的逻辑分析或证明论分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不难看到，使用语言学和语义学概念所能作出的区分比集合论描述所能作出的更为精细。”[1]( p329)
可见，无论是从语言哲学的层面看，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语形学(句法学)、语义学到语用学考察的转向，还是从分析工具的角度看，认为科学理论由命题集组成到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的转向，都强调科学实践的作用，前者通过强调语用学维度而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后者通过强调科学理论中的数学结构而强调了科学工作者的实际工作中对数学工具的依重。其实，在一般哲学层面上，阿佩尔在论述科学主义和先验解释学的关系时就指出：“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子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0] (p108)。而在具体方法上，如果说p.苏佩斯的著名口号“科学哲学的正确工具是数学，不是元数学(metamathematics)”[1]( p178)中的“数学”，还不是科学理论中的数学，而是指使用数学研究科学理论而不是使用逻辑方法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也应跳出语言和经验论的范围，重新思考。
在一般哲学层面上，退一步回到科学知识的先验基础，比如在康德认为本义上的 自然 科学包括先天综合判断，其中的先天性即普遍必然性是可以通过数学表现出来的，康德甚至强调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中有“形而上学和数学的构想在其中交互 影响 ”，那么对于最好地体现了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一些物 理学 基础理论，从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到量子场论、规范场论等，其中的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先天地和所使用的数学联系在一起。
在具体方法上，就要进一步进入到科学理论的数学基础，所以在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始终要抓住其中使用的数学，这是是完全有必要而且可行的。在科学方***中，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最好是直接分析其中的数学及其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分析在一般自然科学本身内部就是如此进行的，表面看来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是无意义，因为这是科学工作本身，而不是哲学研究。但是，站在 现代 数学的高度综合这一特征的角度看，规范场论是完全可以用纤维丛理论形式体系化的，纤维丛理论本身就是对规范场论的最好公理化体系，或者说最好的理论结构，最好的数学模型。只要我们比苏佩斯用数学分析科学理论更进一步，我们就要直接分析科学理论中的数学。而相比之下，如果说已有的科学理论观有其存在的必要的话，是因为它们能规范地研究各种不同的科学理论，找出不同科学理论的共同结构，从而好进一步研究这些科学理论的解释，不同理论的比较，相互关系以及评价等问题，但这些工作用在一般科学理论上或者对这些科学理论进行泛泛的研究是可以的，而面对象物理学中的规范场论这种基础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显然不够，也没有必要。
事实上，把纤维丛术语和规范场术语对应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可以从流形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的各个分支，甚至各种时空观、物质结构观和自然界中的四种相互作用都可以从流形的观点给出一种统一的说明。而从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到规范场论等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框架下比较，包括对同一种理论的不同理论提法也可比较研究。当然这种观点是从规范场论开始才明显的，所以我们称它为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意义的表现。
参考 文献 ：
[1] 江天骥主编，卡尔纳普等著，科学哲学和科学方***[m]，华夏出版社，1990年。
[2] 李继堂、桂起权，从康德的科学哲学到规范场论——关于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6)。
[3] frederick suppe,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second edition, 1977,pv。
[4] frederick suppe,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theories: an assessment of developments 1969-1998，.philosophy of science, 67(proceed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