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结构主义论文篇1
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上的普遍的***，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摘要]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思想原则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国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将语言学模式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结构主义文论排除文学的所指，专注于能指，力***建构文学的内在结构，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语言学模式并且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文学研究。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二项对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结构主义论文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内在具有三大结构性张力，即“民族的与世界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一充满张力的实践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其有效整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三种文化资源，内在的结构形如一颗“智慧之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孕育这颗智慧树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这颗智慧树的“根脉”，马克思主义构成这颗智慧树的“主干”，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则是这颗智慧树的“枝叶”。如上四大基本要素相互依赖，有机统一，并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共同促进智慧树茁壮成长。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结构；智慧树
DOI：10.15938/ki.iper.2016.05.007
中***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5-0031-05
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为基本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有效吸取和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三种文化资源凝练而成的。然而，学界对如上三种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架构中的位序、作用和功能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关系的界定存在相异甚至相反的论断。比如，有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1]，有的学者则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理论基础”[2]；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在实践，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不一而足。因此，笔者在梳理总结学界已有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树状结构”的解释模型，以期能对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结构有所助益。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土壤”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归根结底都源于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实践过程，并反过来规范和引导现实生活过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其具体内涵和外延而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关系在价值观上的反映。正如李星所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且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4]。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自觉和价值导向，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规范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很可能因丧失价值引领而误入歧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丰富、多维和深层的“文化结构”，同样也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深厚的“土壤结构”。要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的文化结构，有必要对孕育它的“土壤结构”进行剖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由“世界之维”“历史之维”和“国情之维”组成的立体坐标系中展开的：第一，就“世界之维”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步入“全球化”的历史前提和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宏观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既要有民族的主体意识，又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去，用辩证批判的历史理性去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第二，就“历史之维”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中国***九十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发展史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断裂。这一历史方位决定了我们必须既要批判吸收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伟大实践中积淀而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对之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第三，就“国情之维”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这一基本国情使得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任务显得尤为繁重和复杂：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首先需要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又需要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意识和未来眼光去对待资本主义的已有文明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如上三维向度使得它必须在如下的三大结构性张力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即“民族的与世界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这三大结构性张力也在根本上决定了当下中国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基本原则和方向。由24个字为基本内容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三大结构性张力中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因为它既具鲜明的民族特色，又与世界的主流价值理念相呼应；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继承和发扬，又充满时代特色和现代气息；既批判吸收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诸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性成果，又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赋予其社会主义的新内涵。它既没有“照着传统讲”，也没有“照着西方讲”，更没有完全撇开中西方已有的文化成果去“另起炉灶”，而是立足于中国特殊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接着传统讲”，“接着西方讲”，“接着马克思主义讲”。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结构上相契、在功能上相适应、在内容上相匹配，就是因为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土壤”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价值体系，后者的多重矛盾及其内在张力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综合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组成一个新的“生命体”。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根脉”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成果，并通过长时间的历史传承和积淀，以各种方式深深地嵌入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之中，范导着我们每个人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正如所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当代中华儿女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进行思想文化创作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当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滋养，“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汇聚了儒、释、道、法、墨等于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蕴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有利于个体道德修炼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精华。在天人关系的自然观、群己关系的社会观、人我关系的道德观、身心关系的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可以为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海德格尔曾指出： “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能从人有个家园和从传统中扎了根中产生出来。”[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是如此，诸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我们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典籍、诗词佳句、名人典故中找到相应的“根脉”和“因子”。比如：关于富强，早在《尚书》中就有关于“裕民”“惠民”的思想，在《管子・治国》中就明确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儒家更是直接把“富民”作为“仁***”的重要手段和目标，孔子有“富之”而后“教之”的施***方略（《论语・子路》），孟子认为“无恒产则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荀子・大略》），可以说是“儒道一以贯之”，历朝的统治者也无不把强国、富民、安民作为重要的治理目标；再以“民主”价值观为例，其与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就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立君为民’，到贾谊的‘民为***本’，最后发展到黄宗羲的‘民主君客’，从而成为中国的传统***治思想”[8]；此外，诸如 “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坡全集・书王奥所藏太宗御书后》） 的文明观；“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和谐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的自由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篇》）、“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大小莫不载”（《管子・形势解》）的公平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的法治观；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敬业乐群”“人无信不立”“仁者，爱人”等，都与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传统文化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充满时代气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传统文化而更具文化根基和历史厚重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博大精深的内容，又通过各种物质遗产、制度礼仪、文学艺术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不仅可以在内容上不断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丰富多彩的形式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外显和表达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长河中那些感人肺腑、深入人心的名言典故，深得国人喜爱的各种诗词、戏曲、散文、艺术、绘画等，无疑都是新时期培育、诠释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契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色、彰显民族品格。此外，包括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道德主体意识、内省自律修养方法、知情意行统一的品德结构和心性修养的理念”[9]，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提供方法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游离于民族文化之上而在真空中产生的，更不能漂浮在意识形态的空中，而应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言：“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他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10]脱离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必定是“无根的浮萍”，唯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在当代中华大地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主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整合了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但它既不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正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所赋予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和“主干”，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24个字无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蕴和价值禀赋。
就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言，我们倡导的富强，不是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更不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而是“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繁荣强盛的有机统一，是和平发展与共享共赢的崭新模式”[11]；我们倡导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少数有钱人的游戏，而是主体广泛、内容真实、运行高效、内涵丰富的民主；我们倡导的文明，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片面追求价值增殖的文明，也不是道德伪善、精神荒漠化的文明，更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文明，而是集物质文明、***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于一体的全方位的文明；我们倡导的和谐，是以消灭“私有制”这一造成不和谐根源为旨归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个体内在的身与心的全面和谐。
就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言，我们倡导的自由，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的“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因为“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12]。其是在实现人的彻底***的基础上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自由，是消灭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依赖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性”之后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倡导的平等，不仅是“消灭阶级特权”的平等，而且是“消灭阶级本身”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3]。我们倡导的公正，不是仅限在“机会公平”和“程序正义”意义上的形式公正，而是机会公平、程序正义和结果平等的有机统一。我们倡导的法治，不是简单的三权分立、司法***，而是“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坚持***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11]。
就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言，我们倡导的爱国，不应是对“阶级国家”这一“虚幻的共同体”[14]的维护，而是基于“人民国家”这一“真实共同体”基础上的爱祖国与爱人民的统一；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我们倡导的敬业，不是在资本主义这一“现代奴隶制”之下带有强制性的“异化劳动”和“谋生劳动”，而是“谋生劳动”和“自由劳动”的统一，是“敬业”与“乐业”的统一。我们倡导的诚信，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在功利层面迫于市场的契约关系和信用惩戒制度的“信而不诚”的法律意识，而是建立在“诚者，天之道也”这一本体论境界之上的“诚”与“信”相统一的伦理道德精神。我们倡导的友善，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人相互排斥和算计，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家庭式的友善；不是资本主义下“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的伪善，而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亲善。
如上所述，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理念为“主干”才支撑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厦，使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避免因字面的相同或相近而与传统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相混淆，并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得到层次更高、内涵更深、范围更广的诠释。
四、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枝叶”
人类文明总是在累进式的关系中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游离于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的“乌托邦”，而是在批判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
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范畴的起源语境而言，其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理论武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治制度一道构成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整体框架，不免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如果剔除其在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阐释”和在现实层面的“选择性实践”，这些有别于古代农耕文明的思想价值观念又确实表征着人类***治文明的进步，符合历史进化的总方向，无疑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治遗产，是人类近代文明的结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享性，不可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对这些口号的批判也不是要否定这些价值本身，而是批判这些价值观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实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的理想社会。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在农耕文明的土壤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其整个精神气质带有自然经济、宗法血缘和官僚文化的气息。尽管我们也能在传统的典籍文本中找到一些关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的思想材料和价值资源，但就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范式和价值体系而言，这些价值观念本质上是在有别于农耕文明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我们是在未经资本主义文明充分洗礼的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的，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诸如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压制民主、不守信用、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家长制等各种现象仍或隐或现地大量存在。从这一层面而言，我们也需要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性价值观念来肃清我们传统文化之根中大量存在的的“流毒”和“病菌”，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颗智慧之树才能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五、余论：结构与功能――四大要素的作用机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宛如一颗“智慧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分别构成这颗“智慧树”的四大基本要素――土壤、根脉、主干、枝叶。此四大要素在这一“智慧树”的整体结构中发挥各自的功能：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孕育这颗智慧树的“土壤”，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三者相统一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同时，其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根本态度和方法的最终依据与衡量其利弊、得失、成败的检验标准。思想文化及其内在的价值观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引领和规范社会实践，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也在于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根本标准和评价尺度对它们进行评价、鉴别和取舍，并在实践中不断吸取养分，推动三者向前发展。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滋养这颗智慧树之“根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国特色”的重要标志。“根深”才能“干硕”而“叶茂”，作为“主干”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枝叶”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唯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衔接好，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中国化，才不至于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沦为“无根的浮萍”，才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也才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土壤”中不断地获取新的营养和源泉而永葆生机。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这颗智慧树的“主干”，是智慧树的灵魂之所在，统摄、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因马克思主义之“主干”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并撑起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使命和任务。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之“枝叶”也因马克思主义之“主干”才能“开花结果”，否则便会沦为悬浮在空中的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
第四、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作为“枝叶”，是这颗智慧树之多姿多彩的体现，也是智慧树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机制。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唯有与整个人类文明的“普世之光”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地从人类文明中汲取阳光和雨露以发展壮大自身，才能既“与时俱进”又“与世偕行”。“叶落”而“归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反过来也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和启发。其最后也将与马克思主义一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大熔炉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国学，“民族的”与“世界的”最终将融为一体。
以上四大基本要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颗“智慧树”中得到有机统一，并发挥各自的作用和功能，共同促进“智慧树”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沈壮海.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释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8.
[2]陈振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5）：55.
[3]殷忠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9）：73.
[4]李星.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之维度张力与方法[J].思想***治教育研究，2014（5）：39.
[5].在中央***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5（0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
[7][德]贡特・奈斯克，等.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M].陈春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69.
[8]居云飞.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63.
[9]张艳清.中华传统伦理思想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研究[J].理论学刊，2014（11）：110.
[10]夏榆.哲学家汤一介：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J].南方人物周刊，2005（16）.
[11]任中平.凝聚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N].人民日报，2015-04-20（02）.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
结构主义论文篇3
1.1摹仿论的内涵
关于摹仿论﹙Mimesis﹚的最早论述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柏拉***和亚里士多德，它是文学批评中最古老和最根本的一个理论，“柏拉***和亚里士多德对摹仿论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从许多方面来说，西方文学批评史是对这些论述的重复，只不过以不同的术语表达而已”［1］。柏拉***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对自然的摹仿，而自然本身是对形式﹙Form﹚的摹仿，所以艺术是对复制品的再复制，摹仿并不能让我们理性地或更好地认识世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家不仅仅是摹仿者，还是一个运用理性的创造者。摹仿不是让艺术品像镜子一样再现自然世界，而是通过某种媒介物﹙比如语言或颜料﹚来完善自然世界。因此，摹仿是一门技艺，一种知识，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和目标，人类只有通过摹仿才能认识世界。当代学者马修•波托斯基﹙MatthewPotolsky﹚在《摹仿论》一书中认为文学领域有3种摹仿：修辞性的摹仿﹙RhetoricalImitation﹚、戏剧﹙Theatre﹚和现实主义﹙Realism﹚。贝尔西的批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和现实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关系密切，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乐观地相信通过语言和***像，人类能够准确完美地再现外部的客观世界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与现实主义联系最紧密的文学体裁是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它是当时法国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巴尔扎克和龚古尔兄弟是法国现实主义小说最杰出的代表；英国则诞生了狄更斯和萨克雷这样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现实主义认为文学作品要以现实为基础，描写生活、反映生活，文学应该是对现实的典型表现。为此，现实主义注重在细节描写上准确地和外部现实相一致，逼真﹙verisimil-itude﹚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现实主义文学是复杂多样的，它也融合了其他非现实主义体裁，比如传奇和浪漫剧。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曾经说过：“《匹克威克外传》是一个真花园，里面有虚构的蟾蜍。”［2］但是，不管有多复杂，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都遵循一个隐含的前提：小说摹仿现实。这种观点认为现实预先存在于文学作品之外，“现实主义建立在一个潜在的共识上：现实存在于语言网络之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实体﹙historicalmateriality﹚，我们对这个实体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来拓展和交流这种认识”［3］。
1.2贝尔西对摹仿论的批评
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认为摹仿论是错误的。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无物”，所以也无从“摹仿”。贝尔西没有这么极端，她认为：“后结构主义者没有﹙通常而言﹚怀疑世界的存在，他﹙她﹚们的焦虑是，到底有哪些东西我们能很肯定地宣称自己已经了解了。”［4］71也就是说，问题不是“什么存在”，而是“什么可以说存在”。贝尔西不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但也认为，若没有语言，存在亦无法被理解。没有语言，世界只是一块没有固定意义的疆域。它“可能被感知为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而语言将它划分成各个实体，这些实体在人的感知中似乎也成为自然的、各不相同的了”［5］57。也就是说，语言区分或者说划分﹙differentiate﹚了连续统一体，区分﹙differentiation﹚的结果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或者现实。在贝尔西看来，世界是有意义的，而意义只来源于语言，因此没有超越语言的世界。小说摹仿现实﹙世界﹚，等于小说摹仿通过语言建构起的现实﹙世界﹚，就等于小说摹仿了语言。由于小说本身就是由语言构成，所以这种观点是一种同义反复﹙tautology﹚，是没有意义的。贝尔西的思想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能指﹚并不是一个外在事物的系统命名法﹙nomenclature﹚或标签，语言符号没有临摹或反映外部世界，它甚至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通过自身的否定区分性﹙negativedifferentia-tion﹚对感知进行区分，并由此产生意义。索绪尔在讨论语言的同一性时举了街道的例子：“一条街道为什么能够从头到尾重新建筑还仍不失为同一条道路呢？因为它所构成的实体并不纯粹是物质上的。它以某些条件为基础，而这些条件，例如它与其他街道的相对位置，却是跟它的偶然的材料毫不相干的。”［6］也就是说，此街道名称的意义来源于和另一街道名称的关系———否定的、相互不同的关系，而不是来源于构成此街道的物质材料。因此意义和物质世界无关，而是来源于语言系统本身。
1.3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认识论
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的源头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历史就是索绪尔的思想被后人以不同的方式采纳的故事，尤其是被二战后的法国人”［4］10。同时，她认为后结构主义并非一个思想运动，也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后结构主义被用于命名一种理论或者一组理论，它关注的是人类、世界和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实践是指意义的生成和再生成。”［4］5从这个角度讲，它首先是一种哲学上的认识论，然后才是文学和文化批评。索绪尔认为符号由所指和能指组成，所指和能指都是非物质的心理现象，能指是指音响形象﹙soundpattern﹚，所指是一种概念﹙concept﹚；语言则是由符号构成的系统，“对索绪尔而言，语言符号是完全非物质性的———尽管他不喜欢用‘抽象’来形容它”［7］。索绪尔认为书写是***的、次要的和附属的符号系统，和书写相对应的是音响，而不是概念。因此，书写和言语﹙音响﹚的关系就如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用德里达的话说，书写是“符号的符号”﹙asignofasign﹚［8］。后结构主义和贝尔西都拓展了能指的范围，认为书写也是一种能指。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说道：“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一个符号是由一个能指﹙音响形象或书写形状﹚和一个所指﹙概念﹚构成的。”［5］54在《后结构主义简介》﹙2002﹚中，她进一步说道：“索绪尔把符号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能指，声音，单词，短语或者相对应的***像；其二是所指，即符号的意义。”［4］11贝尔西其实是延伸了索绪尔的能指概念。由此，贝尔西认为语言从广义上来讲包括所有的表意系统﹙signifyingsystems﹚，除了单词和***像，还包括象征物。相应的，“意义并非只来源于单词，***像、地***、交通信号灯和手势都有意义不管这些指示物是说出的、写下的、画出的或物质的，这些指示物都在表达意义，而我们要学会解读这些意义”［9］44。肯定能指的物质化是贝尔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标志着她的思想属于后结构主义。同时，肯定能指的物质化也为贝尔西后来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打下基础。
2颠覆表现论———语言和主体
2.1表现论的内涵
如果作品的意义不是来源于现实，那么作品的意义来源于何处？在作者那里吗？表现论﹙Expres-sivetheory﹚就持此观点。表现论认为作品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可靠来源。表现论的兴趣聚焦于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从作者到作品。为了了解作品，它常常去了解作者的家庭情况、性取向、婚姻、工作、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阶层等。18世纪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的传记批评《英国诗人的个人生活》﹙TheLivesoftheEnglishPoets﹚是表现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除了传记批评，表现论还包括早期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和早期的女权主义批评。表现论的出现和“作者”地位的提高有密切的联系。古希腊的柏拉***认为诗人只是缪斯的代言人，灵感来源于缪斯，疯狂的诗人只是诗歌的吟诵者﹙rhapsodist﹚，这种观点当然和古希腊口头文学的传统有关系，这时的作者﹙诗人﹚没有原创性。中世纪的作者主要是指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者。他们扮演了好几种角色：誊写者﹙scriptor﹚、编辑者﹙com-pilator﹚、评论者﹙commentator﹚和写作者﹙auctor﹚。他们总算获得一些威信，但是这种威信追根溯源是来自于上帝，而非作者本人。因此，中世纪的作者虽然受到尊敬，但也缺乏真正的权威性和原创性。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和15世纪末出现的活字印刷有关系。虽然一些作家认为印刷术玷污了手稿书写的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刷术满足了***书市场发展的需求，给作者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为写作成为一门职业提供了保障，也提高了作者的社会地位。同时，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导致版权的出现，英国在1710年第一次通过版权保护法，即所谓的安妮法﹙StatuteofAnne﹚，完成了版权从印刷特权到作者权利的变革。版权的发明肯定了一种新思维：作者是书籍这种特殊商品的创作者，因此也是它的所有者。这种思维极大地提高了作者的声望，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在18世纪晚期终于形成。把“作者”推到巅峰地位的则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亦受到洛克﹙Locke﹚经验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的获取只能通过个人对世界的感知﹙perception﹚。这决定了浪漫主义诗人对作者，尤其是诗人自己在文学创作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期待。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写道：“因此，我仍如往日，喜爱草原、森林和崇山峻岭，喜爱这绿色世界的百态千姿，喜爱我耳目所及的森罗万象———其中，有仅凭耳目察觉的，也有经过加工再造的。”［10］耳目的功能不仅是“察觉”，而且还能“加工再造”，这凸显出作者﹙诗人﹚的强大力量。“柯尔律治甚至认为‘什么是诗？’和‘什么是诗人？’几乎是相同的问题。”［11］在研究浪漫主义诗学理论的经典著作《镜与灯》中，艾布拉姆斯﹙Abrams﹚认为18世纪英国的文学创作模式不再认为作品是对自然的反映或者对前人的模仿，而是强调作者就像一盏发出光芒的灯，是作品形成的唯一来源。“面对大自然举起的镜变得透明了，让读者可以深入了解诗人的思想和心灵。”［12］于是，作者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具有原创性的天才，甚至神灵。作者﹙author﹚变成权威﹙authority﹚，成为理解作品意义的唯一仲裁人。由此可见，如何理解“作者”这个概念影响了我们如何阅读和评价作品。
2.2贝尔西对表现论的批评
20世纪以来，不少文学理论试***表现论，比如韦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1954年提出的“意***谬误”和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读者批评理论。但是，在贝尔西看来，二者都没有从根本上达到目的，她认为只有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才真正达到此目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批评了表现论：对语言﹙能指﹚的理解既不能参照客观世界，也不能参照所指﹙概念﹚；意义是能指指向另外一个不同的能指时留下的痕迹﹙trace﹚，而不是来源于作者的意识；由于所指一直被延异，无法触及，所以文本本身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undecidability﹚。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并不是贝尔西关注的重点，1980年出版的《批评的实践》中就没有关于德里达的章节，和德里达相关的章节是在2002年的第2版中才被添加进去。贝尔西是通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拉康的“主体”理论了表现论，“主体”﹙subject﹚是西方思想中极其重要的概念，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往往会在某些观点上有极端的一面，但是在这些观点中，关于主体的论述是最令人愤概的﹙scandalous﹚。”［4］65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我们和现实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为了维持这种直接关系而产生的话语、***像和概念，我们生活在这种表象之中，并且通过这些表象来认识世界。但是这种认识乃是一种误识，阿尔都塞认为我们误识了这个意识形态中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无意识里想要这么做。意识形态通过询唤﹙hailorinterpellate﹚把实在的个体塑造成主体，意识形态并非抽象的，它存在于我们之中，发生在我们身上。法语原文“interpeller”有两个意思：第一，召唤，大声叫某人；第二，询问，质询。意识形态既引诱我们又强迫我们。意识形态以主体为基础，二者互相依存。阿尔都塞认为“除非通过主体和因为主体，否则就没有意识形态”［13］。而只有意识形态才具有把实在的个体塑造成主体的功能。个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召唤和质询，甘愿选择了他们融入这个社会所必须接受的主体地位，成为主体﹙sub-ject﹚。“subject”这个英文单词在这里有两种含义：第一，自我，主体，主观；第二，臣民，臣服者。主体误认为自己是自主的和自由的，其实主体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支配，是一个臣服者。贝尔西认为作者就是主体，作者貌似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实则不是。贝尔西也认同拉康的思想，认为主体是在语言中被建构的，个体只有在“象征界”﹙广义的语言﹚中采用了主置———即认为自己是万物之源、是自主的，这个主体才能产生意义。也就是说，意义来源于主体，主体由语言组成，因此，意义来源于语言，而不是主体的意识。由此，贝尔西认为作为主体的作者既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作品本身意义的来源，表现论因此是错的。
2.3贝尔西的“主体”批评观
拉康认为个体一进入象征界﹙语言﹚形成主体，主体就必然是***的。贝尔西接受了此观点，她说道：“个体实际上经历了两次的***。在‘镜像阶段’，婴儿把自身认作别的东西，一个映象，外在于她这个感知的自我，由此造成被感知的我和正在感知的我的必然***。进入语言后，又必然出现强化第一种***的第二种***，即话语中的我、叙述主体与讲话者的我、表述主体之间的分离。这样就有了意识自我（即在话语中出现的自我）和说话者自我（只有部分地在那里表现）之间的矛盾。”［5］85“***的主体”这个思想给贝尔西的文学批评带来两个结果。第一，贝尔西偏爱富有***的主体的文学。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和戏剧中有很多***的主体，因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对统一的主体这种观念心存疑虑，这个时期的文学也就成了贝尔西早期研究的重点。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列举了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在波兹沃斯战役前夜从一个预言他死亡的噩梦中醒来时说的话：“怎么！我难道会怕我自己吗？旁边并无别人哪。理查爱理查；那就是说，我就是我。这儿有凶手在吗？没有。有，我就是；那就逃命吧。怎么！逃避我自己的手吗？大有道理，否则我要对自己报复。怎么！自己报复自己吗？呀！我爱我自己。有什么可爱的？为了我自己我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吗？呵！没有。呀！我其实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干下了可恨的罪行。我是个罪犯。不对，我在乱说了；我不是个罪犯。”［5］111112贝尔西认为这段独白中的句法将自身既视为主体又视为客体，其中的肯定﹙“我就是我”﹚和矛盾﹙“没有———有”，“我在乱说了；我不是”﹚都表明作为意义和行为来源的主体是***的。她的这种思想在1985年出版的《悲剧的主体：文艺复兴戏剧中的同一和差异》一书中得到更加详细的论述。第二，贝尔西提出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贝尔西认为读者也是主体，但是她认为读者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应该轻易地屈从于意识形态和作品内容的蒙蔽。拉康认为主体在被建构的同时，无意识也被建构并存在于主体***时形成的缝隙中。无意识是一种破坏意识形态控制的潜在力量，这使作为主体的作者具有与生俱来的抵抗力。“积极的读者”这个概念强调了“具体的个体和构成他们主体性的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5］5。
3阅读的策略：无意识和积极的读者
3.1现实主义的“询唤”
在贝尔西看来，读者在阅读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却把读者询唤为主体，排除了让读者直接面对文本中的矛盾的可能性。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一书中以英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例批评了它的询唤功能，这种询唤功能具体表现在：第一，小说中的人物询唤读者，使之产生共鸣。比如阅读完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后，读者会觉得自己像科波菲尔一样是一个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人，是自己命运的最终控制者。第二，小说中的叙述者询唤读者。比如在《简•爱》中，叙述者就用“你”直接询唤读者，使之成为主体，读者通过主体的视角消解小说中叙事的矛盾，叙事于是显得合情合理。在贝尔西看来，这是“主体间的相互交流”［5］89，也就是说，除了读者，小说中的人物和叙述者也是主体。主体性是古典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古典现实主义完成了意识形态交付的任务，“这不仅在于它表现了一个作为意义、知识和行动来源的始终如一的主体世界，而且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作为理解和与理解一致的行动的来源的主置”［5］88。
3.2贝尔西的阅读策略
虽然贝尔西强烈批评古典现实主义，但是她并不认为仅仅因为古典现实主义是充满意识形态的、误导的，所以它就是坏的。贝尔西认为读者自己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应该简单地屈从于意识形态的蒙蔽，这样即使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也能产生不同的读法。贝尔西认为积极的读者在阅读时不应该把重心放在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人物性格的统一性上，就如精神分析学家在分析病人﹙精神分析对象﹚的谈话﹙utterances﹚时并没有轻信谈话的主题内容一样。因为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谈话的主题内容是精神分析对象无意识里设计好了来误导精神分析学家，甚至精神分析对象自己，以便逃避无意识里待解决的问题，拉康认为这些待解决的问题是无法或者不准满足的欲望。贝尔西认为文学阅读和精神分析一样，积极的读者要去寻找文本中存在的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文本的不完全性，它明显显示但未能描述的省略，尤其是它的矛盾性”［5］137。这些东西无意间暴露出文本未说出或无法说出的担忧，即使是古典现实主义，它在企***生产一个连贯的虚构世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不连贯性和矛盾性。因此，即便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积极的读者也能读出有意义的内容。贝尔西认为这种阅读法的典型是巴特对巴尔扎克的古典现实主义短篇小说《萨拉西纳》﹙Sarrasine﹚的阅读。
4结语
结构主义论文篇4
长期受到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的现象称为“均势”，在无***府状态下与市场进行类比是均势得以成立的基本假定。通过沃尔兹的研究，我们发现，构建一种没有***府状态下的秩序构造要建立在充分考虑有关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这和市场经济是非常接近的，国际***治系统在根本上是自发形成的，也是个人主义的。与国际结构一样，市场的建立与维护也根源于每个单元所遵守的自助原理。所以，每个单元的存在或消亡都取决于自己。这种理论利用无形的手来调配市场资源，把国际***治构造比作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以达到整体均衡的目标。沃尔兹的理论假设有一条大概是这样的：只要系统的成分是相似的，那么各种领域当中都可以使用构造的含义。经过改正之后的某一特定领域的理论，同样可以适用在类似的领域中。
二、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价值
目前，西方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可以综合在一起，两者只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同一种事物，并不是有分明的界限。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的假设，这样，一些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就给均势理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国际***治关系中理论机构与单元件的互动缺乏，导致无法完全否定宏观经济学的存在，但对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有一部分的否定。在微观经济学中，由看不见的手协调而实现的自动均衡的原理，单纯强调逻辑推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市场实际。这个理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论证，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起点，但绝对不是终点。在之后的微观经济学中，亚当•斯密也证明了这个假设。竞争关系下的平衡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所以一些利己的市场主体行为，即使完全竞争也无法实现最好的均衡状态。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国家也是可以理性行动的个体，所以国家的自助行为也同样可能造成平衡而无法确立。价格战会使得每个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由于这种情况，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应该是最好的***策。但沃尔兹并不承认这个观点，他认为外力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均势没有确立的原因。这一观点受到的冲击还来自宏观经济学给自动成立均衡带来的挑战。假设一般情况下，均衡的成立需要许多条件，那么沃尔兹没有看到的论点就可以被肯定，就可以将平衡的破坏与维护统一到一个层面上来。这样的研究方式对于已经被建立起来的结构现实主义层面的均势理论构成了挑战和补充。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于喜好，购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促销产品，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就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市场微观主体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有一定的情感倾向的，并没有加入理性的思考，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国际***治生活中，国家进行调控对为关系经济学中的均衡是自动生成的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每个国家在作出重大决定时，都要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要考虑到自身的收入以及需求。
三、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都是***的，这些***的个体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国际***治秩序想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要求每个国家都能够理性地掌握自己的行为，但这种结构并不能够长期存在。以上表明，市场中的平衡状态主要是依靠没有瑕疵的理性而达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实现，虽然沃尔兹发现的理论并没有建立在每个国家理性的基础上，但是这个论点确是理性活动的基础，是达到市场平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有力的干预，市场就很难实现均衡。在个体与群体有严格的冲突时，这种理性的成立就会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由此可见，沃尔兹对均衡达成条件的认识，并不能彻底排除宏观经济学。所以，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并没有完全分隔开，宏观分析的方法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于宏观经济学要就事论事，要建立均衡的形态，就需要有完全的理性。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论为均势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并使其吸引力增强。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沃尔兹提出的理论拓展了理论的视野，具有不能完全证明的部分，对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也应当区分条件和场合，而不能将其一概排除。
四、结语
结构主义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理论体系
近来，思想理论界正在研究和讨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总的来看，目前的讨论还局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如何编排上，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却关注不够，这使得讨论难以进一步深人下去。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和马克思主义构建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如此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
(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逻辑结构的构建为基础。
1．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结构，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人们思维中的再现，是理论联系实际、思维把握具体的进程和环节的体现。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理论逻辑结构的建立有几个要素：第一，要找到一个适宜的逻辑起点范畴。这个逻辑起点范畴是反映事物最普遍的、一般的规定的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它是事物历史的和现实的起点，它包含着事物生成发育的胚芽。“第二，要有一个理论主题或理论主线。
这是全部理论所围绕、回答和解决的中心问题。第三，要找到体现理论主线的统治范畴或中心范畴，统治范畴在全部理论范畴和全部理论内容中占有统领性的地位，起统摄性的作用。中心范畴是全部理论范畴和理论内容所围绕的逻辑中心。第四，围绕理论主线和逻辑中心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逐步递进的理论范畴和基本原理，要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构建起各个理论范畴和原理之间的理论逻辑结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了一个以商品范畴为起点，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主线、以资本为统治范畴、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范畴的科学的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树立了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无疑应遵循马克思构建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方法。
2．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指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组成部分都贯彻遵循的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理论逻辑结构。由于研究对象、任务、主题的不同，由于揭示的规律不同，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都有其特殊的逻辑结构。初一看，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逻辑结构是大不一样的，但是，在表面上不同的逻辑结构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都贯彻遵循的内在逻辑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马克思没有来得及阐述他所创立的全部理论所赖以贯彻遵循的内在逻辑结构，但这样一个内在逻辑结构无疑是存在的，它存在-丁马克思的思维之中，存在于马克思用理论把握、再现现实的进程之中。如果我们忠实地考察马克思整个理论研究生涯，认真地、仔细地查寻马克思理论思维发展的脉络，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有个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结构。这一内在逻辑结构的逻辑起点范畴是人的存在，中心范畴是人的发展，主线是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关系的发展，这一逻辑结构用***示如下：
人的存在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人的存在有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个性存在等方面，但其本质在于社会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的基础。人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的本质有两方面：一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存在不是静态的凝同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发展着的存在。实现人的自于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发展构成了马克思全部理论的逻辑中心和主线。人的发展主要通过两方面途径实现：一是通过人的各方面实践活动，增强和发展人的各方面能力，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协调，影响人的发展。人的各方面关系协调状况，尤其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否，直接影响着人在实践活动中发展的状态和程度。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压迫关系还会造成劳动的异化，阻碍着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考察了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并着力考察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发展的各类实践活动领域特殊的历史性质、状态、实现程度和水平，其主要的活动领域有经济、***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逻辑结构。
1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符个组成部分所贯彻遵循的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任何具体的理论体系都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为核心和基础，都要贯彻和遵循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再现和把握一切客观现实的科学的思维方法的体现，它可以包容各方面的科学的理论，可以认识和把握一切客观现实，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不仅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现有理论的整体性，而且可以运用这一理论思维方式开拓新领域，进行新研究，可以发展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
2．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要从理论逻辑结构人手。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并不直接等同于各个专门领域的具体的理论体系，各个专门领域的理论体系各有其特殊的范畴及特殊的逻辑联系。构建各专门领域的具体理论体系，首先要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特殊的理论范畴，并揭示其内在联系及形成具体领域的、特殊的理论逻辑结构。这就是：(1)从人的存在的现实背景和条件出发，抽象出反映人的存在本质的相应的起点范畴。(2)以人的发展为轴心，揭示出体现人的发展的特殊要求的中心范畴。(3)以人的特殊实践活动和特殊关系为主线，构建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结构。
3．在理论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扩展为相应的理论体系。
从理论逻辑结构到理论体系还要对从起点范畴到中心范畴、从中心范畴到各个具体范畴的理论环节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要进一步提出和阐述各个方面的具体范畴和具体的理论原理，由此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提出了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和剩余价值为中心范畴的理论逻辑结构，而且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和剩余价值分配的理论，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原理和理论范畴，才得以在《资本论》内在逻辑结构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宏伟的理论大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现实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性理论成果或现实形态，目前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者的统一客观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的理论体系。但从理论逻辑结构来看，三者又不尽相同。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把三者整台在一起，将三者贯通起来，形成一个中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还应能包括未来新出现的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必须同时满足整体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开放性的总体要求。
2．科学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内容的中国化，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理论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科学发展观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中国化，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这就是“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的逻辑结构的确立。“以人为本”提出了要以人的存在、人的发展为核心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和体系，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达到了一致。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或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应当是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相一致的以人为本的逻辑结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构建。
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中国化形态的基础之上，即以人为本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范畴、逻辑主线和中心范畴，并据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范畴。
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要求，起点范畴应当是标明人的存在的特殊条件、规定或本质的范畴。按照马克思构建理论逻辑结构的有关论述，理论逻辑起点范畴应当是最一般的抽象的范畴，是研究对象的起点，它包含着研究对象内在矛盾的胚芽。从这些要求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范畴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标明了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现阶段最基本的国情，与此相应，社会主义本质则从生产力、生产关系、最终目的三个层面揭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这两个范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一般的规定作了最抽象的理论概括，从而也对我国现阶段关于人的存在的最一般的社会条件、社会规定和社会本质作了最抽象的理论概括，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抽象、最简单的起点范畴。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本质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最终目的之间的矛盾，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的胚芽。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所以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范畴符合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和主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线，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怎样建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问题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所有理论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和贯穿这条主线的。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是什么呢?这是—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心范畴是全部理论所围绕的轴心或核心，是贯彻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和灵魂，是支撑整个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关键，中心范畴明确了，理论范畴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结构、顺序，就好确定了。反之，中心范畴不明确，理论结构和体系必然是混乱无序的。《资本论》正是以资本和剩余价值为中心范畴，才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应当是“以人为本”，下面简称为“人本”。理论界目前只把“以人为本”理解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这是很不够的。我们认为，“以人为本”即“人本”应当进一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原、根基和根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大基本问题的中心和关键。这就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人本”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要建设的***，是服务于“人本”的***；我们要实现的发展，是“人本”的发展。将“人本”作为中心范畴，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人本”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将“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以“人本”为轴心就可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各个理论范畴、各个原理、各个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顺序，从而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逻辑结构和体系奠定基础。
4冲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示。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为起点范畴，以“人本”为中心范畴，我们可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示如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了我国现阶段人的存在的社会本质，“人本”则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和发展的各个方面要以人为核心、目的、根基、动力、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建设和发展进程，就是“人本”的实现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本”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人本”的发展，“人本”的社会主义和“人本”的发展要通过经济、***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和发展来体现和实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提要
理论体系是理论逻辑结构的充实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提要如下，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能列出题目和作简短说明。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关于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说明。
2．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根本经济特征和根本目的的论述。
3．“人本”理论(以人为本的理论)。“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灵魂和本质，也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灵魂和本质。“人本”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大基本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关键所在。“人本”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人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人本”一方面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一般规定的基础上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所增添的新的规定。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增加了“人本”的新规定，所以“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
4经济建设和发展理论。中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
5．***治建设和发展理论。中心是社会主义民主***治建设理论。坚持***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发展道路，不断进行***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治。
6．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但要建设物质文明、***治文明、精神文明，还要建设生态文明，要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
7．社会建设和发展理论。中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8．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理论。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
9．国防和***队建设理论。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坚持把我***建设成为***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队。
结构主义论文篇6
关键字:结构主义;认识论决裂;多元辩证法
阿尔都塞作为西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他把“保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严格科学性”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从60年代起开始借用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试***建立一种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阿尔都塞提出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和国际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
国内外的学者都把阿尔都塞归结为结构主义者,甚至他本人也有这种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在阿尔都塞从事“保卫马克思”运动时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盛行,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直接借用了结构主义者拉康的“症候阅读法”来研究《资本论》。因此要研究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入手。
(一)结构主义的方***。
结构主义是人文历史学科的结构方***,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基本语言学结构主义原则,后来通过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雅克布森,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继承和发展,不仅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而且深刻的影响了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1]。结构主义的方法也逐步贯穿于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阿尔都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非个体性和非历史性,这对于以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为己任的阿尔都塞来说,无疑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正因如此,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的就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
(二)“症候阅读法”的思想。
阿尔都塞受到结构主义认识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模仿[2]。在当时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的无意识活动,认为无意识活动和语言学结构类似,认为一个作者的无意识结构往往在他写作时通过文字运行中标点符号的间断、论证的空缺、思想的沉默以及叙述的遗漏等表现出来。人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假设一个想象的理论模式,并以此来解释、说明一切问题。如能获得成功,那就表明找到了这种内在结构;否则,就必须重新更换或修改想象的模式,直到获得成功。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同对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密切相关,而阅读方式的不同又与文本本身的结构特点相关。阿尔都塞认为,任何以文字构成的着作都是一个双重构体:第一层是表层结构,即表面间的文字结构、语言间的逻辑关系等等;第二层是深层结构,即思维理论结构。为了能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解读,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思想提出了“症候阅读方法”, 认为应该通过文字的阅读和分析,去挖掘出“字行之间”、文字背后的理论框架或内在的结构。文章的第二层即理论思维结构是着作无意识地投射于理论中的,通过一般的阅读方法无法获得,必须运用对症解读法才能“挖掘”出这种暗藏在深层的理论结构。
二、认识论上的决裂
阿尔都塞根据自己确立的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症候阅读法,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着作,首要发现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决裂”。正是由于这一决裂,使马克思彻底割裂了与旧哲学的联系,使其思想过程也就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3]。他认为这一认识论的断裂发生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阿尔都塞认为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在理论上主张人性论,提出了“新式”的人本主义思想,但在本质上仍旧停留在人道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总问题的框架内,属于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57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认识论的断裂期”。“这一断裂和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就以完美无缺的行使,产生出它在历史理论中和哲学理论中开创的新问题”[4]。在此以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与以前的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决裂”,马克思的思想才进入了成熟的时期。
阿尔都塞指出,经历了“认识论决裂”之后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与早期的人道主义立场,即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这包括三个方面:
(一)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断言,是否坚持反人道主义立场,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关键问题。
他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一切人本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把人本主义本身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予以彻底抛弃。马克思又在与人本主义不同的科学的概念之上“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治理论,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其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性因素等等”[5]。他不再从人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不再从人性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二)反经验主义。
阿尔都塞把实践分为理论实践和非理论实践,在他看来,知识和理论不是主体对客观现实的反应,而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实践的产物。马克思进行理论创造的原材料是英国古典***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创造的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最后产生的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纯粹的理论实践活动,而与经验主义所主张的具体的生产活动、***治斗争无关。
(三)反历史主义。
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清算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反对黑格尔那种强调同质的、连续的历史观念,不是历史主义。他提出,马克思强调结构的各个层次相对对立、相互制约的历史,马克思从社会整体出发来分析和揭示社会历史现象,其核心是“结构”,“首先思考整体的特殊结构,才能理解结构的各个环节和构成关系的共同存在的形式,理解历史的结构本身”[6]。马克思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方向性,反对把历史归结为人的本质展开的统一过程,而主张在复杂的整体结构中分析历史结构。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反对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是他实现“认识论断裂”并且建立科学理论的前提。这一认识论决裂和理论总问题的转换具有***的意义,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所实现的***性变革的实质,即从早期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立场转到后期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科学立场。
三、多元决定的辨证方法
阿尔都塞在研究中发现,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强调矛盾对于推动事物运动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所理解的矛盾却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虽然看到事物整体和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但他强调矛盾的单一性、简单性和可还原性,试***以简单的还原主义来解释整体的复杂性,强调事物发展自始至终是单纯矛盾一元决定的,否认了发展的复杂性和结构性。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虽然十分的复杂,但就其根本特征来说就是“一元决定论 ”。黑格尔坚持目的的因果观,只肯定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阿尔都塞认为这主要是由其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所决定的,***黑格尔辩证法必须首先剥去唯心主义的外壳,其次必须剥除与他的辩证法同本质的成分,也就是要改造其内核。
马克思的认识论决裂实现了总问题的转换,把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体系颠倒过来了,把观念的辩证法归结到物质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一元决定论”相反,马克思所理解的矛盾是复杂结构整体的矛盾,况且这种复杂矛盾是非还原的,真正体现发展的矛盾。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建立在这种有结构的复杂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辩证法才可能是科学的辩证法。与他所提出的的复杂的矛盾观相适应,马克思理解的发展是多元决定的模式。在因果观上,马克思坚持结构的因果观,既肯定了整体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的决定作用,又坚持局部性结构对整体性结构的相对***性。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正是以这种“结构的因果性理论”为基础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种各种结构的不同作用[7]。结构因果观在某种意义上也概括了阿尔都塞的辩证法理论和他重新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把中心作用分派给意识形态,分派给其独特角色在于使社会形态的活动神秘化的结构,分派给能够解释清楚社会整体的复杂情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彻底决裂,而且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彻底决裂,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多元决定论,把历史的本质归结为关系和结构。
阿尔都塞明确指出,多元决定的矛盾观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他直接体现在社会历史运动中。所以,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称之为“结构的辩证法”,认为其实质就是以多元辩证法为指导的理论实践,并以此为指导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相互依存的成分组成的有机结构的整体,结构的每一方面的力量都是均等的,其作用相互交织。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不同的矛盾又可以汇成一股促使社会***爆发的统一体,各自在社会变革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多元决定的矛盾观贯穿于马克思全部的社会历史思想之中。
四、结语
通过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可以不难看出,扞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是阿尔都塞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关于“症候阅读法”的论述,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划分,关于总问题的转换以及多元决定的矛盾观的分析,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的思想中的不足之处:
首先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主张从主观想象的理论模式出发,虚构出一个“结构”,不是在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而是基于他自己的想法而捏造出来的一个“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方法;其次,他关于“认识论断裂”的理论,并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将其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僵硬地对立起来,这在实际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统一,否认了实践在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混淆了理论实践和物质实践的差别,否认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的内在联系,从而违背了唯物主义的立场,陷入了唯心主义。再次,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但他基本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上讨论问题,他的论述虽然明显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为了论战的需要,甚至发表了一些“矫枉过正”的观点,这种多元决定理论,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由于阿尔都塞否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肯定了社会发展中诸多因素的均等地位和交替作用,这种观点在强调科学性的同时,实际上走向了对唯物史观的否定的极端,从而走向历史唯心主义。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有其合理的成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构,但是这是以歪曲为代价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超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批判他的结构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他的合理因素,更加全面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更加全面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
参考文献:
结构主义论文篇7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观 结构主义 传统译论
前 言
20世纪50年代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萌芽，70年代获得理论上重大突破，翻译领域的许多传统理论如忠实观、原文意义的终极权威性、语言意义的透明性表征在这种转向中遭到解构。
传统译论的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意义是普遍、客观和确定的，把翻译活动变成了纯语言的操作过程，强调语言的共性，忽视其差异性，从而低估了翻译的创造性，忽视了翻译涉及到的文化差异，进而否定译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二元对立，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其中的一元。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男性和女性、翻译和创作对立起来，成为不可调和的两极。
女性主义主要是一种解构父权中心，为处于边缘的女性争取权利的理论，它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论中汲取营养，将上述理论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考中，形成了女性主义翻译观——力***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主张译文和原文具有同等地位，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要素。
传统“忠实”观的质疑和解构
传统译论的基础——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客观和价值中立的符号系统，是规律性和理性的象征，女性主义认为被男性垄断的语言已经形成一种规则，男性一般作为非标记形式，成为普遍能指，以男权为中心的语言限制了女性经验的呈现而且损害女性的自尊，因此结构主义翻译观其实是在掩盖语言的性别歧视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中心论和二元论是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及翻译中性别隐喻的理论来源，女性主义认为男女的二元对比应置放在一个连续体中，两者并非不可调和。按照女性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的解构主义互文本理论，翻译和创作也是一个连续体，两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彻底瓦解了男性和女性、作者和译者、创作和翻译截然对立的关系，进一步否定了“忠实”的翻译伦理，即一个积极的原著和一个消极的译作的存在；主张翻译既不要忠实于原作者，也不要忠实于读者，而要忠实于他（她）们共同参与的写作事业。
译者文化身份的“显形”和传统翻译伦理的解构
翻译理论因为引入性别而变得复杂，性别、语言、翻译成为新的理论阐发视角，从这个阐发点出发，女性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命题进行质疑和反叛，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主张，其实是坚持意识形态立场并通过翻译建构女性独特的身份诗学，这些主张实际应用中解构大于建构，颠覆胜过继承。解构主义大师徳里达分析西方现代社会的理性传统时，发现它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上，这种二元对立表现为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倾向，也就是父权中心和终级存在论的思想，他将这两种倾向合并起来成为菲逻各中心，视为解构对象，同时他认为符号的意义处于不断运动状态，是一个阐释代替另一个阐释的游戏。他的理论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依据。女性主义借助徳里达解构主义对父权中心发动攻击，质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两极对立的等级秩序，提出“忠实”不是忠实于原文作者，也不是接受语文化读者，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所以提倡女性译者以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对文本进行挪用和改写。女性主义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原文、译者/译文的二元对立模式，提倡原文、译文共生共荣，破除了原文作者和源语文本的权威神话，这表现在翻译延长了原作的生命，使得它在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所以译者和译文不是差劲的模仿和机械的拷贝，译文是原文的后续生命，为原文开启了一个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传统译论强调译者和译作消极、被动、受制约的一面，压抑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由于历史上存在的对翻译和女性的歧视喻，把翻译和女性驱逐到社会底层，形成了原文高贵、译文卑贱的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颠覆了传统的原文和译文的主仆关系，也肯定了女性主义译文的创造性，否认了原文意义的单一性和绝对性。进一步强调译者对译文用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干预和改写，来补足女性应有的身影和声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致力于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反对女人和译者同被置于话语的低等地位，原作被视为权威和强壮的男性，而译本是底下、羸弱的女性。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就是要识别和批判翻译的女性气质的过程、原因及负面影响，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语言本质及翻译伦理角度阐述女性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照下的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女性主义翻译观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的不同，在***了女性译者的同时，***了受压抑、失去自己声音的译者创造性。女性主义除了在翻译理论上的贡献，还积极进行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比如对《圣经》做女性主义和双性同体（一种两性兼容语言）的阐释，针对翻译过程遇到的文化双关语和词语游戏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即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劫持，表现了译者主动介入文本的行为。总而言之，女性主义呼吁解构父权话语和父权意识，用女性话语来言说女性的差异性、特殊性，让这个父权话语构建的世界拥有女性自己的声音，尽量在翻译中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性。所以女性主义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女性主义视角，从性别的角度强调翻译主体，尤其是女性译者主体的强调，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解构主义和传统译论的基础——结构主义从根本上是冲突和不一致的，其内在原因是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二元对立和中心论，正因为结构主义没能走出原文文本中心论，始终停留在对一致性与同一性的追求上，它的研究范式继承了翻译的一元标准，强化了先验性的翻译伦理，即翻译应对原作负有道德义务，框定了翻译权利关系，也规定了男人和女人的权利关系，这种传统思维模式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的主要对象，女性主义发展的主要理论来源——解构主义对意义的阐释和互文本理论颠覆了结构主义研究模式，传统译论侧重对标准的厘定和遵守，研究重点总放在原作和译作的文本对比上，采用静态标准评价译文的“忠实”，将翻译贬低到父权意识形态下的从属和附庸地位，女性注意翻译理论把翻译活动置放在历史发展和后结构主义、跨文化、跨语际的范围中考察，探讨了翻译怎样使用语言作为文化干预手段来改变父权话语的支配性结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又印证了这一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和视角。
结语
女性主义理论颠覆了传统译论中的等级结构，肯定了差异的合理性，张扬译者主体意识，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但作为新兴的理论范式，其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它虽然成功地打破了结构主义翻译观的封闭性和静止性，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但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对文本的“干预”，有很强的破坏性和消解性，它一方面破除了逻各斯中心，否定语言规律的决定论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语言的差异性、模糊性、离散性而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参考文献：
[1]吕俊。结构、解构、建构[J]中国翻译，2001年第六期
[2]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 中国翻译，2004年第四期
[3]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局限性[J] 中国翻译，2004年第四期
[4]徐来。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J] 中国翻译
[5]张岩冰。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与解构主义[A] 女权主义文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
[6]耿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述评[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9月哲学社会科学版
[7]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 外语研究，2003年第六期
[8]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二期
[9]Luise Von Flotow.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im” Saint Jerome：Manchester，UK
结构主义论文篇8
[关键词] 温特 建构主义 哲学观
中***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5-0088-10
在国际***治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理论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90年 代之后建构主义在批判借鉴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过程中逐渐上升为主流理论学 派,其中温特的《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用社会建构理论全面阐述了国际***治的本质和现象 ,奠定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建构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
温特自称他的知识背景是***治学,其建构主义理论来源于社会学理论,学习了社会学的结构 化和符号互动研究方法。但读罢《国际***治的社会理论》后你会发觉,温特建构主义的整个 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即采取哲学的思考和方法,搭建了国际***治的社会建构理 论,特别是该书的第一部分,“所讨论的问题属于哲学的范畴”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致谢” ,45,即便是学习了社会学理 论,那也是经过哲学思辨的过滤。
温特给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规定了两条基本原则:“(1)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 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2)有目的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由这 些共有观念构建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③ 同上书:1这两条原则基本反映了温特建构主义的世 界观。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分解 为自然界和社会界。在认识论上,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对物质的能动作用,赋予物质的社会意 义。在方***上,建构主义不仅考察行为体,还考察行为体所处的社会结构,考察国际社会 结构与行为体的互动关系,认为国际结构或国际制度不仅影响行为体的行为,而且建构行为 体的身份和利益。温特认为建构主义在认识论上是理念主义,与物质主义相对;在方***上 是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相对。在温特看来,物质主义强调物质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决定作用 和客观世界的第一性,轻视了主观世界对国际社会的能动力量,即观念不仅可以建构物质的 含义,而且可以建构国际社会;个体主义虽然承认国际结构决定行为体的行为,但看不到国 际结构与行为体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国际结构还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行为体的 身份和利益决定行为体的行为并作用于国际结构。温特在批判吸收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基 础上,用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创建了建构主义,因此,温特称他的建构主义是“结构理念主 义”③。由于温特强调观念的能动作用,国家的行为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而是身份和利益 决定的,批评者认为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对此,温特指出,观念对物 质的建构作用并不是否认物质的意义、物质的客观性。在自然界,物质的客观性非常突出,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们怎么想,怎么去研究,物质的客观性是无法改变的。但社会 界不同,社会界是因人们的相互关系而组成的,尽管社会界(包括国际社会)是客观存在的 ,但人处于社会界之中,研究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是社会界的一部分,对社会界 的客观性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所以温特认为他的本体论是在承认物质的 客观性、国际社会的客观性的同时,强调观念对物质、尤其是观念对国际社会的结构的建构 作用,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国际结构的客观性是通过人的主观性展示出来,通过人们的话 语表示其含义。我们可以发现,温特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在论述社会界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时, 回避了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是在承认社会界的客观性的前提下,指出 了客观世界只有通过主观世界才产生作用,物质的客观性和作用只有通过观念的解释才具有 意义。人类社会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是一枚钱币的两个面,好比共享器官的连体儿,缺了谁都 无法生存。由此而引出建构主义的理论作用,人类的主观世界――观念对社会的建构作用。 人类不仅通过科学研究议程,经过科学实验,获得客观世界的知识,而且通过对客观世界的 认识,赋予客观世界某种含义、某种作用,使得主客观相互作用,而不只是客观世界对主观 世界有决定性作用,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也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对社会界的作用。物质的 客观性(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的观念建构才能发挥物质对行为体的行为的影响作用 。建构主义的两条定律折射出温特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所以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 究领域“是一种涉及国家本体地位的哲学思考” 秦亚青.译者前言//[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31。
温特通过论证国际社会的物质性和观念性的双重性和相互关系,认为被建构的不仅仅是国际 行为体,国际***治本身也是被建构的。“国际***治并不是人们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知的,国 际***治的不同理论常常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得以检验的,也就是说,这是理论家所‘ 感知’的国际体系”[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0:5。自然界的物质,科学家可以通过科学实验证实其存在,而社会界的 客观性,是通过人们的观察、思辨去感知的。可见,温特从哲学的角度、从本体论的角度, 既从世界的本源角度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探讨国际社会的本质,研究国际***治的基本问题 (即研究国际关系的本体论)。这种研究立意或对问题思考的出发点超出了国际关系和国际 ***治本身的使命,也超越了之前所有国际关系理论和流派对国际社会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温 特的建构主义理论至少告诉我们两点,一是国际***治同人类面临的其他所有一切问题一样, 不单单是物质世界的问题,也是意识世界的问题,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二是任何问题 的探根求源,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界,最终都涉及问题的本源。人是怎么来的,地球怎么 演变的,太阳系之外是什么,宇宙是谁创造的?国际社会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来的?当今 的国际社会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如何认识这个社会?等等。温特之所以从本体论的角度研究 国际社会,是因为“如果从不同的本体论观念出发,就会对我们怎样解释世界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世界观不同,对社会界的认识就不同,所以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不同在于本体论的不同,在于对国际社会性质的把握的不同。
国际社会的结构与观念的关系
在了解了温特从哲学、从本体论角度研究国际社会的性质,解释国际社会的物质与观念的关 系问题后,现在我们要了解他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即了解温特的建构主义研究国际社会的 结构与观念的关系问题。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国家***、自主和平等原则具有内外两方面的***治意义。国家对 内的独断权,使国内***治呈垂直特征,表现为等级体制;国家对外的自,使国际***治呈 水平特征,表现为无***府状态。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国际社会就处于无***府状态,两极、 单极、多极等等都是无***府状态的不同形式。这是国际社会的客观性问题。国际社会存在各 种各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各种各样,无***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解决问题的最极端的 方式是暴力。近代以来,每一次大的国际格局的变化无不是暴力的结果。而国家是最有权 力组织暴力的单位,“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的垄断权”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因此控制暴力首先要控制能 以合法的名义、组织化的方式使用暴力的国家。所以由国家所引发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 国际社会关注的首要问题,控制暴力或抑制暴力成为国际社会最根本的任务。国际关系学就 是要从理论上解决如何减少、制止和消除战争,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持世界和平,而这涉及 到对国家行为体、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国际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等的认 识和判断。这是国际社会的主观性问题。
作为国际社会单位的行为体,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个人或非***府组织。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开创的国际***治,国家一直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因为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活动者,是 国际法的主体,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体系理论也是国家体系理论 。尽管国际社会处于无***府状态,但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隐含着 某种规律和特征,这就是体系或结构与行为体的关系及其对行为体的影响。“结构”是行为 体所处的国际社会的态势或模式。“体系”或“结构”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层次”。“层次 ”是指“体系”或“结构”内部的差异与区别,地区、国家、个人和非***府组织是不同的“ 单位”,即不同的“层次”。
在研究体系结构理论中,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把国际体系比作市场,把国家比作公 司。他认为“国际***治的体系,像经济市场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主义的,是自发产生的 ,不是有意的” [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108。华尔兹对国际社会的认识是,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力量的分配,体系结 构变化是大国拥有物质力量大小的结果,大国物质力量的变化决定了体系结构的变化。当一 种权力分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权力分配形式就导致体系结构的转变。
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一样,依然将国家和结构作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 象和出发点,这是因为他要在批判新现实主义国家体系理论基础上试***建立建构主义的国家 体系理论。温特所研究的国际行为体是国际社会的“单位”,是置身国际结构中的“施动者 ”;所研究的国际结构或体系是“行为体”或“施动者”的活动空间,所处的位置。与华尔 兹的体系结构的物质性完全不同,温特的体系结构是观念性的。在这里,建构主义与现实主 义在认识论上的区别在于:第一,现实主义崇拜物质力量,其表现形式是权力,权力的大小 是物质力量大小的体现,权力象征物质力量。建构主义推崇理念主义,物质是分析基础,是 思辨的对象,观念是分析工具,激活物质的“活”性,物质的作用并不取决于物质本身的力 量大小,而是取决于观念对物质意义的建构。“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由 于社会性的基础是共有知识,作用就导致了理念主义对结构的定义,即:‘结构是知识的分 配’,或者说是‘观念是无所不在的’(或者说是几乎无所不在的)”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温特所确定的“ 观念是无所不在的”定理有两层含义:首先,客观世界是无所不在的,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 会界,人类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客观世界。其次,因为客观世界是无所不在的,而人们总是 面对客观世界在认识、思考和解释,所以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活动或观念就无所不在的了。 第二,在新现实主义眼里,自从具有的国家诞生以后,“无***府逻辑是永恒的常数” 同上书:20,国家为了确保生存安全必须拿起***,因此国家是自助体系,国与国的关系是杀戮关系 。但温特认为自助体系不是无***府状态造成的,而是国家出于安全自私的缘故。安全自私有 三种形式:不顾他人的霍布斯式的自私、自我控制的洛克式的自私、集体安全的康德式的自 私。第三,在现实主义看来,物质力量决定国际社会的文化形态,无***府状态只有一种文化 形态,即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但温特认为无***府状态不只是一种文化,康德式的集体安全 不是自私型的 ④ 同上书:21,相对其他两种而言是进步的表现,“有时候国家是自私的,有时候国家不 是自私的,这一点就可以改变无***府‘逻辑’”④。因此,由观念建构的无***府状态有三种 文化形态,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温特进一步指出:“国际社会的特征取决于 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的信念和期望,这些信念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而不是 物质结构造成的。这不是说物质力量和利益不重要,而是说物质力量和利益的意义和效用取 决于体系的社会结构,具体地说,就是取决于霍布斯、洛克和康德这三种无***府文化中哪一 种占主导地位。两极结构对于霍布斯文化来说是一回事,对于洛克和康德文化来说则是另一 回事。根据社会意义上的结构定义,结构变化是指这三种无***府文化的变化(如1989年冷战 的结束),而不是指以物质力量定义的两极的变化(如1991年两极状态的结束)。”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第四 ,在体系(结构)和单位的关系问题上,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也存在差异。现实主义认为, 物质决定结构,结构决定行为体的行为,作为结构的X和作为行为体的Y是因果关系。温特认 为,结构是由观念建构的,被建构的结构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决 定行为体的行为。“在一个建构关系里,X在与Y的关系里存在。X也以Y为先决条件,所以两 个变量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别,他们中间的关系是互为必然,不是互为偶然” 同上书:29。结构和行为体是建构关系。
温特从研究国际社会观念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研究结构究竟是物质决定的,还是观念决定的 ,指出了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认识论和方***上的区别,从而我们可以看出温特建构主 义理论的特征:同上书:24-25
――国际结构是观念现象,不是物质现象――理念主义;
――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由国际体系建构而成,不是物质力量决定――整体主义;
――国家间的互动不仅与国际体系有关,而且是被观念建构的――理念主义+整体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分野
温特按照理念主义和物质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认识论和方***,将国际关系理论分 解为物质主义-个体主义、物质主义-整体主义、理念主义-个体主义、理念主义-整体主义四 种社会结构理论。
温特认为,国际结构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但物质力量的意义是观念赋予的,“物质主义几 乎无法解释国际***治”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8。比如在两极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力量本身没有好与坏的含义,但 是国家间的观念导致物质力量具有正负意义。对西欧而言,美国和西欧的共有观念是朋友, 美国的力量是正数;对苏联的东欧盟国而言,与美国的关系是敌人,美国的力量是负数;反 之,苏联的力量,对西欧而言是负数,对东欧是正数。力量的意义在于观念所然。所以“社 会的最基本事实是社会意识的本质和结构(我将其称为观念或知识的分配)。有时,这种结 果是通过规范(norms)、规则(rules)或制度(institutions)的形式为行为体所共有, 有时则不是”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8。
温特认为,结构与施动者问题的核心是“结构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 ⑤ 同上书:31按照温特 对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理解,个体主义是研究个体属性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研究 个体出发,研究结构,即所谓自下而上的观点。“个体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微观层次上的因 果作用”,但“无法解释文化结构的建构作用” 同上书:50。整体主义不仅考虑个体(施动者)及 个体间的互动关系,还考虑结构与个体(施动者)的因果关系,考虑个体(施动者)被结构 构建问题,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观点。⑤对建构主义而言,结构与施动者关系,进一步分 解为,结构与施动者因果关系与建构关系的“关系”,以及结构对施动者身份的作用和对施 动者行为的作用的“关系”。结构对施动者行为的影响只是结构作用的一个方面,不表明施 动者的属性也是结构决定的,但结构对施动者的属性发生作用,那么自然影响到施动者的行 为,这是结构作用的另一方面,也是建构主义强调“建构”含义的所在。在结构与施动者关 系中,建构主义关注的是结构建构施动者的性质,结构影响施动者行为仅是其次。所谓的建 构是施动者被结构建构,而不是结构被施动者建构。“建构主义理论考虑的是社会类别是怎 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同上书:107建构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 的 作用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帮助行为体寻找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案,定义对行为的 期望,确立危险因素等等。”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8这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或现实意义。
建构主义的理论根基是社会理论,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治的基本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的 本体论),温特借鉴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并试***超越传统国际关系 的理论范畴,建立起一种新理论。温特讨论的是,一是国际体系或国际结构是物质性的还是 社会性的(理念型的),二是结构与施动者的关系是因果型的还是建构型的。结构仅影响施 动者的行为,还是建构施动者的身份。建构主义关心的是“国家身份和利益是如何产生的? ” 同上书:40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府状态是国家“自私”造成的,国家必须“自助”;温特 指出国际社会的“无***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 同上书:7,国家是无***府状态的“罪魁祸首”。现 实主义认为无***府状态只有一种逻辑结果――相互残杀。温特认为,第一,无***府状态是一 种文化,属于观念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第二,无***府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呈现递进 发展的三种不同文化层次;第三,活动于无***府状态的行为体也有共有观念,共有观念是互 动规则的前提。 同上书:51-52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国家决定国际关系的结构,尤其是 大国;建构主义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但强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和利益是由国 际结构建构的;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和利益的大小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建构主义认为“权力 和利益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在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观念使然” 同上书:49。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 根本的特征是追求权力和利益;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国家的这一重要特征,但认为对权力和利 益的追求只有被国际社会建构才显现出来。在国际关系一系列问题上,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 明显处于不同的象限。在国际社会的本源问题上,现实主义是物质主义,建构主义是理念主 义;在国际体系结构问题上,因果型的结构是物质主义,建构型的结构是理念主义;在结构 与行为体的关系问题上,现实主义是个体主义,建构主义是整体主义。
结构主义论文篇9
似乎是离很远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那么，是谁制造了结构主义这么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呢？
谁制造了结构主义？
没有一种思潮可以在一夜间形成并名震天下，结构主义也不例外。尽管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份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表达的见解：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始作俑者，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结构主义方***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情境里、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走近两位结构主义大师
（1）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
出生于瑞士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在1906年到191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建立起与传统语言学理论完全不同的语言学体系。在此之前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一事业作铺垫：他年轻时曾经在日内瓦大学和来比锡大学读书，并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于1878年完成了《论印欧系语音元音的原始系统》的著名论文，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在柏林大学和来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881年到巴黎的高等研究学院教授梵语，并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建立起法兰西语言学派。他还来不及将他的讲稿编写成书就与世长辞。后来，他的学生们根据他的一部份手稿、材料和同学们的笔记，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从此，他的语言学理论便以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被扩散到全世界，并渗透到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其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戴维·罗比所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使语言学改变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强大影响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学语言问题而产生出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
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
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2）结构人类学的缔造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法国，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神话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他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1935年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并用了4时间对巴西的原始部落进行民俗学、人种学的调查考察。二战开始，他曾回法国服兵役，巴黎陷落后，他旅居美国，结识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他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用语言学的模式来解释亲属关系和神话结构，从而对结构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大量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热带的忧郁》（1955）、《结构人类学》（1955）、《野性的思维》（1962）和《神话学》（四卷本）（1964－1971）奠定了把结构主义方法引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他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所作的人类研究，试***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其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则：
（一）对整体性的要求；
（二）整体优于部分；
（三）内在性原则，即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
（四）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即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
（五）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
（六）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
1．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
2．结构分析应是简化的；
3．结构分析应是解释性的；
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对神话的考证、确定某一神话的原始真实版本和内容没有兴趣，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思维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遍的教育驯化，使现代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特殊的逻辑或思维方式，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所提供的语言学方法，实际开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的神话分析也就成为一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一个摹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论点－－每一个具体神话的各自单独的叙述，即神话言语，都是从神话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脱胎而出并从属于这个基本结构的－－也就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是以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阅读
【正文】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掀起的思想波澜已无需赘言，更无需按部就班地作一番导论式的介绍。因此本文主要以对比的方式来勾勒出它们各自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其中以凸现后结构主义的文化贡献为主要着眼点。后结构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治理论、社会学、民族志、历史学到精神分析等诸多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处不在，至今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要对后结构主义进行讨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问题。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
不可否认，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结构主义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划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注：杨大春，1998，第64页。）不过，这反倒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既然无法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作出界限分明的划分，那么不如将着眼点落于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方面，由此来澄清二者的异同。这种做法既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可以使二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结构主义，简要地讲，起始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著作，后经列维-斯特劳斯的发展，成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文化分析方***。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法国，其影响不仅波及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且通过巴尔特等人的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又扩展到文学批评、历史学乃至哲学等领域。可以说，50年代是一个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批判话语的年代，它取代了40年代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地位。然而，在50年代中期，某些结构主义话语的实践者，如巴尔特，已经开始去超越结构主义内在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新一代的批评家，其中包括m.布朗绍和g.巴塔耶；这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深受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更为自由的思想传统所影响，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拆解结构主义，而是有更远大的目标，只是由于结构主义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暂且采取一种批判战略。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最新形式，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作为对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序幕。（注：surber,j.p.,1998,p.191.）
从这样一种背景去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划界往往在于如何去理解后结构主义的这个“后”字(post)，因为这是许多争论的焦点所在。（注：edgar,andrew&sedgwick,peter,(eds.),1999,p.299.）如果从“强”意义上去理解，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如果从时序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朝着某些新的方向发展和扩展了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最初是作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本身明显带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明确地反对以往的“主体中心化”的思想运动。从这一点上来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延续性，只不过后者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将它所要反对的东西重新表现出来。后结构主义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纲领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却没有停留在结构主义的基本前提上，而恰恰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拆除，进而去消解任何以“启蒙”的知识和真理观念为前提的理论。
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说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也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野，如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尽管很难从时间上作出确切划定，但是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消解形而上学传统，（注：严格地讲，应该是“解除形而上学的中心作用”，因为“消解”(decentre)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去掉……的中心”或“非中心化”，后来在中文的使用中逐渐简化为“消解”，从字面上反倒看不出与“中心”的关系。不过，这对理解上似乎并未造成太大的妨碍。）无疑是后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标志。然而，这并非是后结构主义的首创，而是对德国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尼采和海德格尔是后结构主义的最重要的历史先驱，因此我们不妨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来追寻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源泉。
1.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批判
在现代思想家当中，尼采是对所谓的西方传统展开彻底、全面和持久的批判的第一人。在尼采看来，柏拉***关于不变的理念世界与流变的感觉世界的区分所确立的这种基本对立主导了欧洲思想和历史进程。按照尼采对柏拉***的解读，在这种区分下，我们的现实世界在与另一个更完善世界的对比之下被贬低了。那么曾被尼采称之为“大众的柏拉***主义”的基督教从本质上讲正是建立在柏拉***的这种对立之上的，因此基督教要去宣扬此世苦行来世回报的教义。虽然现代性对于宗教的怀疑削弱了对于来世的信念，但并未成功地将柏拉***主义和基督教所否认的意义或价值归还于当下世界。其结果便是虚无主义，即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盛行的一种无意义或无价值感；尼采以“上帝死了”这句名言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虚无主义状态。
海德格尔正是由于全面地研究了尼采才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从现象学研究转向了总体批判。尼采对于西方文化的指责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道德批判形式，针对的是其宗教和***治基础，而海德格尔则将欧洲文化的道德虚无主义看作为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征兆。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思想被禁止提出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时，虚无主义就深深印刻于西方文化的起源，其最终结果是当下世界的虚无主义。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最终实现了对所有人类事务的支配。而人类本身却在越来越受管制的生命中失去了意义感或价值感。海德格尔认为，超越这种虚无主义之路在于对西方文明展开一种总体批判，彻底拆除其最深层的和最基本的假定，从而为建立一种新兴的存在与人的关系扫清道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并不是另一种哲学或意识，而是更新的和更为本真的，不再受逻辑、科学和现代技术所支配的经验言说和思维方式。
海德格尔的这种反思方式使得其后来的著述越来越诗意化，甚至神秘化。就这方面而言，后结构主义者总的来说是倾向于追随海德格尔，同时在许多方面仍然贴近于尼采的批判立场，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接受主要表现为认同尼采对西方文化所作的宣判：西方文化最终是由哲学所决定的，欧洲哲学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任何批判工程必须首先从总体上去动摇和拆除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关的假定和观念。
2.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
尼采在寻找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轨迹的驱动机制中发现，虽然西方哲学及其旁系是以求真意志为其特征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和更普遍的原则—权力意志的历史变体。按照尼采的分析，权力意志不仅仅是个人欲望的一种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这一原则规定着一切，从自然、社会乃至人的存在，以至于任何事物最终要设法获得其存在都必须划出其形而上学的势力范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顶峰，是表达西方传统的最终意义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观念，由此可以走出权力的专制去迎接存在与人的新关系的黎明。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解释表明，总体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去揭示所有文化话语、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实践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及如何被用来去支持和强化这些形态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力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历史特征或附随现象，而是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和话语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可以借此来抵御任何严厉的***治批判。
3.语言的中心性
如果说尼采以“真实的幻觉”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虚假性，那么海德格尔经过反思之后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
这一著名论断。（注：surber,j.p.,1998,p.188.）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经验和思想的控制是逐渐地渗透于我们的话语方式，因此必须从语言中去寻找这种控制的根基。那么要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则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新的语言观和一种与语言的新的关系。显然，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揭示预示了对语言的中心性的消除。
后结构主义汲取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见识，将话语及其在不同文本的具体作用列为其批判纲领的核心。他们认为，话语与人类关系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文本中的操作机制进行批判就等于批判文化本身。事实上，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化即是其各种话语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对文化展开批判即是去揭示形形色色的文化文本显现其特定的权力形态的方式，去揭示为什么文本偏爱于某些术语、隐喻和修辞而压制其他对于文本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术语、隐喻和修辞。那么，所谓彻底的批判的目标则是去揭示文化文本所造成的“真实的幻觉”，去揭示建构文本所经由的偏爱和压制的过程，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术语和隐喻如果没有正是它们试***加以遮蔽和压制的这些限定便不会有任何意义。换言之，如果语言是隐喻的集合，而这些隐喻在其起源被遗忘时又成为固定的客观术语或真实概念，那么彻底批判的任务则是通过揭示其历史的、偶然的和任意的谱系来产生一种非神秘化（祛魅）作用，彻底揭穿其妄称客观真理的虚假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往往带有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的怪僻风格，其原因显然与这种语言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讲是语言手段和修辞手段的一种复杂和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作为一组所谓带有真实性的命题来加以分析的某种东西。同时，从后结构主义者的愿望来讲，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力求避免建构另一种“真实的”或“概念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话语会使他们陷入他们要去批判的陷阱，这样后结构主义自身的表述风格便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其批判话语的风格并不是一种随意的或突发奇想的选择，而是一种批判手段，用来对他们所批判的文化话语的术语进行例示、折射、颠倒或游戏。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策略并不是力***陈述关于某一文本的某些真实论题，而是让其话语风格产生工具、折射和离变作用，进而教授读者如何自己来批判文本，也就是说其目的不是设法让读者相信某种真实的或客观的文本解释。不过这样一种策略是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问题。
4.消解策略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那么要理解后结构主义的“消解中心”策略——即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则需要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出发点。黑格尔的宏大哲学综合是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断定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关于现代哲学的发展（开启于笛卡儿的“思想的我”这一概念，后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黑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最高境界乃是自我意识即人的意识的最终实现，也就是说主观性意识到自身是所有现实、真理和存在的来源。在黑格尔看来，虽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自己”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议程，但是，苏格拉底的这一规劝只是在后基督教即现代世界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黑格尔以最为极端的形式确立了意识或主观性的中心地位，认为意识或主观性是所有真理和存在的中心，是不可反驳的终极法庭，它负责裁决一切有关真理、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断定。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存在都无法拒绝纳入自我意识所代表的绝对和封闭的循环：自我意识的主体没有“自身之外”（outside,出位）和“他物”（other,他者），（注：surber,j.p.,1998,p.189.）因此它标志着神在人间的真正的道成肉身，虽然仅仅表现为***形或符号的形式。
其次，与这些思想紧密相连的是黑格尔的文化观，尤其是他把哲学视为文化的最高体现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西方文明的真正可以流芳千古的成就，乃是像黑格尔这样的伟大的哲学家所提出的思想和体系，因为每一位哲学家都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形式的纯理性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位哲学家都体现出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自我意识或主观性。黑格尔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这种解释之根本，在于认为所有文化文本最终必然是哲学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所最为清晰表达的“真理”。不过黑格尔认为，将一个文本视为合理的，意味着文本是一个有内在连贯性的有机统一体，它表达的是贯穿于全部文本的惟一的主导思想。换言之，按照黑格尔哲学范式的解释，文本应该被看作为完全明晰的中介，直接地和毫无扭曲地把作者的合理统一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对于在哲学上自我意识的解释者来说，他应该能够把握赋予文本以生命的本质和统一的概念，文本的具体内容或风格与其哲学意义和意谓全然无关。后者只能是连贯的、统一的和合理的。因此，黑格尔将文本视为合理的、统一的和中心化的观点，与他把自我意识的主体视为所有文本的最终来源是完全对应的。
最后，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历史绝不能被看作为仅仅是经验事件的偶然排列，或各种传统的一种复杂织体(texture)。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在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对现代哲学的统一的、必然的和合理的展开。哲学的历史构成了历史本身的真正本质和范式，因此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实际上，黑格尔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历史是一种普遍的、超越个人的“世界精神”达到自我意识，是对注定要发生的进步所作的一种惟一的、统一的和始终如一的叙述。这种历史观，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那么去解释历史文本不过就是确定它们在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的这个支配一切的目的论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虽然黑格尔以后的几代思想家对黑格尔的哲学抱以摒弃的态度，但是黑格尔哲学赖以为基础的基本概念依然产生着影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者就是试***一劳永逸地消除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些残余，他们为此而采取的批判策略则旨在消除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
于是，拉康去消解主体，德里达去消解文本，福柯去消解历史。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采用了不同的批判话语，但是他们的消解策略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在他们的观点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反倒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无论哪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他在进行消解之前首先要超越结构主义的种种二元对立。或者说，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
三、超越二元对立
后结构主义的产生恰恰以结构主义作为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是在超越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来具体实施自己的消解策略的。所以说，消解并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设想，而是具体的理论建树。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于认为一个文本或现象的表层结构与其深层结构之间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一条界线，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这种区分不过是在重申生成与存在、意见与真理、表现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等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分，而且在每个对子中总是轻前重后。后结构主义认为，在每个对子中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互依赖的，因此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区分是假定的，是意义或意指(signification)游戏的产物，并不是现实的或终极的区分。不仅仅是深层结构必然要左右表层结构并在表层结构上显现自身，而且表层结构往往要反抗，打破乃至否弃深层结构的所谓逻辑。更具体地讲，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寻找任何文本的意义并不应在文本本身背后或底层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而应在文本自身要素的不断转换的意义游戏中去寻找。
这样，后结构主义以结构观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作为突破口，进而揭示二元对立是人赋予对象的，而不是对象本有的，它是一种构想的结构，是一种人为的游戏。然而，这种突破是具有真正的认识论意义，还是走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主观主义？或许，后结构主义的对于二元对立的超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补救，也就是说在结构的观念处处捉襟见肘的时候，后结构主义以一种更加令人迷惑的意义游戏把人们引入一个更加远离自然世界的文本世界。这中间既可以看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断裂，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断裂可能是一种假象，它掩盖的也许是一种转换或延续。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所谓超越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超越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或者说是一种游戏方式的转换。
1.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为一种心理概念。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任意的，因为从其根基上来讲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由此产生的记号往往被看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对于这种稳定的、静态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显然不能予以认同。于是他们在能指与所指前面加上“可变”(sliding)一词来标明同结构主义的分歧。所谓“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的概念无非是把一种静态的概念转换为一种动态的概念。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和变化，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语言的文学使用，尤其是以诗体和修辞手段作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比之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literalism)的做法更能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结构主义所描述的语言结构正如尼采所言，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余物，它们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其诗的光泽。（注：surber,j.p.,1998,p.192.）那么，后结构主义者显然是要将诗意归还于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海德格尔语）。这种诗意乃是真正的意指所在，它如同海神普洛透斯千变万化，稳定的语言结构是无法捕捉到这样一种品质的。
2.语言与言语以及封闭问题
后结构主义者沿着同样的思想轨迹，拒斥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之间的严格区分。后结构主义的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关系的蕴涵是，一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可能性不可能脱离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在语言活动的实际发生当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总是在铸造新的和有创意性的关系，语言系统本身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那么，一种语言绝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给定的和封闭的意义可能性母体，实际的言语活动可以从中进行选择，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语言创新的历史档案馆，某些意义可能性不断地被抛弃，其他的可能性又不断地补充进来。
后结构主义特别批判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系统或它们所产生的文本的封闭性(closure)的假定，认为这种假定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残余。对此，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语言和文本是彻底开放和多义性的。这就是说，语言和文本可以传达多重意义，接受多重的解释。因此，语言和文本是进行意义游戏的开放空间。
3.共时性与历时性
虽然结构主义把共时性与历时性作为一个二元对立提出，但是其分析显然更注重于前者，即语言、文本或文化的共时维度，而对其历史的，即历时的发展的注重则逊于前者。后结构主义无意去重新进行历时性的历史叙事，它的关注点是指出共时性与历时性区分的人为性和不充分性。显然，一个“时间片段”是从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抽离而来的，正如同任何动态过程都可定格于某一个点，从而产生一个时间剖面进行分析。过程与剖面始终是同一现象的正反面。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更为关键之处在于：正如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所寻求的系统结构实际上是由于压制意义游戏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历时性分析所产生的明显的时间延续性同样是有效假定的人为效果。不仅语言及其文本自身是开放的和多义的，而且它们的产生、接受以及相互影响的历史不能按照某
种连续的或没有断裂的弧形来勾勒。后结构主义者意在指出，各种不同的语言产物和文本是随着时间以相当任意的和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借用、相互评注，而且经常是相互削弱对方的表面意义。为此，后结构主义有时使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词，以唤起对于随着时间而进行的文本游戏的注意。这样，后结构主义拒斥了任何关于某种无所不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念，允许各具特色的文本去相互影响、相互对抗。
4.作为纵向聚合关系的书写
作为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对于口头语言的注重显然胜过书面语言，因而“说”处于一种特权位置，而“写”则处于次要位置。在他看来，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记号的记号”(signofasign)，（注：surber,j.p.,1998,p.193.）是对口头语言进行编码的第二级的即辅助的工具，其自身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语言学意义。因此，在结构主义的纲领中，写从未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后结构主义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缺陷，认为对写的压制是结构主义所沿袭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典型特征。于是，后结构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重要性进行了颠倒。首先，后结构主义者认为，重口头语言轻书面语言，或者重生动的说轻无声的写，自然导致结构主义从心灵的角度或其概念思维过程来推断结构的某种最终来源。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认为，他所研究的结构是人类心理或文化的固定和不变的特征，（注：surber,j.p.,1998,p.193.）而这中间所蕴涵的恰恰是后结构主义要去否弃的那种本质主义观点；其次，认为说而不是写是语言的纵向聚合关系的表现，往往加剧了结构主义对于意义游戏和意义多义性的理论盲目性，因为这无形中是鼓励这样一种观点：原则上，任何陈述的意义都可以通过进一步追问说话者来澄清和确定。当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在书面文本中发生，但是在结构主义那里，关于确定意义的说话者的在场的观念自然地扩展到关于写的观念。因此，结构主义往往像理解语言系统本身那样去理解文本，将文本理解为封闭和统一的整体，具有与作者建构文本时的意向相对应的确定意义。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写为理解语言的实际功能提供了一个更为充分的聚合关系。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写本身呈现为一个表层上的有形标识组合，它们由不同的间距（spacing,间隔）和标点来分隔，而写者即这些标识的制造者往往并不在场，无法进行澄清。恰恰是写的物质性表现了它的人为构想的性质及其记号的“在场”与间距的“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这就是说，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一个多义的构成，具有许多“开放”点，解释可以从这些开放点进出。作者作为对其自己的书写的“权威”，他的不在场恰恰显示出读者的活动的重要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去重视作者所要表明的意义，即按照作者在一种语言中选择的结构可能性来确定的意义，而是在读者自己的解释语境中去对书面文本进行破解，重新编码和游戏。
由此可见，所谓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无非是从一个语言的、科学的世界转入一个文本的、解释的世界，无非是从结构、逻辑、方法转换到解构、解释、游戏。这种突破能否完成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摧毁？
其实，无论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德里达的解构谋略，抑或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尽管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只能说他们完成的是一种认识视角的扩展，并不足以颠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因为后结构主义本身不过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注：anderson,p.,1983,p.54.）简而言之，它只是对实证主义的声讨中的一种呼声而已，并不足以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
当然，后结构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循环，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方法与反方法之间：解构之谜及其社会和文化批判意义
正如同结构的观念当初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解构的观念一经提出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如同当年英美人类学界对于结构方法趋之若鹜，一时间结构分析几乎弥漫于所有人类学研究，解构同样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特别是在美国“耶鲁”学派的推动和普及下，从文学批评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这说明解构并不是德里达本人的专利，并非他一人所玩的“游戏”。解构之所以成为一股“思潮”，正因为解构已经走入了***治、文化和社会领域。解构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具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of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claude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结构主义论文篇10
论文摘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我国当前新课程改革中备受瞩目，简要梳理了建构主义发展的历程以及其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改革中的影响。认为建构主义在当前我国新课改中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在新课程改革的实践应用中也存在缺陷。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我国当前新课程改革中备受瞩目。本文尝试对教育教学中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梳理，并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方面论述建构主义思想对我国新课改的影响。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建构主义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其理论渊源可以上溯至行为主义的学习论，后又 继承了认知心理学如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若干思想，以及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发展理论”思想，还有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的“认知一发现说”思想。总的来说，从行为主义学习论到建构主义学习论的演变过程，是一个由强调学习的客观主义到强调学习的主观主义的演变过程。
(一)行为主义学习论
行为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是对行为外部事件的考察；外部环境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对人们行动结果的强化会进一步影响后继的行为，学习就是通过强化建立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教育者的目标在于传递客观知识，学习者的目标是在这种传递过程中达到教育者所确定的目标，得到与教育者完全相同的理解。行为主义揭示人类学习的经典公式是：S(刺激)一R(反应)，强调“经验乃知识的惟～源泉”，明确提出教育与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这显然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学习观。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忽视教育传递过程中学生的主观理解及心理活动过程。这种缺陷受到后来的许多心理学、教育学研究者们的批判。
(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皮亚杰关于儿童知识的自我建构思想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直接基础。和行为主义者强调外部环境、刺激等客观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不同，认知主义者皮亚杰(Piaget)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他强调个体的内部认知结构。他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也称“***式”)中：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来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根据皮亚杰的这种认知建构主义观点，教学的目标是在于帮助学习者习得事物及其特性，使外界客观事物(知识及其结构)内化为其内部的认知结构，学习是一种“自我建构”，在这个建构中，要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皮亚杰理论的缺陷在于没有解决好客体问题而过于强调生物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历史性。
(三)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发展论”
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维果茨基进一步创立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和皮亚杰自我建构理论不同，维果茨基强调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作用，特别强调“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人的心理机能的形成是通过社会作用不断建构的，即社会建构，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社会性相互作用内化的结果。这种互动通过教学、日常生活、游戏和劳动等来实现。在他看来，对于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应当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抽象的观点，不是在社会环境之外，而是在同它们的作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加以理解。同时，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以后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发展影响极大。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运用这一理论作为儿童发展的指导，并通过支架的帮助使儿童达到其最高的发展水平，从而使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引导、帮助儿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最高的发展。
(四)布鲁纳学科结构论与发现学习法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发展论”先后在美国的流行，对于建构主义思潮的广泛流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布鲁纳为首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对其进行改造与运用，进一步推动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布鲁纳认为学科内容应是概念、命题、基本原理及其彼此的联系，认为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好的学科知识结构使“学习者不仅可以简单地、明确地把握学习内容，而且可以发挥迁移力，对有关联的未知的事物迅速地作出预测。”布鲁纳认为学习学科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学习处于知识结构最上层的概念、规则，才会出现学习的迁移，才能够顺利解决问题”。为此，布鲁纳倡导发现的学习方法。发现学习同其他学习方法一样，主要目的是获得知识，并且是客观性、简约性、概括性、结构性的知识。因此学生去发现的答案是教师已知道的，学生不是去质疑或发明而是去发现教师希望他们去发现的东西。布鲁纳的认知一发现说思想为以后更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总体上说来，布鲁纳仍然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强调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教学的目标在于帮助学习者通过一定的信息加工方式把外部客观事物及其特征内化为其内在的认知结构。
(五)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多媒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理想认知工具因而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西方愈来愈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其影响。建构主义理论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形成了激进建构主义等新的流派。激进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冯·格拉塞斯费尔德(Von．Glasesfeld)、格登(Gerdern)等。激进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关于经验知识的理论，它更多地是从认识方面与传统的客观主义相决裂。他们认为，世界是客观的，但是对于世界的理解却是个体的。相对于认知主义的观点——学习是全体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形成对某一事物的共同看法，建构主义则强调学习是每个学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构建、解释现实，教师只在其中起着辅助的作用。
由于个体经验的不同，因而个体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他们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新的建构主义流派更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教学方法，诸如源于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的支架式教学：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的抛锚式教学：学习者可以随意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同样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的多方面的认识与理解的随机进入教学等等。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情境”、协作学习对意义的建构作用；强调利用各种资源来支持“学”而非支持“教”；强调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意义建构而非教学目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发展至此，已经从行为主义的客观主义学习论到认知主义的相对客观论演变为以主观主义为中心的学习论。
二、建构主义对教育改革的影响
澳大利亚科学教育学者马修斯(M．Matthews)指出，建构主义是当代科学与数学教育中的一种主要影响，这种影响从近年来国际上出版的大量有关建构主义的著述中可见一斑，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1996年美国出版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科学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就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除美国外，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科学教学评价改革以及相应的教师教育改革在许多国家也都正在展开。例如在德国，基尔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杜特(R．Duit)博士倡导用建构主义理论改革科学教育：在新西兰，2O世纪9O年代中小学科学课程即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编写的：在英国，利兹大学的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把建构主义理论用于科学教学改革中。
在我国新课程改革中流行的建构主义理论多为源于维果茨基理论的社会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所以在我国教育界备受关注，关键在于其理论构想非常有助于我国教育界解决困扰当前教育的核心性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普遍存在“应试教育”，即普遍存在围绕考试、分数、升学进行教学的倾向和弊端。在教学中，将教学目标放在知识的传授上，甚至将考试目标作为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基本以讲授法为主，以大量的练习达到对知识的巩固与理解。教学的评价方式更为简单，以分数高低论学生优劣，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师和学校水平的唯一标准。其结果造成了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学生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教学更多的是训练学生的记忆力，而非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更谈不上培养其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面对当今全球发展趋势和我国对人才的需求，这样的教育已难以承担现代教育的重任。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产生则有助于改变这一切，其独特的学习理论让教育界耳目一新，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也从理论上有助于解决我国传统教育中的某些制约教育发展的问题。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到冯·格拉塞斯费尔德的激进建构主义理论、杰根的社会建构理论等等，他们共同的思想都是将学习置于学生原有经验的基础之上，并遵循其认识规律来进行。PI(’建构主义者重视学习活动中学生的主体性作用，重视学生面对具体情境进行意义的建构，这相对于行为主义的客观学习论是一种进步所以，建构主义的学习和教学观对我们当今的教学改革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建构主义在新课改实践应用中的缺陷
任何理论都有其不完善的一面，建构主义学习论也是如此。行为主义客观学习论强调在教学中重视知识的确定性和普遍性，这在学习的初级阶段是必要的，但它往往易使学生获得教条式的知识。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布鲁纳重视因知识问相互联系而形成的认知结构的作用以及经验的建构，看到了学习中具体性的方面，但是不够深入。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强调个人经验基础上的意义建构，侧重于探索如何使学生的认识由抽象走向具体，更适合于学生学习的后续高级阶段。但是，由于建构主义理论从行为主义的客观学习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任何形式的抽象和概括，这助长了知识的相对主义，同样也会在教育实践中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一)强调直接经验而忽视间接经验的系统学习，易导致整体教育质量的滑坡在教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十分流行，正愈来愈多地被用于促进学生的主动性和探索能力的研究。但是在实践领域，有经验的教师常常对建构主义者抱着批判的态度。建构主义实际上特别强调学生的个别、直接的经验，是否任何知识都需要经过学生的个别“意义建构”来获得呢?根据科学的教育心理理论，学生学习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以学习前人通过直接经验获得而积累下来的“间接经验”为主，直接经验的学习只是对间接经验学习的补充。如果过于强调直接经验，对于人类有限的生命来说，无疑是一种浪费。另外，从教育的立场上看，其结果和美国l9世纪末至2O世纪初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宣扬的思想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那次的教育运动是极其令人失望的，它直接导致了美国教育质量的滑坡，迫使美国自上世纪5O年代后期以来自上至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现状的改革。
有学者明显地表明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当前新课程改革应用中的担忧，指出过度强调学生的个人建构知识、情境学习而忽视教师在传授知识中的作用，显然不符合个人掌握知识发展能力的心理逻辑。对于我国的教育发展来说是有害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中，‘自然主义’和‘形式教育’的思想占据了支配地位，‘儿童中心’和‘能力训练’成为指导许多教育教学改革模式的主要原则，其结果是：知识的掌握被弱化了。”[41。”“要认真对待和克服‘轻视知识’为特点的教育思潮。这一思潮流行时间很长，影响已相当深广，已在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有所反映，因此，对它认真进行探讨、辨析、澄清和克服，尽量减少一些消极因素对新课改的干扰，避免太多的损失，不致付出过高的代价，应该说是必要的、有意义的。141。∞
对于教学实践的改革，也有学者进行了大景的探索，张奠宙认为“建构主义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如何用于数学教学，则要慎重研究。”l5l台湾小学数学教学推行建构教学法，已试验了五年，但无突出的进展。实际上，许多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是先记住会做，再逐步理解的。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是离不开基本知识的记忆和学习的，一切都要建构显然是行不通的。至少基础知识的建构与思想意识的建构必须区别开来。
(二)强调学习者的意义建构．缺乏对教学效果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