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我们是谁？来自何方？意欲何往？这是自古以来就困扰着人类的最为原始的问题。没曾想到，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如今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社会科学层面，也有了探究的价值。――在一项关于身份认知的调查中，有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清楚“我是谁”，不知道自己应该定位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有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把农村户口迁入城里，作为自己的梦想追求。
这个调查结果，能推出什么结论呢？是不是可以认为目前城乡差别已经消除，市民农民相差无几？果真这样，几十年为之奋斗的消灭“三大差别”的目标实现或接近实现，应当令人兴高采烈。但是且慢，新生代农民工不再看重城市户口，并不是因为城市缺乏魅力，而是“这里没有自己的根，也不适合自己”（被采访者的回答）。除了生活成本太高的因素外，农民工不愿落户城市，是担心失去家乡的土地，又面临城市房价奇高、社会保障缺失等诸多困难，这成了他们实现身份转型的重要障碍。但毕竟，“暂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说他们是农村人，却没有干过一天农活；说是城里人，又没城里的房子和城里的户口。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甄月桥）。这种身份的尴尬，已经让许多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过客。自我身份认知的不确定，也反映了农民工归属感的缺失。
2002年，哈佛商学院的两位组织行为学教授保罗・劳伦斯和尼丁・诺利亚基于神经科学、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分析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保持下来的四类基本情感需求。在随后针对全球500强中300家企业的调查中发现，这四类需求――可获得感、关系、理解、防卫，与员工敬业度、满意度等，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财富》201l年8月中文版）。比如“可获得感”，人类总是靠着获得稀缺的东西来维持自己的幸福感，得到时就兴奋，得不到时则消沉。而这一现象，不仅对于衣服、食品、房屋、金钱这些物质需求适用，也适用精神层面的需求，像社会地位的提升等。又比如“防卫”，每个人都有防卫的本能，只有当他感觉不到威胁时，才不会担心、害怕，甚至愤怒。不难想见，当农民工长期在城市打工，却无法获得房子、“绿卡”，生活中又充满各种担心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满意、敬业，只会产生逃离的想法和迷茫的情绪。其他“关系”（关爱关怀）、“理解”（工作价值）两个情感需求的缺失，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更要命的是，现在不是一个两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仅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就高达1.5亿，其中80％在县城以上城市就业。1.2亿农民工事实上已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身份仍是农民，是名不副实的城市人口。那么，他们还能回到农村去吗？显然不能，一方面农村没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一方面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也不是农业发展的出路。因而，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这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意义。
人本来就不应该有固化的身份。如果奴隶永远是奴隶、贵族永远是贵族，就是一个坏制度；好制度应该有流动和上升的通道，应该体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因此身份认知的迷惑，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成长感、成就感和归属感，是他是否快乐幸福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在一座城市打工时，单位没有为他搭建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反而限定了他的成长的空间，破碎了他的发展梦想，或者梦想一直就是梦想，毫无梦想成真的可能，那么“三感”就会消失殆尽；再加上买不起房子，又没有社保，孩子上学就医困难重重、负重如山，他们还敢对城市流连忘返吗？还能奢谈安居乐业吗？还能期求社会稳定吗？恐怕一切都是空谈。可见，一支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实现身份转型，如何让他们落地生根，已成为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
（原载《杂文月刊》2011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