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近半年来，文化自觉已成为全国的一个热门话题，学术文化界尤为关注，这是十分可喜的。
文化自觉理论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是他长期坚持实地调查、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反思的结果，达到了理论上的升华与创新。
下面谈一谈个人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体会。
一、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形成
费孝通文化自觉论，是世纪之交在时代转折和国内、国际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
“文化自觉”的概念、命题诞生于1997年初。费先生曾回忆说：“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正式采用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473页）北大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于1997年1月5日至12日举行，费先生在研讨班上作了几次讲话，最后在总结发言中说：“我们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参加这个研讨班，所为何事？……到最后一刻，我想总结一下，问一句：我们大家在搞什么？心头冒出四个字‘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费先生在研讨班上的几次讲话，经过整理后，以《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为题发表。
实际上，在1997年1月4日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费先生作题为《开创学术新风气》的讲话中，就已经采用了“文化自觉”这个名词。他说：“开创什么新风气呢？我想用‘文化自觉’四个字来表达。”并对文化自觉的要义作了精辟阐释：“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12、216页）这一段文字，后来费先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复，词句略有改动，基本内容未变，可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结晶。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则早在1990年费先生就提出来了。七年后，在采用“文化自觉”名词的同时，费先生把它归结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在《开创学术新风气》中，费先生说：“7年前在我80岁生日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的答谢词中，我瞻望人类学的前途时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中，也讲到了同样的意思。
《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有一篇文章，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写作时间是1990年7月25日。文章说：“我感谢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给我这个机会，出了一个题目《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要我在他们为祝贺我80诞辰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作一次发言。”从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看，费先生多次所说老朋友在东京祝贺他80岁生日，当在此时。费先生在谈到他与伦敦***治经济学院老同学Edmund的不同学术见解时说：“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自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十二卷，第41、49页）。在这篇文章中，只见“各美自美”、“美人之美”八个字。会议结束时，费老留下的题词，正是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题词***片及说明）。很遗憾，这篇文章未收入我参加编辑工作的《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一书。
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论，决非偶然，是与他的一生经历和学术造诣分不开的。费先生毕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他是从社会人类学视角思考和研究文化的。1930年，费先生由苏州东吴大学转学到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5年6月，从清华研究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当年10至12月，去广西大瑶山作特种民族研究课题调查，因迷路身陷虎阱负伤。后来根据这次调查所得资料，写出《花蓝瑶社会组织》一文。1936年夏，趁在家乡江苏吴江养病之机，到开弦弓村调查，并于1938年在伦敦***治经济学院学习时，用英文写出著名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这篇论文被他的老师、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称为“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江村经济·附录》，《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二卷，第214页）。由于种种原因，《江村经济》1984年才译成中文出版。
费先生七十年如一日，坚持通过调查，以观察分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起点，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见一般，获得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科学认识。这就是他所说的“从实求知”。他通过实地调查写出的报告和文章，往往没有引起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注意。实际上，在1936年写的《花蓝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费先生就明确宣示，他希望和朋友们一道，“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第480页）可见，费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论，同早年即已开始，一生孜孜以求，探索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是一脉相承的。
费先生关于文化的论著甚多，涉及面甚广。1933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写出了《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1936年在伦敦***治经济学院，受马林诺斯基之托，翻译其名著《文化论》。上世纪40年代，费先生又先后发表了《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文化的物质面和精神面》、《文化论与社会学》等论著，对文化的本质、构成、规律等，作了全面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后，费先生从70岁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以极大的热忱重走原先走过的学术道路。在一次回答他一生想做到的是哪件事的问题时，费先生脱口而出“志在富民”四字。他说，他本是个教书先生，没有钱，又没有权，只能靠脑瓜子里的智力，来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这也就是他所谓的学术。他谦虚地说：“至于我所有的‘学术’属于通常所标明的哪一门、哪一科，我觉得无关宏旨；称之为社会学也好，称之为人类学也好，反正我只学会这一套。这一套是否够格称学术，我想还得看它是否抵用，能不能富民为断。”（费孝通：《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他在大力推动恢复社会学的同时，风尘仆仆出访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等国，到许多著名大学讲学和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不辞劳苦地多次重访广西瑶山，十余次回到江村，亲自考察乡镇企业、小城镇及城市社区，到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费先生不顾年迈，在“行行重行行”中，进行文化研究与思考，终于攀登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文化自觉论。
费先生多次说：“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477页）。20世纪80年代末，费先生去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考察，看到这个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一套适合林区环境的文化，以狩猎和饲鹿为生，由于森林日益衰败，威胁到这个只有几千人小民族的生存。90年代末，又到黑龙江考察以渔猎为生、也只有几千人的赫哲族，发现存在同样问题。他想，跨入信息社会后，世界文化变化那么快，这些少数民族都发生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于是得出结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同上，第477页）。
尽管费先生是从两个少数民族引发出文化自觉问题的，但却与中国近百年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大背景、世纪之交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格局密不可分。费先生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心系国家命运，关注世界潮流。他说：“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同上，第473页）他在回顾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后，指出：“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以探求中国文化的道路。”（同上，第475页）同时，他看到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解决。在世界不同文明的相互接触、碰撞、融合中，过去的一些价值观念越来越不适应了，各个文化、民族、国家都需要文化转型。所以，文化自觉决不仅仅是这两个少数民族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作为上下求索、以探寻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知识分子杰出代表之一，费孝通晚年大声疾呼“文化自觉”，正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潮流和要求。
二、文化自觉的含义和使命
“知人者智，自知则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第33章）老子这句名言，对于我们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十分重要。能够自己认识自己的人，是聪明人；能够自己战胜自己的人，是坚强的人，而自胜的前提是自知。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尤其难能可贵。
费先生说：“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文化自觉是相对文化不自觉而言的。人类长期处于文化不自觉的状态中，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状态。从文化不自觉到文化自觉，是一个逐步前进的漫长过程。实现这个跨越，关键是用科学态度，系统而又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文化。
文化自觉还包括对其他文化也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费先生说：“‘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费孝通：《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中，人们通过对其他文化与自己文化的对比观察，逐步认识自己文化的长短优劣。“我们需要懂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为什么不同，只有抓住了比较研究，才能谈得到自觉。”（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文化自觉必须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做起。作为中国人，我们就应当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和现状。首先认识自己的文化，对其他文化的认识，对其他文化和自己文化的比较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础。
为了实现文化自觉，费先生十分强调对自己文化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世界各个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弄清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东西，才能对中华文化的本质和精神有更加深人的把握。“我们相信中华文化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解决很难的难题，这是可以相信的，不然哪里会有曾绵延了5000年的巨大活力。”（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费先生常说他自幼进入西式学校，中学和大学都是上的教会学校，接着留学英国，缺乏前辈学者那样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所以90岁以后，一再宣称才进行国学“补课”。他在对中华文化作进一步的研究中，更加充满了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究竟有哪些显著特点？费先生在不同场合作过多次论述，讲得最多、最明确的是中华文化的继承性和包容性。
关于继承性，费先生说：“看到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这大概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80页）又说：“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同上，第281页）继承性蕴涵着生命力和凝聚力。继承性强，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和糟粕部分都会表现出来。在大力发扬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腐朽落后的成分死灰复燃，或改头换面，乘虚而入。在世界几大古老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与继承l生强是密不可分的。对继承性强这个特点，是应当充分肯定的。至于中华文化如此顽强的继承性是如何形成的，费先生说：“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这个东西也许就是kinship，亲亲而仁民。”（同上，第281页）他说他对这个问题一时讲不清楚，还需要研究。
关于包容性，费先生说：“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费孝通：《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包容性就是多元互补，这正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长期延绵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包容性，哪里会有从炎黄二帝传承至今的五千年血脉？哪里会有先秦以来诸子百家遗留下来的丰厚典籍？哪里会有儒释道以及后来传人西方宗教的和谐共生？尽管其间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矛盾和纷争、挫折和失败，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终又重新崛起，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终又大放光芒，与包容性是分不开的。费先生说：“‘一国两制’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特点中的包容性的继续发展。”（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费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点与古代先哲所提倡的“和而不同”文化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费先生还论述了传统与创造的辩证关系。“创造不能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了生命的基础；同样，传统也不能没有创造，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的创造才能赋予传统的生命。”（费孝通：《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08～309页）中华文化的创造性，也是十分突出的。从汉字到书画，从哲学到医学，从建筑到饮食，从服饰到京剧，无不体现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创造性是建立在继承性和包容性的基础上的。继承自己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积极借鉴、吸收、消化、融合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把它变成自己文化的基因，就能不断进行新的创造。文化自觉就是要“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同上，第310页）。
如何把中华文化的特点发扬光大，并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其生命力、影响力，是费先生十分关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把这些特点发掘出来，表达出来，这也是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具体课题。”（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并作为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人口。
中华文化的特点，并不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的。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华文化特点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时期。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文化特点的充分体现和发扬，需要具备一定条件，这就是强盛的国力。费先生说，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强盛时期，就可以相信，充分体现和发扬中华文化特点新的历史机遇期已经和正在到来。他指出：“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478页）。实现文化自觉，就是要把中华文化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展示在全世界面前。
实现文化自觉，对中华文化有自知之明，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费先生指出，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来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中华文化要生存、发展，答案只有一个：实行文化转型，从传统走向现代，创造出新的现代中华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人百余年来的梦想，也是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奋斗目标。“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费孝通：《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造现代中华文化》，《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56页）
要实现文化转型，光有文化转型的理想和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并不断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没有自主能力，文化转型只能任人摆布，谈何文化自觉？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走什么道路，还有个选择问题。在文化选择上，必须取得和坚持自主地位。文化选择没有自主地位，违背自己的意愿，也谈不上文化自觉。文化转型、文化选择必须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总之，要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走文化自主创新之路。
费先生还指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晚年的费老，常常回忆他所亲身经历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变迁，并深有感慨地说：“‘地球越来越小了’——这是我一生经历中最深刻的感受。”（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在这样时代大变动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全球性世界的大社会。一方面多元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融合日益增多，如何处理与各个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某一个文化、民族、国家所遇到的问题，而成了世界性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的急剧发展，造成了资源过度开采，森林惨遭破坏，人口迅速增加，环境严重污染，地球日益变暖，这一系列的挑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摆在各个文化、民族、国家的面前。费先生生动、风趣而又深刻地说：“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530页）因此，他认为：“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人类“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各个文化、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文化转型问题，性质不尽相同，也有许多共同之处，都需要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因此，“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三、文化自觉的历程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个字，琅琅上口，字字珠玑，深入浅出，便于记忆，现在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名句，大大加快了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传播，促进了人们的文化自觉。
费先生把这十六个字归结为“文化自觉的历程”，据我理解，是指人类由文化不自觉到文化自觉不可避免要经历的过程。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人类发展各个阶段都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人们的文化心态也与之相适应。
正因这十六个字的高度概括性，需要深入思考，才能领会其丰富内涵。
“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同上，第248页）。人们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认为是美好的，产生一种美感，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觉得汉字是美好的，中国饮食是美好的，中国书画是美好的等等。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与外界社会及其文化没有或很少接触，只能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各美其美”可说是人的文化本性、文化天性。费先生指出：“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同上，第248页）
“各美其美”，不仅指自己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还包括理解和允许别人欣赏其各自的文化传统。费先生强调，“各美其美”不是“唯我独美”，更不要求乃至强制别人“从我之美”。各个文化都有其美的部分，也有其丑的部分。美与丑是互相依存、互相交织、互相渗透的。把自己文化中美的当成丑、丑的当成美，是经常发生的，我认为，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各美其美”。美与丑又是在与不同文化比较中存在和显现的。当今时代，只有通过对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自己文化所具有的特点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以后，才能真正做到“各美其美”。所以，“各美其美”看似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隔绝状态被逐渐打破，对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作对比，乃人之常情。久而久之，人们的文化心态也开始变化。“各美其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上升为“美人之美”。
“美人之美”，“就是……做到别人觉得美的自己也觉得美。”（费孝通：《东方文明与二十一世纪和平》，《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贸易快速发展，交通通讯一日千里，文化沟通日益密切，人们看到自己文化优美之处的同时，逐步发现其他文化也有着许多长处与优势，也有其美之所在。
要真正做到“美人之美”，更不容易。因为，这里有一个价值标准问题。“从‘各美其美’上升到‘美人之美’，就是要容忍不同价值观点的并存。”（费孝通：《东方文明与二十一世纪和平》，《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各美其美”是以各自的价值标准评判各自的文化。当文化接触越来越频繁时，如果只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文化，不能容忍别人以他们各自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他们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认同其他文化的长处和优势。“美人之美”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美人之美”要求“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542页）
大家知道，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他的重要学术贡献，是“和而不同”中国式思维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世界文化也是多元并存的，“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是这种中国式思维方法在文化心态上的反映。他说：“多元一体是中国式的思想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人家和你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心地美人之美，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为了经济利益。”（费孝通：《中国文化和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85页）达到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的境界，不同文化之间就能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在“各美其美”基础上，善于“美人之美”，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源，推进自己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美美与共”，“就是……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和发展。……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44页）。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没有“各美其美”，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长处和优势，缺乏文化自信，自己文化就无法传承、发展与创新；没有“美人之美”，看不到其他文化的长处和优势，必将导致互相对抗、冲突以至战争，哪里还有“美美与共”？
在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条件下，文化的多样性依然存在，并将更加异彩纷呈。费先生指出，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几百年来，主导世界的西方文化大量地传播到其他文明当中，西方社会也大量地汲取了其他文明的文化。今天的世界文明，已非过去历史文献、经典书籍中所描绘的那种“纯粹”的传统文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要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来看待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
“天下大同”，按费先生所说，不同文明之间“平等相处，相互理解，取长补短，最后走向相互融合。用我们的说法讲，就是天下大同”（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他还指出，当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谐，“出现长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532页），就是“天下大同”。
古往今来的各国思想家，对于大同世界作过各种各样的憧憬和描绘。据我理解，费先生所说的“天下大同”，没有像许多前人那样从经济社会制度上展开论述，而是针对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已经被捆在一体中的人们能有一套大家共认的价值标准，人人心甘情愿按这些标准主动地行事。这样的社会也就是我们中国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理想，即所谓‘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费孝通：《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显然，原来具有各自价值标准的不同人群，要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价值标准，并按照这套价值标准行事，是极其艰难的事情。当今世界，总是有人认为自己的价值标准是唯一正确的、最美好的，并企***强加于人。他们往往借价值观之名，行国家利益之实。因此，要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531页）
然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人类不同文明相处之道，终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费先生说：“我是充分肯定历史是向着天下大同的目标不断前进的。……人类一定要在新的21世纪里，至少要在今后新的1000年中，能够促使我们中国人祖祖辈辈所追求的大同天下的实现。”（费孝通：《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为了实现人类的文化自觉，朝着“天下大同”的目标前进，费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应该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他提出，中华文化中有许多优秀传统，如“仁”、“爱”、“恕”等为人处世的基本概念，人际关系上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和而不同”的人文价值观念，可以用来处理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
总之，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论，一方面，是呼吁我们认识自己文化的过去和现在，努力创造出现代的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是希望我们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扩大它的感召力，促进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处理好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走向“和而不同”的美好未来。
费先生说：“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出现过‘人的自觉’，写下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看来21世纪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可以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费孝通文化自觉论，认识其学术理论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并且付诸行动，他的这个美好愿望与殷切期待，必将实现。
作者：北京市西城区新文化街12号院2号楼504室，邮编1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