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九十四年前的五月,这篇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作品,至今仍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救救孩子”的呼喊,仍然震撼着我们。前几年索尔仁尼琴辞世,高寿89岁。一位年轻朋友问我,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谁最长寿?我的回答是鲁迅,他始而不解,鲁迅只活了56岁,连退休年龄也不到,何来长寿?继而点头称是,鲁迅去世70多年,他的著述哪一年在我们的书市绝迹过,他的思想者光芒哪一年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消失过?拥戴的,赞赏的固不用说,那些反对的,贬损的,也无法无视他的存在。他是绕不过去的高峰。当年“反修”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这边开会纪念鲁迅,“修正主义”那边也开会纪念鲁迅,敌我双方同时为一个作家唱赞歌(各自出于不同角度),能够当此殊荣的,现代中国也只有鲁迅一人了。这还不是长寿?这正应了老子的一句话:“死而不亡者寿。 ”中国历代伟大作家死而不亡者众矣,曹雪芹只活了49岁,他是永远辉耀在我国文学星空的一颗最明亮的星。
死而不亡者受到一代代读者的喜爱,然而死而不亡者毕竟是极少数。多数是死而即亡甚至不死已亡,这也是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有些作家“死”“亡”的判定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盖棺也不能论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名字往往时失时现、时现时失。一个时期他“死”了“亡”了,一个时期他“亡”而又生,神奇地复活了。在当代,这种现象也曾屡屡出现。1957年一批作家倒下了,20年后又鲜花重放。“”时期更多的作家倒下了,10后又复活再生。索尔仁尼琴在苏联也是“死”过几次的。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作家的亡或不亡不是一时就能看得清楚的,一时的被冷落被封杀不等于永远被冷落被封杀,一时被炒得热火朝天红得发紫,也不能避免一旦时过境迁便烟消云散被人忘得精光。那些没有灵魂、缺乏良知与坚守的跟风媚时者,大抵免不了这样的命运。
就像生理寿命无法预测一样,作家也无法预测自己的精神寿命。也有对自己身后充满自信的作家,俄国的普希金就是一个。他只活了38岁,生前就写过这样的诗句,“整个的我不会死亡——灵魂在圣洁的诗中将逃离腐朽,超越我的骨灰而永存——我将永远被人民所喜爱。”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言,苏联解体之日,我在俄罗斯访问,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使许多在苏联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著名人物受到质疑,有的连画像也被取下。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的广场上、公园里,普希金的雕像依然挺立,人们在谈到普希金的时候依然怀着特别的亲切,为俄罗斯拥有这样一位伟大诗人感到无比自豪。这是死而不亡者寿的又一例。
普希金敢于预言自己死而不亡,他的底气来自人民,来自对人民对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深情的爱,“因为我的诗的竖琴唤起了那善良的感情,因为我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在他去世的讣告里,人们把他比作俄国“诗歌的太阳”。果戈理曾为此感慨:“这样的俄国人或许两百年才能再出一个。”
索尔仁尼琴多年流亡后回国,第一站是回到西伯利亚的劳改地,甫下飞机,面对欢迎的人群,他俯下身,双手深情地抚摸着脚下的泥土。在他那些“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他也很自信,“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存在20年、30年,甚至50年”。
鲁迅则希望自己的作品随着现实意义的消失而消失,而现实是他的作品生命力不衰,人们还是需要从他的作品汲取思想的滋养。“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依然是许多人向往追求的境界。这些死而不亡的作家的艺术成就各有千秋,但热爱人民热爱自己所生活的土地的那份深情却是相同的,人民回报他们的是同样的深情。送别鲁迅仪式上,覆盖在鲁迅灵柩上那面旗帜写着的“民族魂”三个大字,便是人民对这位死而不亡者深情的最集中体现。
(龚宝良摘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