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合影一共三张。一张是1922年5月23日在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合影。另两张是1923年4月中旬为欢送爱罗先珂回国所拍摄。
爱罗先珂(1889~1952),诗人,童话作家,出身于乌克兰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因患麻疹而失明,曾在莫斯科盲童学校学习,凭借自己的勤奋和音乐天赋,靠弹唱有些积蓄,在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帮助下,转赴伦敦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学习。25岁离开俄罗斯,先后在暹罗(今泰国)、缅甸、印度、日本等地漂泊。
1919年,爱罗先珂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和“德国间谍”,先被拘禁,后被驱逐。他辗转到了日本,在大学旁听时结识了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组织“晓明社”,后又参加了1920年成立的、由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利彦等和无***府主义者大杉荣等发起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1921年爱罗先珂因参加了“五一”游行,被日本***府驱逐出境。当时爱罗先珂想回国去盲校当音乐教师,但从海参崴到赤塔时,由于身份没有查清,被拒绝入境。爱罗先珂不得已,只好转往哈尔滨。他在哈尔滨逗留了一个多月,于同年10月1日离开哈尔滨前往上海。一位日本世界语学者致信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向他介绍爱罗先珂的遭遇,希望对这位盲人世界语者予以关照。上海世界语学会热情地接待了爱罗先珂。
爱罗先珂曲折的经历和在日本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中国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同情和关注。在爱罗先珂到中国之前,鲁迅就读到了他的一些著作,而且准备将这些著作译成中文。为了解决爱罗先珂的生活问题,曾在鲁迅任教的中学学习过的胡愈之写信给鲁迅和周作人,请他们帮忙,鲁迅便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推荐。于是,爱罗先珂于1922年2月应邀来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和俄国文学,月薪200美元。爱罗先珂是盲人,生活不能自理,蔡元培便把他托付给鲁迅、周作人照料,爱罗先珂被安排在八道湾周宅。此后,爱罗先珂就在北大马神庙二院每周日上午讲授世界语,并由周作人代取薪金。周作人几乎成了爱罗先珂的专职秘书、向导、翻译,职任代领薪水、换钱、书信、记录讲演稿、电报、陪同并翻译演讲、陪同出游、饮宴应酬等。爱罗先珂的到来,给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他的课很受欢迎。一时间,北京大学选修世界语的学生猛增到500余人,同时还开办了业余世界语班。一些学员如王鲁彦、陈树声、冯省三等后来都成了世界语运动的骨干。
胡适曾应蔡元培的嘱托,为爱罗先珂在北大的讲演担任翻译。爱罗先珂在女高师演讲《知识阶级的使命》,胡适也前往听讲,并在日记中记录了演讲的内容:“他说俄国知识阶级的历史,指出他们的长处在于爱小百姓,在于投身到内地去做平民教育,并不在于提倡***与暗杀。他痛骂上海的新人,说他们自己有一个主张,却要牺牲他人去实行。” 胡适对这个演讲的评价是:“他的演说中有很肤浅处,也有很动听处”。
周作人记录了爱罗先珂在北京多所学校的讲演,有《春天与其力量》《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女子与其使命》等。周作人描写爱罗先珂在北京演讲的轰动情况时说:“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而爱罗先珂又是一个“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家两重人格”的人物。
鲁迅很欣赏爱罗先珂的作品,此前刚编完爱罗先珂的《童话集》。他也抽出时间陪同爱罗先珂演讲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爱罗先珂一到北京,3月26日,就应邀到俄文法***专门学校讲演,事前警厅以其有“危险言论”强行干涉,后经学校外国教员调停、学生强烈要求,演讲才如期进行,鲁迅特意前往陪同。4月2日,两人又出席了北大第二平民夜校的游艺会,爱罗先珂演唱了俄国歌曲,由鲁迅口译和介绍这歌曲是歌颂哥萨克农民起义领袖拉辛的故事。4月4日,他们又同去观听白俄歌剧团的演出,归来后鲁迅作《为“俄国歌剧团”》,叹息中国却“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他甚至说“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这恐怕也是爱罗先珂的感想和意见。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尤和他熟习,往往长谈至夜半,尝戏评之曰‘爱罗君这捣乱派’。因为他热爱自由***,喜赶热闹,无论有集会,都愿意参加,并且爱听青年们热心的辩论,虽然他是听不懂。”(《爱罗先珂》)有时两人谈得热烈忘情,鲁迅忽视了旁人,例如,世界语者吴克刚就在《忆鲁迅并及爱罗先珂》一文中抱怨鲁迅“冷漠”。
鲁迅1923年1月17日在《晨副》上发表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为爱罗先珂受欺辱而动怒。事情的原委是:鲁迅陪同爱罗先珂到北大和“燕京女校”欣赏学生们演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戏剧。爱罗先珂随后写了一篇《观北大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批评演出受旧戏的影响,“模仿优伶”,不能男女同台演戏,不能真正表现人物思想感情。演出者之一、也是北大实验剧社骨干的魏建功看了文章后表示不满,写了《不敢“盲”从》一文,将“观”、“看”、“盲”等用了引号,意在讽喻爱罗先珂一个盲人,没有资格作这样的批评。鲁迅的文章里充满了愤怒,甚至用了“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这样的语句。
爱罗先珂住进八道湾之后,八道湾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世界语爱好者、无***府主义人士、外国人等,有的客人索性就住在八道湾的客房,如日本人近藤、清水等。
尽管爱罗先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周到的接待,然而他依然感到“寂寞”,不断地叹气和诉苦:“唉,唉!”“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爱罗先珂在北京住了4个月后,于7月3日启程赴芬兰参加第14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年会,周作人等前往车站送行。因为预计9月就要回来,所以他的琵琶长靴以及被褥都留在中国,没有带走。但过了10月份,爱罗先珂还没有回来。这让居停主人周氏兄弟非常挂念。周作人写道:“前几天接到英国达特来夫人寄来的三包书籍,拆开看时乃是七本神智学的杂志名《送光明者》(The Light-bringer),却是用点字印出的:原来是爱罗君在京时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时候,他却已走的无影无踪了。”
历尽艰辛,爱罗先珂于11月4日返回北京。但他不想在这“沙漠”一样的国度里住下去了。
爱罗先珂回国后,音信全无。一度传闻他已不在人世。周作人1931年2月给翻译过爱罗先珂作品的汪馥泉的信中说:“爱罗君死耗似系谣传,去秋日本友人福冈君来北平,说爱罗君现在俄国,专为游览的日本人作向导(想必在莫斯科),虽系间接的消息,大抵可靠。福冈君系爱罗君在日本最要好的友人,但亦云未曾得来信,此盖亦系爱罗君之一种脾气如此也。”1934年12月10日,鲁迅在给萧***、萧红的信中也提到,“爱罗先珂却没有死,听说是在做翻译,但有人寄信去,却又没有回信来。”
爱罗先珂于1952年在故乡去世。苏联出版了他的全集。从1921年7月起,鲁迅先后翻译了爱罗先珂三部童话集《天明前之歌》《最后的叹息》和《为人类》中的许多作品,成为中国最早和最主要的爱罗先珂著作的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