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茅盾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者,在特殊的时代经历了不同于一般人的经验。他的处女作《蚀》三部曲也一直被当作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文本。可是《蚀》中透露出的时代气息却属于全社会,他笔下人物的苦闷也绝不仅仅是理想破灭的苦闷,更多的是找不到理想和方向的苦闷。
关键词:《蚀》;茅盾;“时代病”
中***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1-0004-01
一、 一代人的写照
茅盾于1896年出生于浙江桐乡。他所在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变化的大时代,各种新思想、新制度、新出路、新文学、新生活的许诺天花乱坠。在老中国和各种新事物的冲撞中,充满朝气才华和美丽梦想的新青年登上了中国的***治舞台。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些理论宣扬的那般美好,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冲突发生了。
很多人都把茅盾的《蚀》三部曲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在大***时期的“幻灭”、“动摇”、“追求”。然而,茅盾自己曾说过:“当时乘***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的正确道路,正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无论对哪个阶级来说,当时的形势都是扑朔迷离的,尤其对空怀一腔报国热情但又被现实所阻挠的有一定知识的青年人来说更是感到苦闷迷茫。
因为以茅盾为代表的一代人出生后不久就是辛亥***,虽然***果实被窃取,但社会风气毕竟开化了,随着***者的不懈努力,北伐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国人尤其是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熏染长大的青年人重新燃起了对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希望。但新的国家建立了,旧中国却依然是旧中国。幻想的美好和幻想破灭的巨大差距造就了茅盾描写的“乘***高潮而起的弄潮儿”的幻灭动摇和追求。“乘***高潮而起的弄潮儿”是茅盾对自己和自己笔下那些年轻人的归类,当***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时,从外国学来的思想,主义都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这些一时看不清方向失去了信仰的青年们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没有自己的定位,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只得经历一轮又一轮的精神炼狱。
当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后建立了传说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家曾经许诺下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没有如期而至,相反,环境污染、劳资矛盾、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日益显著,人们的失望,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怀疑成为了当时的思想主流。类似于西方的情况,在北伐的时代,各种宣传使得所有的人们以为自己即将迈进新生活的大门,但***形势的急转直下使民众开始新生活的幻影破灭了。茅盾的《蚀》三部曲写于1927-1928年间,这正是中国***形势紧张变革的时期。“从《幻灭》至《追求》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作者当然有许多新感触,没有法子不流露出来。……所以我只能说老实话;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我都很老实的表现在三篇小说里。”作为1921年就加入中国***,在国共合作后又以***员身份加入的茅盾,面对国共失和和对***的大肆屠杀,顿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和怀疑。《蚀》正是茅盾此时的产物,它完全是作家当时的心境真实写照,饱含了作者的情绪,有失望、有迷茫,也有颓废。虽然作品以这些小知识分子作为表现的主角,但这不只是小资产阶级才有的心态而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工人,农民,官员等等都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怀疑,只不过这怀疑有的深刻有的浅显罢了。在其他作家的笔下,这种幻灭虽然不是作为专门的目的来表现的,但从他们的笔下仍可以看到幻灭的影子。叶紫的作品《星》中梅春姐是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经历了大***获得了短暂幸福的她在***失败情人惨死后也有“一种破灭的悲哀和恐怖,仍旧牢而有力地缚住了她的那战栗的灵魂……一连三天,她都沉陷在这种破灭的悲哀的想头里……”要不是她和黄的孩子支撑着她继续活下去,她的结局恐怕也是陷入深深的幻灭感中不能自拔吧。
二、时代病――西方文明与东方道德碰撞的产物
世纪儿的形象也出现在了中国,这就是茅盾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在西方,世纪病伴随着无可名状的苦恼,百无聊赖和空虚堕落,追寻其根本原因是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英雄主义的破产。生长于光荣年代的一现时代已经不再允许个人奋斗,死气沉沉的现实造成了他们的犹豫和苦闷。与西方世纪儿的苦闷不同,造成中国世纪儿苦闷的原因虽然也有社会的压抑和理想的破灭,但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东西文化的碰撞。在东西文化的抉择上,生活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人们面对了更大的压力。茅盾在谈到方罗兰时曾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正面描写一个人物的***治态度,不必像屠格涅夫那样要用恋爱来暗示;但描写《动摇》中的代表方罗兰之无往而不动摇,那么他和孙舞阳恋爱这一段描写大概不是闲文了。”
方罗兰的爱情选择可以看做是对中西文化的选择。方罗兰在发妻陆梅丽与同志孙舞阳之间的动摇便表现出的这种苦闷也可以看作是在文化选择中的苦闷。
从对比中可以轻易得出结论:陆梅丽是典型的好妻子形象,优雅端庄,作为妻子来讲是无可挑剔的,她是男性视角或传统文化中完美妻子的典型形象;孙舞阳则是无根无底,既没有家人,没有年龄,没有固定的男友,总之,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牵绊的女子,换句话说,这种女人就是为爱情而生的。她完全不受传统女性的各种道德约束,只服从于自己,至于服从于自己的什么――除了文中只提到过一次的“”之外――作者也没有给出任何说明。鲜艳的着装和煞有介事的职业就是她的标志。方罗兰用一种俯视的眼光去看妻子,会夸妻子做的好的地方也会批评妻子做的不好的地方。而对孙舞阳则是用仰视的眼光,方罗兰把孙舞阳当作是女神一样的人物赞美她,崇拜她。
在作者的描写中,叙述人可以清楚的看清方罗兰的心理,也可以详细刻画陆梅丽的思想,唯独在描写孙舞阳时却采用了另一种方法。读者对孙舞阳的了解仅仅限于她的衣着,她与别人的对话以及她的行为,通过这些来揣测她的性格。与方罗兰对孙舞阳的本能的崇拜相比,孙舞阳就理性多了(可能是因为她处理这类男女关系的经验较多),她可以轻易看透方罗兰的内心,知道方罗兰在犹豫什么在痛苦什么,想要什么。至于她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恐怕只有孙舞阳自己知道了。作者选择的这种叙事角度正是与国人对待东西文化的态度相对应的。
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正是对西学东渐的一代人的写照。学了西方体制的学子们往往用一种改革的眼光看待老中国,用一种万能的眼光看待外国的一切。可是这一代人又从小生长于这种文化,不可能脱离中国的传统。由此就产生了无尽的动摇与迷失。
方罗兰见到妻子时往往被她的温柔和端庄所吸引,见到孙舞阳时又会马上迷恋她耀眼的模样和性感的身材。但孙舞阳毕竟是不能亲近的,她始终像一个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一样对待方罗兰,使得方罗兰对她又爱又怕。作者在写这动摇的时候用嘲讽的笔调描写了这个软弱的男人在面对离婚时是怎样处理的。“最后,他想得了一个滑稽的办法:请孙舞阳自己来解决太太的问题。”因为“除非是孙舞阳死了,或是嫁了人,才能消灭她的怀疑。第一,死,原是难说的,但孙舞阳不像一时便会死;她一定不肯自杀,而城里也没有时***。第二,嫁人呢,本来极可望,然而现在知道无望了……所以孙舞阳的好意竟无法实行,除非她肯自杀。”作者辛辣的讽刺正是对自己及其这一代人的自嘲与反省。
但作者对孙舞阳的描写毕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她只是男望化的女性形象:没有具体的家庭背景和学***历,没有具体的年龄,只有对姣好相貌,曼妙身材和鲜艳衣着的刻画,就连她那“现代”的思想也显得虚无缥缈,“然而我绝不肯因此使别人痛苦,尤其不愿因我而痛苦者,也是一个女子。也许有男子因我而痛苦,但不尊重我的人,即使得点痛苦,我也不会可怜他。这是我的人生观,我的处世哲学。”这单薄虚无的处世哲学不知道是如何支撑孙舞阳的人生的。对西方体制和文化的一知半解与隔膜导致了作者描写的脆弱。
对大***的正面描写在文学史上较为少见,茅盾的作品可以说是最快,最直接也是最复杂的反映现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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