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从古希腊开始，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们的噩梦，也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热门议题。从西方史观出发，一个不断发展的、与关国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迥异的中国，将注定是美国霸权和西方主导地位的挑战者。两国间权力格局的快速变化与权利关系调整的滞后性之间形成不断的张力，会使两国陷入连绵不断的矛盾与冲突之中，最终将难免擦***走火。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并非所有霸权国与继任国之间的权力转移，都是通过战争形态完成的。从理论角度来看，核天花板效应、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关系、国际社会的机制化进程和国际关系多元化、多极化趋势，都在约束着中美两国竞争手段的选择和竞争目标的设定。从现实角度看，虽然两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应然形态仍无共识，但是从G2、中美国到新型大国关系等概念的提出，都体现两国塑造出一种新型关系的迫切性与积极性，以及谨慎的探索心理。
关键词：权力 权利 核天花板效应 相互依存
中***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5-0021-27
2012年2月15日，时任中国国家副***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时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的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在2012年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上，时任中国国家***的和国务委员***提议中美两国共同讨论如何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随后，时任中国***长的***在访问美国、***在墨西哥G20峰会上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都提出这一建议。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继续举起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旗。***在2013年3月17日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称：“我不相信大国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愿意与奥巴马***府一起，共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在美国加州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把新型大国关系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在2013年7月中美第五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副***和国务委员***也再次提出这一倡议。美国领导人虽出于国家荣誉和话语主导权考虑而不直接表达观点，但也做出了间接、正面的回应。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Tom Donilon）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对此倡议的内涵表示赞同。
但不管是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倡议还是美国领导人的正面回应，都既不能解决中美关系中的紧迫问题，也不能让具有西方历史经验和现实主义思维背景的美国人释怀，只是表达了中美必须避免冲突的愿望以及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角度出发，论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和症结所在。
一、历史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中西方都存在大国间因“安全困境”而走向冲突甚至是战争的论述。中国的“一山不容二虎”就是一种形象的表述，而从古希腊学者修昔底德开始到现在，很多西方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都坚信这一论断，这也得到很多历史事实的支持，但这主要是由当时背景下权力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所致。历史上经常出现小国、小民族和落后文化战胜大国、大民族和先进文化的现象；霸权国家和新兴大国也都无法准确评估相互间力量对比关系，无法准确预测冲突与战争的结果，更无法承受失败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仅是他国的崛起，更重要的是相互间的恐惧才是战争的真正根源。并且，历史也并非只存在这些事实，还有一些隐性的、但是在长时段中发挥作用的规律，对霸权国与新兴大国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少数人和少数国家主导世界是一种异常状态
从人类历史的长周期来看，人均生产率总是呈平均化趋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治制度能够逃脱兴与衰之间的周期性波动。少数人和少数国家依靠技术或其他方面的领先优势领导多数人、主导世界的失衡现象，总是短暂的。在最近200年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人口与GDP的相关性基本为1。由于科技和制度领先，西方国家曾远远领先于非西方国家，人口与GDP的相关性在上世纪70年代时降到最低点。过去200年是人类历史上失衡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出现了强劲的人均生产率平均化趋势，这一相关性到21世纪时恢复到0.55左右。并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快。“上世纪90年代末，只有约30%的发展中国家（72个中的21个）正在追赶经济发展的最前沿（美国），追赶的速度大约为每人每年约1.5%”。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近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103个国家中的75个）在追赶美国，追赶速度提高至每人每年约3.3%。在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至2012年间，这一追赶速度仍维持在3%左右。”美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克林顿总统早就说过，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是在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出现的，是世界平均化、扁平化过程的一种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抗拒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崛起，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抓住这一进程所带来的机遇，而不是美国是否会衰落。因此，把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化为中美关系问题，是不合适的。不管有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一过程都会继续。把维持自身国际地位的重心放在如何应对中国发展方面，其实是一种历史的短视行为。
2.权力转移并非总是以战争形态完成的
虽然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次权力转移过程都伴随着冲突与战争，但也有相当部分的权力转移与格局调整是通过和平的、至少是非战争的形态完成的。虽然从一战前的霍布斯秩序向二战后洛克秩序的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国际***治权力转移过程仍然是和平的。冷战结束时，国际***治在两极格局的终结过程中虽然产生了一些冲突与战争，但大国间的正面冲突与战争并没有出现。更重要的是，权力转移是以战争还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不仅取决于新兴大国的***策选择，也取决于霸权国家根据国际格局变迁调整国际权利关系的意愿与效率，以及相互间的了解与理解。与以前的很多霸权不同的是，美国在海外、至少在东亚没有生命攸关的国家利益；与历史上的霸权国家相比，美国捍卫霸权的意愿与决心即使不是最低的，也是较低的。由于美国在中国至关重要利益上的拒不让步而引起的战争风险虽然存在，但同样很低。更重要的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及***治决策的自我调整能力，使得美国能够根据国际格局变迁进行迅速的调整。美国现在注重国际制度建设而不是致力于***事力量建设来维护霸权地位，就是其***策灵活性的一种体现。作为弱势一方，中国在***事上挑战美国的潜在收益极低、风险极高，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这就从根本排除了原本就可疑的“大国***治的悲剧”出现的可能性。
3.异质性国家间并非更易冲突
人们很容易从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中，得出不同***治制度国家问更容易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推论。但事实上，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战争，主要源于斯巴达对不断崛起的雅典的安全恐惧，与两个城邦间的***治制度差异只有微不足道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参战国家之间的***治制度，其实是类似的。德国与英国、俄罗斯之间在***治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君主立体，其王室之间甚至还有密切的亲属关系，但照样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可以算得上是***国家与反***国家之间的斗争，但******权本身的产生却又是西方民主式的，无论是在德国、意大利还是在日本，都是通过议会***治手段上台的，在本源上与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制度也无大区别。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治制度差异，也小于今天的中日之间，但这并没有淡化日本在当时侵略中国的野心。虽然美苏之间的冷战提供了意识形态界线与国际***治界线重叠的案例，但这即使不是巧合，也是由于两国意识形态的“扩张”共性而非差异所决定的。特别在美苏冷战的主要战场——欧洲，俄罗斯在沙皇时代就与西欧国家开始争夺了，意识形态差异只是助推了双方间延续数百年的战争竞争。中美意识形态虽有差异，但中国不具有美国那样的意识形态扩张冲动。这可能减少了两国合作的一个潜在基础，但也不构成两国在战略层面冲突的一个根源。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来源
根据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的论断，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定会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事实力，将引起霸权国家的焦虑与反作用，最终两者之间的危险与摩擦不可避免，出现悲剧性的后果。但是这种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基础的推理，在逻辑上虽似乎可以自洽，但却以抛弃或轻视一些国际***治要素为代价。核天花板效应、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关系、国际社会的机制化进程和国际关系多元化、多极化趋势，都影响了并在继续影响着中美两国的国际行为。
1.核天花板效应
即使是在世界无核化浪潮高涨的21世纪，人们也无法忽视核威慑对相关国家行为的重大约束功能。尽管人们在核武器与冷战起源的关系问题上有争议，但是对核武器在美苏间可能的“热战”降级为“冷战”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则有共识。首先，核武器及其毁灭能力为有核国家设置了一个玻璃天花板——不能发生核战争，这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领导人的最高国家安全目标。其次，避免核战争的努力又产生了第二个合乎逻辑的结果——由于战争升级往往是无法预测、不可控制的，为避免核战争，核国家间首先要避免战争。结果，核国家间不战逐渐成为各方共识。再次，要想避免核国家之间的战争，核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也不能以主动进攻为前提，“后发制人”战略从而成为各大国无奈的选择，事实上剥夺了各大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最终人们惊奇的发现：出于根本上击败对手而发明的核武器，反而剥夺了核国家的战争选择权。这也算是人类社会自我约束机制有效性的一种体现。这一规律在冷战后也没有失效。2001年12月13日印度国会大厦遇袭事件，导致印巴两国问的严峻***事对峙局面，双方有几十万***队进行了重新部署和调动，南亚两大国间大有战火重燃之势。但2002年元旦，印巴两国根据《印巴核配置设备协议》交换了核武器资料，成为两国和解的开端。因此，核武器的存在不仅抑制了印巴两国的战争冲动，促使美中俄欧各方投入更多的调解精力，甚至还为和解提供了契机。如果说冷战时期的中美合作是建立在苏联共同威胁之上，那么在冷战后时代，核武器的存在虽然不能成为中美合作的基础，但却为两国冲突的最坏前景设定了上限，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最基本的共识。
2.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关系
全球化时代与前全球化时代的最大不同是：各国间经济联系和互动达到相互融合的程度，并对国际***治斗争形态和各国决策模式构成直接影响。全球化首先导致敌我观念的变化。国际***治竞争中的零和逻辑虽然存在，他者虽仍然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但事实上他者的存在却往往是自身存在的必备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单边主义行为不仅不是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的最佳选择，几乎就是不可能的选择。并且，这一过程还在进行甚至还有加速趋势。正如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和马丁·凯斯勒（Martin Kessler）所指出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全球GDP的比例大于以往任何时候，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程度也日益提高。自199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贸易的增长一直远快于全球经济产出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速更是超过了贸易增速。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全球经济产出之比已从1990年的9%，增至2012年的33%；同期商品和服务出口与全球经济产出之比从20%增至31%。全球化场景下的中美经济关系，不仅仅是传统的商品贸易关系，也是综合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金融和生产分工在内的复杂体系。中美间的经济竞争，在多数时候不是商品间的竞争，而是各自所处生产链条附加值的竞争。双方虽都想提高自己环节的价值，但如没有对方环节，自身价值又无所体现。这种状况使中美经济竞争摆脱了传统的市场份额竞争模式，而成为一种复杂互动、多次博弈但又斗而不破的循环体系。中国拥有2万亿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事实上也是具有双向性、扩散性的“金融核弹”，对中美双方都构成了强有力的威慑。这些都映射到两国在***治、***事等领域的竞争模式之中。不论是“同舟共济”、“风雨同舟”、“同床异梦”，还是两国领导人提出的其他概念，都认可中美间这种竞争与依赖共存的复杂互动关系。两国的任何***策选择，也都必须服从这一前提。
3.国际社会机制化进程
虽然还没有一个有强制力的世界***府，但当今世界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府状态，存在着各类国际组织、国际规则、规范、共识、原则和程序等。虽然国际社会的机制化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有差异，但国际机制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地理和领域上的全覆盖，并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虽然国际机制的效力不如国内机制，但事实上各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遵守这些机制的，已成为各国际关系行为间互动的基础。并且，建立机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解决相关问题时的共识甚至是本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各国虽然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网络攻守力量，但不管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利用现有国际机制进行管理的联合国模式，还是美国等试***把战争法则引入网络空间而提出的《塔林手册》，各国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建立机制并试***主导机制，而不是与他国进行正面对垒。在双边层次上，中美已从当年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密室外交”发展成一个全方位的关系网络，各层级、各领域的关系网络，单单是双边对话机制就有90多个。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机制已经进行了五轮，还派生出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要平台。虽然国际规则体系这个“模拟空间”不能取代现实世界，但却成为中美竞争的主要舞台，是中美间的重要“缓和剂”和“安全阀”。
4.国际关系多元化与多极化趋势
国家曾经是国际体系中几乎唯一重要的行为体，但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影响增大，并逐渐把国际体系改造成世界体系，削弱了国家的国际地位。同时，网络等虚拟空间的出现，也导致国家边界模糊化、国家利益分散化和国家认同多元化，国家也产生了利用非国家行为体以拓展国家能力空间和影响渠道的动机与需求。由斯诺登事件可见，原本被认为***、中立的非国家行为体——谷歌、脸谱、苹果和微软等高科技跨国公司，居然沦为美国***府的雇佣工具。这虽然部分颠覆了关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存在竞争关系的想定，但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至少强大到霸权国家都必须借用的程度，也自然会对美国的行为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多极化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中国崛起不是偶然个案，而是一类国家、甚至包括美国核心盟国日本在内的国家在***治、经济、***事等领域的普遍“兴起”。中美关系虽是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国家间关系的一个缩影，但不管中美关系如何重要，都不可能完全主导霸权之后的国际秩序。
简而言之，核武器的存在仍然为中美关系稳定提供了一个上限，为两国决策层提供着最基本的共识。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国际关系机制化进程，既为中美两国提供了缓冲剂，也为两国间的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平台。而国际关系多元化和多极化趋势，则进一步约束了中美两国的***策选择空间和***策执行能力。这些都促使中美关系走向一种新的形态。
三、中美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与差异
综上所述，从历史上看，权力转移并非总是以冲突和战争的形式来完成，意识形态差异也未必是大国***治悲剧的重要根源；从理论层面来看，核威慑、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和多元化、多极化趋势，都约束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使得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不仅是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必然的，已经成为两国共识。但是在现实中，中美关系并非总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对对方的战略与外交举动以及提出的相关倡议和概念，双方都首先报以本能的、谨慎的防范与警惕。这既是因为双方之间的战略不信任，也与两国对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思维模式差异相关联。
1.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共识与现实间有差距
现在虽是中国在积极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但对中美关系未来形态的探索，却是美国方面先发起的。美国学者先后提出了“G2”和“中美国”等概念，就是在探索中美关系的一种新的可能形态。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主张，其实是这种探索的继续，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方的呼应。2013年3月14日晚，刚当选中国国家***的应约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奥巴马希望两国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则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表明中美两国决策层在是否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已有共识。但是，两国领导人虽然同时使用这一概念，对其的认识和定位并不相同。中国想以此对中美关系做一概念化描述，并以此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也不同于当代其他国家间关系的独特形态，并以此来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而美国则视此为一种一般性概念，并不想因此而约束自身行为，更不想以此来与中国达成某种战略“大交易”。在心理上，美国领导人也不愿简单接受中国提出的概念，不想产生美国追随中国步伐的印象。事实上，中国方面对美国提出的一些倡议和概念，如前述的“G2”和中美国等，也出于类似的原因而不予以正面肯定。不仅如此，中美间的战略对抗现象还一度十分严重。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美国亚太战略概念经历了从“重返亚洲”、“转向亚洲”、“亚太战略再平衡”和“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再平衡”等几次变化，中美关系也几经起伏与波折，与两国领导人的初衷有严重偏离。
2.第三方因素是困扰中关关系的难题
尽管从现实主义、特别是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符合挑战国与霸权国特征的一对双边关系。但如抛开这种假定我们可以发现，中美问的双边问题虽然存在，但并不涉及两国的存亡问题和核心利益，两国都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中美以外的第三方因素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对于美国一度最关心的人民币汇率和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在5年间已升值四分之一左右。对美顺差虽然仍然巨大，但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例已从10%的高位下降到目前的4%左右，回归到一个正常区间。虽然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有差异，如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等，但在美国最关切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为美国设置障碍。美国对于中国最关心的领土与海洋争端，也表态谨慎。美国在中日和中菲领土争端中的“有选择的中立”***策，并非有意与中国敌对，而是美同盟体系的副产品。同时，美国也经常向盟国传达信息，谨防其亚洲盟国对美国的***策产生误解。美国决策层明白，中国的地缘***治条件非常恶劣，被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包围，就连越南也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国家。无论中国国力最终有多么强大，要在亚洲谋求霸权地位都是不可能的，日本在二战期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努力及其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只能选择一种新的崛起道路，不可能单独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有效挑战。因此，中美关系中的最迫切问题不是如何协调双边关系，而是如何协调在国际和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如何在多边和全球性舞台上形成合作共识与习惯，如何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关切的地方选择立场。
3.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外交工具也是一种价值取向
大国关系不是依据任何历史和理论推导出来的逻辑结果，而是由大国间的多次博弈和互动过程塑造出来的。悲观主义者从荷兰、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海上霸权争夺、法国大***时期基于意识形态的对外扩张、19世纪后期的德国崛起、20世纪初的日本崛起和苏联崛起等过程中所伴随的冲突与战争，自然得出中美也将难逃冲突宿命的结论。乐观主义者则可以从同样一段历史中找出国际***治权力和平转移的范例，并从当今国际关系的诸特征和规律中找到驯服大国间恶性竞争这匹劣马的力量，从而得到中美两国最终将实现和平共处、良性竞争的结论。但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前东亚事务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所言，历史先例即使对当今世界有某种启示性意义，也不能被简单化。历史是由有关***和民众的认识与决定，而非由一套牛顿定律来推动的。在美国两***形成亚太战略再平衡共识、并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对华遏制战略一部分的情况下，两国决策层共执一种良性互动理念，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府高调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既是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一种概念工具，也是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套价值取向。从目前来看，美方认可的也正是其中的价值取向部分。这些倡议与探讨虽然还没有成为现实，但仍提醒双方应对潜在危险和冲突点提高关注度，推动了两国间的战略沟通与协调，为中美某种良性形态的产生准备着条件。
结语
不管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如何认识、如何界定，两国事实上已经处于建构一种新型关系的进程之中。中美两国间巨大的***治差异、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以及战略目标的不兼容性，与密切的经济联系、频繁的人员交流和深刻的文化互动与相关渗透同时存在，正在揭示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甚至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悖论”式双边关系形态。而在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理论建构往往总是落后于国际关系实践活动。对于中美关系这一对如此重要而独特的双边关系，我们既要从现存理论与历史中寻找经验与教训，又需要进行大胆的理论与概念创新，才可能揭示其真正特征，引导其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不是一个发明，而更应是一种发现。
（作者简介：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上海，200433；金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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