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聂赫留朵夫是《复活》中的男主人公，综观他生活轨迹的三个时期：少年时期、沦落时期、复活时期，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心理平衡状态――心理矛盾冲突状态――新的心理平衡状态的复杂历程，是一个“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搏斗的斗争过程。
一、人性完美阶段
聂赫留朵夫在进入沙***队前的大学时期是其人性完美的阶段。此时的他是一个纯洁、热情、朝气蓬勃的青年，有着美好的追求，“那时他是一个诚实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随时准备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十九岁的他在大学里就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他的“正义不容土地私有”的理论所感动，也赞成美国亨利・乔治反对土地私有的论点，能从道德角度否定土地私有，当他理解了土地私有制的残忍和罪恶后，“立时把父亲名下继承的土地送给农民”。他不仅喜欢谈论严肃的社会问题，还写了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文，并且付诸实践。这时的他思想进步，为人正直，生活作风严谨、正派。他追求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他内心独白的描述：“他梦想有一个女人，只是梦想有一个妻子。凡是他认为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对他来说不是女人，只是人。”在他对喀秋莎刚刚萌生爱意的时候，别人规劝他万万不能也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他却凭他那敢做敢当的性格做出决定――“认为只要爱上一个姑娘，就不管她是什么人，没有理由不同她结婚”，共同携手走完人生之路。从中可以看出，他执著追求真挚、纯洁的爱情的强烈愿望，他与喀秋莎的感情没有掺杂任何邪念，纯属青年男女之间的“互相爱慕”，他的心理是真诚的，此时，在聂赫留朵夫的眼中，只要有喀秋莎的出现就会觉得似乎一切都被阳光所照亮，一切烦恼都变得更有趣、更悦目、更有意义，生活也变得更加快活。这时候他认为“精神上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二、人性堕落阶段
从他大学毕业后到与喀秋莎相遇，这十年是其人性堕落的阶段。聂赫留朵夫参加了禁卫***，由于贵族生活环境的浸染，他开始追求享乐和官能刺激，他不再进行社会探索，更不用说身体力行了。“他已成了一个荒***放荡、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喜爱的只是自己的享乐”，一改初衷，唯利是***。他也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因为相信自己，日子就不太好过，按照自己的信念处理任何问题都不利于追求舒服快乐的兽性的“我”，如果按照别人的观念就无须解决什么问题，一切问题都已解决，而且解决的总是不利于精神的“我”，而利于兽性的“我”，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周围人的指责，要是相信别人的观念就得到周围人的赞扬。如：当他成年以后，认为拥有自己的土地是不公正的，因而“把从父亲名下继承的一部分田产分给农民，他这一行动同样使母亲和亲属们感到恐慌，并且成为所有亲属和朋友经常责难和嘲笑的话题”。每逢他节俭用度，大家就认为他脾气古怪，标新立异。可是花一笔钱布置一个与众不同的奢华书房时，大家却称赞他风雅，并且送给他种种名贵的物品。大学时的他不要钱，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都用不了，他可以放弃父亲名下的田产，分给他的佃户，但现在母亲每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还不够用，为了钱他已经跟母亲有过几次不愉快的交谈。而他对爱情和女人的观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他而言，爱情已不再是真挚、纯洁的了，女人也不再是神秘、迷人的了，现在除了家里的女人和朋友的妻子，一切女人的功用都十分明确：“女人是他尝过的最好的享乐工具”。他爱看爱情小说，讲笑话，喝酒、打牌、，大肆挥霍钱财。尽管聂赫留朵夫极力与此抗争，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腐败生活的侵蚀而屈服了，他了姑母家的养女喀秋莎，“像占有一样占有了她”，使其私欲得到发泄，并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大家素来都是这样做的”。他不感到这是犯罪，是极不道德的，而只是觉得“使用了她应该给钱才体面”，于是他便使出了贵族阶级的惯用手段――丢下些钱，就把喀秋莎抛弃了，更可笑的是给这些钱也只不过是他为了获得自己的心理平衡，而喀秋莎却被推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羞耻感有时像火一样“燃烧着他的良心”，但在“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这两种人格在内心产生激烈的斗争后，他还是走向了人性的地狱。十年前爱过、过的，最后无情抛弃的喀秋莎，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目前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通关系，还正准备向一个公爵小姐求婚”，现在的他则认为“强壮而精力充沛、兽性的我才是自己”。
三、人性复归阶段
十年后，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与曾被他毁灭的喀秋莎相遇，他为她奔走上诉，陪她前往西伯利亚服役，这一阶段是他人性复归的阶段，也是“精神的人”的“复活”过程。
十年后作为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遇到那个被指控谋财害命的玛丝诺娃，却正是由于他那“理所当然”的兽所致而沦落风尘的喀秋莎。这种惊人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使他感到震惊。他那沉睡已久的良心被唤醒了，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犯了罪”，干了只有流氓、无赖才干得出来的事，“我就是那个坏蛋、无赖，那个流氓”，在他心灵的最深处，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极其恶劣、卑鄙、残忍的，这是他忏悔的开始、“复活”的开端。在他看来，应该受审的不是喀秋莎，而是他自己，此时“精神的人”又战胜了“兽性的人”，他终于“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的大扫除”。从此他为喀秋莎之事四处奔走，磨破了嘴，也花够了钱。他多次去监狱探望喀秋莎，当他不仅得不到宽恕，反而遭到喀秋莎的训斥时，他没有退缩，而是更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于是决心用与喀秋莎结婚的办法来赎罪，因此他不再去看望米西小姐，辞退了佣人，搬出了豪华的住宅，住进了简陋的旅馆，最后，他毅然向皇帝写下了请愿书，随着滚滚热浪，跟着喀秋莎一行苦役犯到西伯利亚吃苦赎罪。在这过程中，他接触了形形骑在人民头上的贵族官僚，了解了广大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他认识到沙皇制度的腐朽，否定了贵族道德和生活方式，而站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自己所属的阶级产生了强烈的憎恶情绪，在宗教和道德中找到了归宿，企***通过宗教和人类之爱来解决社会矛盾，奉行不以暴力抵抗邪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原则。聂赫留朵夫通过精神上的不断探索，否定了贵族阶级及其赖以生存的一切制度，最终达到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
第三阶段是小说描写的主体部分，重心所在。具体分析这一阶段聂赫留朵夫的“复活”过程又可分三个小阶段：
（一）自我忏悔
小说出色地描写了聂赫留朵夫动摇、退缩的迂回曲折的心理过程。当他在法庭上正想着婚事时，意外认出喀秋莎，首先产生的是生怕她认出的恐惧感、犯罪感，继而良心道德谴责使他受到剧烈震撼，灵魂深处展开了一场人性与兽性的大搏斗，感情特别复杂，他不能逃避，又不敢承认，又是担心又是烦躁。之后聂赫留朵夫又希望法庭审判得更快一点，闪出了“干脆把她判得远远的”的歹毒念头。当喀秋莎被判到西伯利亚流放服苦役四年时，她放声大叫着：“我没有罪，没有罪！”这使他的心灵又震动了，“完全忘掉刚才那种卑鄙的心情”，想到了自己的罪过，开始为洗脱其冤情而奔走。第一次探监，他看到那张“当初妖艳可爱，如今流露着十足的庸俗神气的浮肿的脸，以及盯着副典狱长和他的接着钱的手的那一双妖里妖气的黑眼睛”时，他的心里动摇起来了，想把所有钱都给她，向她告别，从此一刀两断。他第二次去监狱看望喀秋莎时，想请求宽恕，提出要和她结婚，以此恕罪。然而，面对喀秋莎的训斥，聂赫留朵夫这才充分了解自己的罪过，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有多么深重，意识到自己对喀秋莎的戕害是多么残忍，此后，外界的诱惑和误会虽也曾几次使他产生过短暂的轻微的动摇，但他还是竭力克制自己，坚持向她请罪，下决心为她申冤。
（二）为民请愿
在多次的探监过程中，聂赫留朵夫经历了由对自己罪恶的认识到对本阶级罪恶的认识过程，这也是他忏悔逐渐深化的过程。在申冤过程中，他发现受迫害的绝不是喀秋莎一个人，而是千百万群众，特别是他亲自接触了巴诺奥的农民后，发现整个社会生活中到处是是非颠倒，这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迫使他不停地思考许多问题，加深了他对生活的理解，促使他同贵族阶级的决裂。作者着力描写了聂赫留朵夫看清本阶级以至整个沙皇俄国的罪恶后，经过紧张而又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克服了贵族的偏见，并最终否定了贵族阶级，进而大声疾呼“这种可怕的现状万万不可再继续下去了”，决心与之决裂的生活和精神追索。
他奔走于各级衙门，活动于权贵府邸之时，他看到在法庭上那些貌似公正的***者，各个都昏庸、自私自利，拿犯人的命运当儿戏，法庭审判几乎成了一场滑稽剧：庭长一心想着的是早点审判完好去会他的情妇，副检察长上庭前才匆匆翻阅卷宗，他的职责便是无论是非曲直，反正要判被告有罪，以显示他的价值，于是审讯便成了可怕的、可恶的胡闹。判喀秋莎苦役后，尽管名义上她可以上诉，而实质上枢密院等***机关根本没有考察案情的是非曲直，只是审查了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恰当后就驳回了上诉状，即使将呈文送到皇帝陛下那里也只是恩准将苦役刑改为流放刑，可见***机关从上到下都是昏天黑地，毫无真理和正义可言。在他们的下，冤狱遍布全国，各处监狱都有人满为患的现象，在这人间地狱里，所谓“罪犯”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一些被沙皇榨骨吸髓、倾家荡产的农民、工人、仆人等下层群众，就是这样一些善良的人、无辜的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些人被扣上了“罪犯”的罪名以后，塞满了沙皇的监狱，他们不但在监牢里受尽污辱，过着牲畜都不如的生活，而且其中一些人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有的在途中就因劳累过度而死亡。
思想感情扭转后的聂赫留朵夫认为跟喀秋莎结婚是要叫自己“改邪归正”，“引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里我能够成为一个有益的人”。他在远行前的日记上写道：“别了，旧生活，从此一刀两断”，这无疑是他精神上“复活”的具体标志。
（三）开始“新生活”
聂赫留朵夫在远赴西伯利亚的起始站上，未跟柯察金公爵一家一道乘坐头等车厢，而跟农民塔拉斯一起登上三等车厢，这意味着他从此在劳动人民的世界里开始“新的生活”。他告别了贵族社会，走进了下层劳动人民的世界里，这表明他决心要从***治、经济、思想、生活上与压迫阶级决裂，但他又归依到宗教道德的范围里去，表示要按照上帝的意志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这是最后完成的“复活”，充分表现了笃信宗教宗法制农民的天真幻想。聂赫留朵夫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能走上彻底***的道路。他在通过忏悔走向“复活”的过程中，极力宣扬以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为基础的托尔斯泰主，鼓吹“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在聂赫留朵夫所处的那个时代，俄国社会的各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达到近乎自然化的程度，社会***就是要解决农民和封建贵族地主的矛盾，人民要想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必须彻底沙皇专制制度，让世道真正来一个天翻地覆。在聂赫留朵夫看来，那个有罪的社会制度是要批判的，要否定的，但是他又反对用***暴力去它，而相信社会改良，主张阶级调和，他认为“不应该摧毁贵族阶级这座大厦，只要略微变一变这座古老的大建筑物的内部装置就行了”。人们都是有罪的，只要像他那样经常在精神上进行“大扫除”，道德就会“自我完善”，“要永远宽恕一切”，“人非但不应当恨仇敌、打仇敌，而且应当爱他们、帮助他们”。聂赫留朵夫觉得：宽恕一切是消除邪恶，使那个奄奄一息的社会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福音书》是一把锋利无比的改造社会的手术刀。总之，就是不以暴力抗恶，静候恶人的良心发现，同时也宽恕有罪的恶人。其实这只能是一厢情愿，虽然聂赫留朵夫透过重重迷雾，看到了贵族阶级的真面目，并欲与之决裂，但两者之间在心理和道德方面的联系是不可能完全切断的。
复活是肉体的复活，亦是精神的复活，是“精神的人”战胜“兽性的人”的复活。聂赫留朵夫是具有探索精神的、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高尔基曾深刻地指出了这个形象的意义：“六十年代，聂赫留朵夫公爵驰骋于俄罗斯，到处看看，他的严厉而正直的呼声在呐喊，在揭发一切；他告诉我们的俄罗斯生活几乎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尤其要指出，这个形象还集中揭示了贵族的叛逆和农民的思想局限。聂赫留朵夫如同作者，“托尔斯泰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他脱离了本阶级，他憎恨本阶级。”同时，聂赫留朵夫最后得出宗教道德出路无疑反映了俄国农民的“天真”和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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