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光的父亲阎宝航,曾经是和***、张学良身边的红人,是自如穿梭于***派之间的高官,是成就中共情报史上一段传奇的风云人物,他曾经获取的最重要的情报是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和日本驻东北关东***的全部机密材料,被称为“老牧师”。阎宝航还是仗义疏财的“阎家老店”的主人。1991年,女儿阎明光创办了“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既是延续“阎家老店”的传统,也是纪念深爱的父亲。
“身教”胜“言教”阎家有女初长成
阎明光小时候的名字叫“小丹麦”。她1927年刚出生时,父亲正好在丹麦。得知三女儿出生的消息后,父亲非常高兴,为她取名“小丹麦”,后来家里人都叫阎明光“小丹”。
在阎明光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没有在孩子面前发过火,相互也没吵过架。父母婚后第一件事,就是父亲拉着母亲的手来到海城的太子河旁边,把母亲的裹脚布扔进河里说,“让封建的东西随着太子河一去不复返吧,我们要向往未来。”父亲是位绅士,母亲被称作“与时俱进,老不服劲儿”。可他们这样的开明和进步并不是与生俱来。母亲以前没有文化,她甚至一度不肯离开农村,对城市充满畏惧。
“少帅张学良见到我父亲问,嫂夫人什么时候来啊?怎么不把她接来?父亲搬来舅舅当救兵。舅舅跟母亲说,你再不去,你的位子就没有了。结果,母亲不仅去了,把爷爷奶奶姑姑也都带去了。母亲边持家边上夜校。后来,父亲要去英国留学四年,母亲说,他回来后大概不说中文了吧。于是她苦学英文,在家里的窗上贴上window,门上贴上door。”
1928年,父亲回国了。起初很艰苦,大姐阎明诗要去火车站捡煤核,每天如此。姐姐有一次咳嗽,邻居就跟母亲说,咳嗽这么厉害,你给孩子买个鸡蛋吧。于是每天早上,姐姐都会有个鸡蛋吃,床上躺着的另外三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姐姐和鸡蛋,都开始咳嗽。
后来,阎宝航的地位提升,经济情况改善。家里每周末都会有小沙龙,母亲总把孩子们拾掇得很整洁,阎明光有件金色的绣花旗袍,而哥哥们穿着小短裤和到腿肚的白袜子。有时候阎明光睡着了,错过了活动,第二天醒来都会有小礼物。
在南京的时候,大姐在金陵大学上学,二姐读金陵附中。那时常常有个男孩子拿着花在阎家大门口等着二姐,二姐吓得不敢出去。大姐说,让开,我去。大姐一把从男孩手中抢过花,说,以后你要给就给我!
抗战爆发后,阎家从南京逃难到了重庆。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先后去了延安,阎明光和弟弟明复留在父母身边,阎明光是掌上明珠,小明复是掌上小白马。父亲一回来姐弟俩就挤在他旁边。
阎明光的印象中,父母很温和,但同时也要求孩子们讲规矩:吃饭时不能咳嗽,不能出声,不能吐痰。阎明光有个习惯,喝汤时翘兰花指,这是因为她拉小提琴。母亲提醒过她,但她就是改不过来,母亲作罢。姐姐从延安回来,看到妹妹这个“坏毛病”就训妹妹。有一次吃饭,姐姐拿起筷子就打妹妹的手。阎明光当时就吃不下饭了,离开了桌子。但自此以后,她这个毛病也改掉了。
那时家里总是穿梭着各种“叔叔”,沈钧儒、范长江、陶行知等等。阎明光还记得有一位叫李羽均的叔叔,拉得一手好琴,曾是中法比瑞同学会的***,当时住在阎家,后来因为有人告发被抓到渣滓洞。虽经父亲多方营救,还是没能逃过厄运,在狱中被酷刑折磨致死。他的那把由法国一位制琴大师做的小提琴就传到了阎明光的手上。
不久父亲为三女儿请了一位姓欧的提琴老师,这位老师是大姐和姐夫在艺专的同学,德艺双全,和李羽均叔叔同样有风度,阎明光对他既尊重又有好感。有一次和父亲聊天,她说,“爸,我什么时候才懂得爱情?”爸爸说,“等到你心里有喜欢的男孩子的时候。”
这年阎明光上初中三年级。
三年后,出于对牺牲的李叔叔的怀念,当阎明光和母亲等人离开重庆穿过重重封锁线回到东北***区的时候,有限的行李中就有那把法国提琴。
“阎家老店”有大义内心良善得滋养
曾经,阎宝航出任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成为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也许同为基督徒,***对阎宝航十分信任。1934年,在***的推荐下,阎宝航出任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书记兼总干事,还曾和共用一个大办公室。在别人眼里,他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再加上他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就连中统、***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
阎宝航早在1937年9月,经、刘澜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因为(公开地)与左翼人士来往密切,沈钧儒、范长江、陶行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领导如高崇民、于毅夫和韩乐然等等都住在阎家。、和***等也常来家里秘密开会,阎家也是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和地下工作的重要场所。
内部对阎宝航身份的猜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一天,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曾很意外地邀请阎宝航到他的司令部见面,他身后还站着两个荷***实弹的士兵。
刘峙单刀直入问,我是个***人,说话比较直接,你六个孩子,四个都到延安去了,你是不是***?阎宝航反问一句,你看我像不像***?孩子长大了,去不去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也不能够拿脚镣、手铐把他们铐上,再说他们也是去参加抗日的。
阎宝航从未向孩子们提及过他在情报工作中面临的危险。阎明光当时更不会知道父亲及时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表情报和日本驻东北关东***的全部机密材料。女儿只清楚,父亲一直在做善事,做好人。
抗战时期,很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其中不少人衣食无着、没有住处,阎家成了一个临时收容所。
阎明光记得家里的三层楼经常住得满满的,吃饭都是两三桌。特别是1939年5月,重庆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更多。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
后来,为了支撑这个家不断增加的开销,父亲开始到公司做兼职,但即便如此,也经常捉襟见肘。钱不够用,有时母亲还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
早在南京的时候,就把阎家尊称为“阎家老店”,夸赞阎家的仗义疏财,也有人称父亲为“阎老佛”。从自费创办贫儿学校,到阎家老店,一直到***后,父亲还保持着慷慨解囊的风格,曾开玩笑说,你不要再当老牧师了。
今天,阎明光子承父志,致力于民间慈善事业,与当年父亲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天伦之乐戛然而止,只可重温过去的“美好”
阎明光从来不知道快乐会结束得如此突然。
1967年11月6日傍晚,阎宝航刚下班回来,餐桌上已摆好的一碗面还没来得及吃,几个人冲进屋来把他抓走。从此杳无音讯。
与此同时,大姐明诗早就被打成“”下放鞍山,大哥被下放到贺兰山,二哥明智被隔离审查后也被赶到农村,小弟***也以“间谍罪”被抓进秦城监狱。
阎明光当时在干校劳动,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背着30斤的箱子去田地里打农药。有一天。她梦见父亲躺在监狱的候诊室的椅子上,自己跪在他面前哭。阎明光哭醒了,枕头都湿了。很奇怪,平时她从不做梦,即使做梦也记不住。阎明光和同屋说,我怎么梦见我爸爸死了?对方说,***员还迷信!
母亲深受打击。家里有一幅的像,是***亲自赠送的,母亲每天就对这幅像祈祷。1971年,母亲得了肺癌,阎明光要把她接到上海治病,起初她不肯去,说我不能走,不能让你爸爸进门第一眼没看到我。接到上海一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直到临去世前,母亲还坚信父亲活在人世。可他们后来才知道,其实父亲早在三年前便已被迫害致死了。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是怎么死的,子女们不得而知。直到1978年,“特务”阎宝航才得到。之后,子女们恳请时任***办公厅主任的姚艮叔叔帮助查询父亲遇难经过。
阎明光他们来到秦城监狱,父亲遗留的大衣等遗物被拍卖了60元钱。他们要把60元钱补给家属。阎明光说,我不要这60元钱!我要的是我爸爸!
当初,1968年5月,父亲被拳打脚踢至昏迷不醒,凌晨时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却没有人抢救他!
后来,阎明光和弟弟在父亲火化的地方烧了两炷香。那天太阳很大很热,没有风。香点燃之后,烟居然飘起来了。
时隔这么多年,阎明光仍然只会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往事一幕幕,阎明光学会了把痛苦压在心上,不再开启这扇闸门。
人到老年,做自已喜欢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养生
在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精神矍铄,甚至没有喝一口水,她时而是昔日那个快乐的女孩小丹麦;时而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阎宝航曾一度是张学良将***的幕僚。阎明光1991年在美国见到张学良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父亲玉衡(阎宝航的字)是怎么死的?”事后,在张学良的建议下,阎明光出面成立了“阎宝航基金会”。
“我想,少帅希望我们继承父亲的传统,以民间力量向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我做慈善,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我内心的伤痛,我始终不能忘怀父母在‘’中遭受的折磨。我每做一件慈善,就觉得是在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如今,老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老太太经常要去广西、辽宁和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困难就是她曾患十二指肠恶性肿瘤,从而留下了后遗症――腹泻,好些年来,每次翻山越岭时,好几个小时的路程,她什么都不敢吃,就怕拉肚子。她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腹泻的问题,后来听人说普洱茶可以治,老太太就坚持喝熟普洱茶,没想到神奇地好了。
阎明光说,按她的理解和实践,人到老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