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汉中的“动词+处所名词”结构，一直是句法结构研究中比较受关注的一类。这一结构契合词汇化的演变过程，促成其词汇化的机制主要有三个：高频的促动、动宾结构的仿用、构式化。由于该结构在词汇化过程中发展的不均衡性，造成了这类结构中的不同小类的境依赖度各有不同。而该结构对境依赖度的大小与结构的自足度、用推理难度紧密相关：结构的自足度与境依赖度成反比；用推理难度与境依赖度则成正比。
关键词：动词+处所名词；词汇化机制；境依赖度
中***分类号：H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68－03
一、引言
汉中动词与宾之间的义关系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动词，因此动词跟宾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可以说“动词和宾的关系是说不完的”。本文主要考察处所名词作宾这一特殊句法结构，如“吃食堂”、“飞上海”等。
汉中的“动词+处所名词”结构，一直是句法结构研究中比较受关注的一类。由于其结构的经济性和义的丰富性而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导致其在口中被大量使用。
这类结构与一般的动宾结构从形式上看并无二致，但其中作为宾的处所名词与一般的动词宾有着本质的差异，因为其本来不是动词的必有题元，但却占据了动词宾的位置。我们已撰文讨论过非常规关系下的“动词+处所名词”结构产生的动因、各个构件的特征以及这一结构特有的义、用价值。本文将着重讨论“动词+处所名词”结构的词汇化机制及其境的依赖度。
二、“动词+处所名词”类结构的词汇化机制
词汇化，是汉新词增加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学界对于“词汇化”的理解各有不同，有学者就曾将学术界对词汇化的不同观点归为六大类。我们这里所说的词汇化，指的是在历时演变的过程中由大于词的言单位演变为词的过程，最常见的就是从短或句法结构演变为词的过程。
本文所考察的“动词+处所名词”类结构正好契合了词汇化这一演变过程。根据我们的考察，促成这一结构词汇化的机制主要有以下三个。
1，高频的促动
使用频率和词汇化(法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言学界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将“频率”纳入词汇化(法化)研究的视野，并将其看作解释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具体的言结构，若其使用频率越高，则其“词汇强度(lexical strength)就越高，就越容易在心智中作为一个***自主的单位被表征和提取，其固化程度也就越高，并容易产生音、义以及法上的变异。”
在“吃食堂、扫大街、坐办公室”等“动词+处所名词”类结构中，原本是格的处所名词，之所以占据了动词宾的位置，主要是由于在言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出于用动机的需求而将其突显。虽然，这种句法格式一开始只具有临时搭配的性质，并不符合传统的动宾搭配的要求，它们只能在句子层面得以理解。但是，在言的动态使用过程中，这些看似不合要求的动宾搭配因为经常性的使用而由量变达到了质变的程度，从而使得“动词+处所名词”这一非常规搭配作为合法的句法结构而大量存在。久而久之，其动词和处所名词之间的凝固性越来越强，有些甚至已经完全熟化了，如“吃大户”等。在这里，使用频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这类结构中，动词的用频率功不可没。在本文所考察的“动词+处所名词”结构中，“吃、坐、睡、飞、跑、走、写”等单音节高频自主动词的参与，有助于增强整个结构的固化程度。
2，动宾结构的仿用
造成这类结构词汇化的原因，除了使用频率高以外，对动宾结构的模仿使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动宾结构作为汉法体系中能产性非常高的一种构词模式，常常被大量使用或仿用。“动词+处所名词”主要是从由介词格标引导的句法格式发展而来，如：“走大路”是由“在大路上走”发展而来，“泡酒吧”是由“在酒吧里泡着”发展而来。但是在言的交际过程中，为了追求效率和经济性，就需要从言的形式上对其进行简化，比如说缩短音节。于是言使用者将汉中最常见的、使用频率最高的动宾结构作为句法框架，对这一类的介词结构进行了简化处理，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动词+处所名词”的结构。
可见，对动宾结构的仿用既满足了交际中的省力原则，又推动了“动词+处所名词”这一格式的词汇化进程。
3，构式化
不管是高频的促动，还是对动宾结构的大量仿用，都只是推动这类结构词汇化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在“动词+处所名词”这一结构中，有些小类即使使用频率很高，也没有发生词汇化，如“坐沙发”、“写黑板”、“飞上海”一类。这其实跟其整个结构的构式化程度有关。
我们这里所说的构式化，有别于其他一些学者(如张谊生)所说的构式化，主要指的是这一结构中，部分小类已经固化成特定的格式，结构中的两个构件之和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其结构字面的意义，具有了构式义。
通常来说，构式化程度越高，词汇化程度越高。在“动词+处所名词”这一结构的词汇化过程中，内部不同的成员在词汇化的表现程度上存在着级差。根据“动词+处所名词”结构词汇程度的高低，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四类：
其中，Ⅰ类的“动词＋处所名词”结构，动词和处所名词的搭配其融合度最高，其意义完全不能从构成成分直接推出，这一小类的构式化程度也最高。
Ⅱ类的“动词+处所名词”结构，动词和处所名词的搭配其融合度很高，其意义基本不能从构成成分直接推出，但还是保留了字面意义，这一小类的构式化程度也比较高。
Ⅲ类的“动词+处所名词”结构，动词和处所名词的融合度相对较低，其意义部分可以从构成成分直接推出，故构式化程度较低。
Ⅳ类的“动词+处所名词”结构，其搭配具有较高的能产性和临时性，动词和处所名词的融合度很低，其意义可以从构成成分直接推出，所以构式化程度也最低。
可见，在历时的发展过程中，同一结构的不同小类其发展变化可能是不同步的。一般来说，构式化程度越高，其结构的类推性越差；构式化程度越低，其结构的类推性越强。上述四类结构中，I、Ⅱ两类结构由于意义的固化而无法类推：Ⅲ类“吃食堂、写黑板”等结构的类推性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吃食堂”不能类推出“吃饭店”，“写黑板”不能类推出“写书本”。这说明前面三类结构中的处所名词具有高度概括、抽象化的特点，它与同样具有泛化和抽象义的动词一起，使得整个结构的紧密性更强，熟化的程度很高或倾向于熟化。但Ⅳ类“飞上海、跑北京”等结构的类推性就比较强，这与该类结构中的专有处所名词有关。这类名词通常表示的是具体的地点，不具备抽象义，即使前面的动词具有泛化和抽象义，它与动词的结合也很难具有凝固性，必然导致了整个结构本身的松散。
三、“动词+处所名词”类结构的境依赖度
正是由于“动词+处所名词”这类结构在词汇化过程中
发展的不均衡性，造成了这类结构中的不同小类在境中的表现各有不同。我们主要从结构的自足度和用推理难度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1，结构的自足度与境依赖度成反比
一个结构自足度的大小可以通过考察其是在句子层面成立还是在句法层面成立来衡量。自足度大，则结构在句法层面能够成立，可以脱离境；自足度小，则结构只能在句子层面上成立，必须依赖境。而之所以讨论“动词+处所名词”这类结构的自足度大小，是因为这类结构是由介词短变换而来，在组合搭配上有一定的特殊性。
郭继懋认为基本句(如：“在窑洞里睡觉”)对境的依赖性小，而Vi+Np(如“睡窑洞”)对境有很大的依赖性，离开具体境通常不能说。事实上，判断一个结构能说不能说，自足不自足，单纯从外部句式的差异来下结论并不准确，还应该深入到内部去观察每一个不同的个体。如：相对于“睡窑洞”来说，“在窑洞里睡觉”这一表达更自足；相对于“在酒吧里泡着”，“泡酒吧”更自足；而另一组结构“走人行道”和“在人行道上走”，似乎具有相同程度的自足度。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交际者的认知境中，“窑洞”作为熟知度较低的事物，与“睡”这一动作具有较弱的关联性，不容易被激活，故而“睡窑洞”这一结构缺乏自足度；“泡酒吧”由于其较高的使用频率，推动了这一结构的固化，反而使得其基本结构“在酒吧里泡着”淡出了人们的交际内容，从而显得自足度较差；“在人行道上走”和“走人行道”中，动作“走”和“人行道”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所以前后两个结构传递的义都是完整的(我们姑且不去考虑两个结构的义差别)，故两个结构的自足度也差不多。
可见，在“动词+处所名词”这类结构中，如果结构的自足度较大，则其境依赖度较低；如果结构的自足度较小，则其境依赖度较高。也就是说，“动词+处所名词”结构的自足度与其境依赖度成反比。
2.用推理难度与境依赖度成正比
在言交际的过程中，不管是说话人还是听话人，主要是依靠“关联性”这一认知模式来生成句，解释义。关联理论认为在交际中人们总是试***花费最小的心力或代价来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说话人需要尽量采用明示的手段，而听话人则需要根据话提供的用信息寻找最佳关联性，通过用推理来推导出话的含意，从而理解说话人的真实意***。
我们在言的表达过程中虽然遵循经济原则，但要真正理解话的含意，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符量。一定的符量对应着一定的信息量。符量一旦减少，必定会增加用推理的难度。由于“动词+处所名词”是借助常规关系下的“动+名”句法格式而形成的非常规搭配，它们跟由介词引导的结构相比，符量减少，这就意味着要运用更多的认知和推理来理解它们，其境量就相应增大，导致它们对境的依赖性比较高。
在话理解的过程中，相对于常规的无标记话来说，有标记的话作为偏离常规的表达，它所传递的信息中可预测性比较低，关联程度也比较差。在认知的处理上所需精力和时间就相对要多一些，为获取话的确切含义，所需运用的推理也相应要复杂一些。这里的“有标记”结构不一定表示符量的增加。当字面意义和话表达的真正含义不一致时，即符形式和话的含义相差甚远时，这也是一种有标记。
本文所考察的“动词+处所名词”结构就是一种典型的有标记结构。
最容易推理的是前文提到的I类，“钻死胡同、坐冷板凳”等结构在字面意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抽象的义，一旦定型并稳定下来，就与其原来的字面意义相差甚远。它们是作为现成的构件供交际者使用，即使在当中插入各种成分，也不会妨碍其抽象义的稳固性。这说明它们内部的组合已经形成某种程度的凝聚。由于这一小类的引申义完全取代了字面的意义，这种熟化的结构具有固定的含义，不管是在境中还是脱离境，都不会让它们的引申义产生动摇。
其次是Ⅱ类。“走后门”、“拍桌子”等结构既保留了字面的意义，又有其内在的引申义，但引申义占据了词汇理解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在话交际中，说话人用的究竟是字面意义还是引申义，需要有一定的推导过程。
再看Ⅲ类。“吃食堂”、“写黑板”等结构由于其中的动词与处所名词之间的弱关联性，使得其用推理难度相对较高。以“吃饭”为例，两人在路上碰到，有下面两句对话：
――你吃了吗?
――吃了。
即使宾“饭”不出现在对话中，交际双方也完全能明白交谈的内容。这是因为动词“吃”和名词“饭”在义上已经十分紧密，名词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而并入到动词的义中了。而如果你想问对方今天是否吃食堂了，只是简单地问“你今天吃了吗？”，对方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测出说话者的真实意***。正因为“吃”与“食堂”之间的弱关联性，导致了其在用推理中具有一定的难度。
在“动词+处所名词”结构中，用推理难度最大的也就是构式化程度最低的一类，即Ⅳ类。“飞上海、跑北京”这一小类完全是作为自由短而存在的，结构的松散导致其在不同的境下使用，可以表达不同的命题内容。如对于普通乘客来说，“飞上海”意味着搭乘到上海的班机；对于空中乘务员来说，“飞上海”意味着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完成空中服务任务；对机驾驶员来说，“飞上海”意味着驾驶飞机到上海。因此，境不同，对“飞上海”的解读内容也是不同的。
可见，“动词+处所名词”结构的用推理难度与其境依赖度是成正比的。用推理难度越小，该结构的境依赖度越低；用推理难度越大，该结构的境依赖度越高。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动词+处所名词”结构的用推理难度与构式化程度是成反比的。构式化程度越高，用推理难度越低。因为构式化程度高的结构其所表达的义已经不是表面的意思了，而且，听者也不再需要凭借用原则经历一个推导过程，而是一下子就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的意义，而这种隐含义进一步固定下来也会促进这一格式的进一步固化。
在我们所讨论的上述四小类结构中，构式化程度最高的I类和Ⅱ类完全是作为***的词目出现在汉熟词典中的，而构式化程度相对较低的Ⅲ类中，“吃食堂”由于其高频的使用，已经开始出现在某些熟词典中，与它并行的“坐沙发”等以及构式化程度最低的Ⅳ类要完成词汇化进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言研究所法小组，法讲话(三)[J]，中国文，1952，(9)，
[2]中国科学院言研究所法小组。法讲话(七)[J]，中国文，1953，(1)，
[3]唐依力，齐沪扬，非常规关系下的动词带处所名词现象考察[J]汉学习，20lO，(5)
[4]罗思明，徐海，王文斌当代词汇化研究综合考察[J]。现代外，2007，(4)，
[5]董秀芳，论句法结构的词汇化[J]，言科学，2002，(3)，
[6]张立飞，论频率对言结构的建构作用[J]，外国学院学报,2010，(6)，
[7]张谊生，试论骂詈的词汇化、标记化与构式化――兼论演化中的骂詈在当代汉中的表达功用[J]，当代修辞学,2010，(4)，
[8]郭继懋，试谈“飞上海”等不及物动词带宾现象[J]，中国文，1999，(5)
[9]何自然，认知用学――言交际的认知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动词+处所名词”结构的词汇化机制及语境依赖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