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韦努蒂的翻译伦理理论在构筑“异化”/“归化”这一对二元对立的同时对它进行了解构。这一做法表明他遵循的是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议程，即首先将翻译思想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二元对立颠倒过来，然后通过新建对立的自我解构最终革除二元对立思维本身。
【关键词】韦努蒂理论 异化/归化 解构主义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受社会哲学思潮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影响，西方就归化/异化的讨论起视阈、向度皆已发生变化，其研究不再停留在翻译内部如语言、问题、风格、语言文化等如何进行异化/归化转换这种提供翻译技巧的规定—指导性探讨上，而是拓展到翻译外部如翻译与社会、***治、意识形态等大文化如何发生互动的一种描述—解释性研究上来。归化/异化问题因此跳出文本中心主义的纯语言转换的单一视界成为结构主义之后，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二、异化/归化翻译内涵
韦努蒂表示他的异化翻译观来自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那两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1995：99）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我们明确看到施莱尔马赫对直译的重视，但有三点我们可能无法否认：其一，施莱尔马赫并没有使用归化和异化这对术语，他使用的术语是“释义”（paraphrase）和“模仿”（imitation）；其二，他并没有说把读者推到作者的那种被韦努蒂称为异化的翻译必须要用古语去体现；其三，由于他的这篇文章讨论的主题是翻译的方法，因此并没有关注选材的问题，也没有关注***治问题。
任何对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和演变以及韦努蒂的整个心路历程有系统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理论体系既不单纯一致，也完全谈不上是一种静态结构。韦努蒂既强调译语形式的选择，也强调原文文本的选择：选择译什么，关系到目标文化的价值体系；选择如何译，则关系到目标语言体系。他于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形——一部翻译史》以“历史”为纲绝非偶然。他由于认识到叙事与身份构筑之间的密切关系，希望通过重写翻译学科史以改变译学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而采取的一个话语策略。同样，他分别于1998年、2000年和2003年出版的《翻译之耻》一书和以“翻译，社群，乌托邦”（Translation， Community， and Utopia） 以及“翻译德里达论翻译的文章：相关性及学科阻抗”（Translating Derrida on Translation： Relevance and Disciplinary Resistance） 为题的两篇重要文章在各自标题中分别点出“伦理”“社群”/“乌托邦”，和“相关”/“抵抗”等概念作为全文关注的焦点。也正是出于文化和***治策略上的权衡，该理论勾勒出一个“双重议程”， 即一方面应用文化研究提供的理论资源改造传统的研究翻译，消除语言学对译学的基础观念和基本方法长期施加的支配性影响；另一方面，它融合了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兴趣，不断发展自己的研究模式，并以此促使文化研究界正视和重视翻译实践具有巨大的重大理论价值，促成翻译研究由文化研究的便于地带向其中心转移。
三、翻译伦理的自我解构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治色彩和尖锐的后殖民的批判锋芒。他在讨论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观时说“归化的方法是按照目标语文化价值观对原文进行我族中心主义式的简约（ethnocentric reduction），把作者带回家；而异化的方法则是对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施加反我族主义的压力（ethnodeviant pressure），以体现形式上的简约、排斥和铭写（inscription）”（1992：8；1995：17）。一般都认为他将“异化”和“归化”看成是在***治意识形态层面不可调和的两个对立概念。然而，韦努蒂对他自己提倡的、包括“异化”翻译在内的种种立场其实态度暧昧。他大张旗鼓地构筑以“异化”和“归化”为正负极的一个二元对立，同时却不动声色地通过釜底抽薪的手法对之加以解构，将“异化/归化”以及“反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这两个二元对立拉开距离。不是用一个新的、更为“道德”的实践范式取代一个不符合翻译伦理原则的老结构，而是通过在现有以及后起的结构中造成其“中心”和“边缘”不断互相“戏动”（play），将“去中心化”的过程一直进行下去。翻译必然是介于异和同、晦与明、隔与透之间而又同时带有二者特征的“自成一统的介域”（economy of in-betweenness）。也就是说，将伦理原则看成是一个矛盾对立观念交相演变的动态过程；一方面使“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之间的对立由《译者的隐身》规定的谋略和***治层次上升到伦理道德层面，将该对立推向极致，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这一二元对立的极端强调，有意暴露和凸显了它不可避免的种种内在断裂和矛盾，从而在实际上实现了该对立的自我解构。
四、结语
韦努蒂的翻译观之所以能引起国际翻译学界的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全面、深入地对翻译策略进行了探讨，主要是因为他在反对欧美文化霸权、保护文化生态、提高译者和译文的文化地位方面有一定积极的意义。对翻译作出判断的标准是看它究竟是加强还是剥削了本土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由于“归化”和“异化”这两种对立的话语策略分别通过消融和保留源文本的外异性—也就是它所体现的文化差异—而产生强化和弱化种族中心倾向的后果，它们分别是“坏翻译”和“好翻译”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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