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陈染，被视为继残雪之后又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新锐女作家。她的作品以深刻的内心独白为特征，以“个人化写作”“边缘写作”特立独行于中国文坛，她也一直被评论界认为是严肃文学领域最具叛逆性并完全地实现了“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其非主流特点为人瞩目。特别是她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的广泛影响使陈染成为“个人化写作”的肇始者。有人说，她的心，如无底的幽湖，引你抵达深渊；她的字，如泣风经过，让一切弥散。她是瓦解，她是碎片，她是力度，她是迷雾中的风中之船。
（编 者）
【作家档案】
陈染，当代作家，生于北京。幼年学习音乐，18岁兴趣转向文学，23岁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做过大学中文系教师，后调入作家出版社。曾在澳洲和英国旅居和讲学。现居北京。陈染已出版的主要小说专集有：《纸片儿》《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独语人》《在禁中守望》《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离异的人》以及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日记体文本《声声断断》、谈话录《不可言说》和散文集《断片残简》《时光倒流》《谁掠夺了我们的脸》等。另有6卷本《陈染文集》出版。她的小说在英、美、德、意、日、韩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均有出版和影响，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性人物。
【作品选读】
折断的时间
陈 染
早年，我曾在多处画册中看到过达利的《记忆的残痕》这幅画，画面上是三只时间完全停滞的柔软扭曲的钟表。记得当时我每次看到这幅画，内心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矛盾感，至于怎么个矛盾法，我一直没来得及深思与沉淀，匆匆忙忙地就被新的事物所冲刷和覆盖了，就像一朵浪花撞击另一朵浪花，转瞬之间便归复于平静，涌动的暗流便潜藏于深水之下。
据我对画面的表层理解，我想，达利似乎在倾诉一种对“原始记忆”的闪现和拉回的渴望；倘若再往潜意识深处探寻的话，根据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手表或钟表是一种规律和纪律的象征，那么也可理解为达利对现实秩序以及现实规则的一种破坏的欲求。
回忆起来，在我反复观看现代派画册、画展的那个时期，也正是我叛逆情绪最为饱满的青春期。那个时候，我对现实说“不”，对约定俗成的观念说“不”，对所有的束缚人精神的条条框框说“不”！按说，以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对于达利的《记忆的残痕》描绘出的弯折扭曲的钟表所蕴含的精神指向，是不应该感到别扭的。但是，我就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别扭。
随着岁月的流逝，更随着我对自己的本质的日渐清晰的理解，我恍然知道了这种内心的冲撞发生在哪里了――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我始终是一个不喜欢墨守成规、人云亦云的逆向思维者；但是，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常态下，我又是一个喜欢遵循秩序、规则和纪律的人，这种遵循甚而到达刻板的程度。比如，我喜欢恪守时间的朋友，并要求自己守约守时；我喜欢购物环境是明码标价的场所，不喜欢那种谁有本事谁砍价的浮动价格的游戏规则；习惯日常起居的规律化，不习惯恣意妄为、任性散漫；喜欢社会各种秩序的规范化、法律化，不喜欢见人行事的随意化、人制化……总之，我依赖于有“纪律”的日常状态，而这种“纪律”完全来自于一种自我的意愿和自我的束约。
一方面，是喜欢思想意识上的不安分和自由感；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上相对的秩序化和规范化。我想，现在回忆起来，早年达利那幅画带给我的内心冲突大致源于此吧。
其实，秩序和规则从来不是自由的对立面。所有的自由都是仰仗一定的制约而得以实现的。也可以说，没有制约，根本就没有自由！
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叫斯科特・派克，他曾说，“纪律是解决人生难题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有四点：不逞一时之强，承担责任，忠于真相，保持平衡”。青春年少之时，不懂得节制的我们也许会对此嗤之以鼻；时过境迁，当我们拥有了足够的岁月积淀之后，当铅锭一般沉甸甸的思绪堆在心头时，我们便恍然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城市的蜕变
陈 染
我时常为自己的家居住在P城这一座缺乏封闭感的城市而焦虑，为这一座学生时代一旦结束就意味着读书生涯彻底结束的城市而担忧!
宽展幽长的街道并没有把分散的人群拉开隔离，使之拥有相当的空间和心理距离，现代的交通工具把遥远的路途缩短得如电话线一样快，转瞬之间，一位渴望说话的不速之客就逼临你的门前；那些蜘蛛网络似的电话线，则把更为遥远的这个世界的喧嚣嘈杂，不由分说地强加给你的无辜的耳朵；邮递员是绿色的风，把所有亦真亦假的远方都吹拂到你的眼前，你成为别人的故事一如别人成为你的故事；各种各样的信息像原子弹一样不断爆炸，随时侵扰着你关紧的房门；楼群鳞次栉比，接踵摩肩，一扇扇窗子就如同无数双眼睛对视或斜视，相互探询，墙壁薄如蝉翼……你的呼吸、你的默想、你的自语，都成为众人皆知的呼喊……
我的忧虑正是来自这里。
这座城市，由于喧哗嘈杂而日益空洞，它不断地把自己的手臂伸向四面八方的近郊农村，把松软的泛着黧黑的麦田和菜圃，涂成坚硬的柏油马路，使之变成自己的街道。我们再难从这座城市的身旁看到乡间的农舍风光，闻到餐桌上的食物散发的绿油油的泥土的芬芳。我们只能躲在自己住宅的阳台或平台上，象征性地“发展农业”，以便能够亲身感受一下农家的气息。这座城市正在由于日益的膨胀而愚蠢麻木。
与此同时，这座庞大城市里的人们，像蚂蚁那样忙着聚拢成群，以便寻找对话者的慰藉，摆脱内心的寂寞，企***让别人照亮自己，其实别人同自己一样乏味。人们已经意识不到丰富自己的源泉在哪里，人们正在一天天地丧失孤独的能力，承担自己的个体的力量正在随着聚拢的群体的增大而削弱。这些丧失了把握和支撑自己的人群，正如同这座失去了城垣的城市，日渐成为荒芜的沙滩。
据我所知，世界上最优雅文明的城市，是那些人们终生视书为良友的城市。
奥多・马尔夸德曾提到：成年是交往的能力，这只说出了一半真理，因为至少适用的是，成年就是孤独的能力。
由此而想，这座城市正在变成一座思想的幼稚园。
【超级链接】
陈染：从不与生活离异
――黄咏梅对陈染的采访节选
黄咏梅:你的成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20年的变化发展，现在的创作心态和当初有什么不同？
陈 染:心里积淀的东西多了，阅历就与早年有所不同。过去我的内心非常激烈，与现实的冲突表现得非常尖锐，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已经慢慢地把过去很多锋芒的东西内敛起来,这是成长的代价。写作的心态也是如此。
黄咏梅:面对着读者群体的变化，你是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保持新鲜度的？你相信多年过去，你的书还能和读者的内心产生碰撞吗？
陈 染:我想会有我的新老读者拿起这本书，丢掉繁忙，丢掉要征服的对手或“敌人”，让自己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只需一天，甚至一个时辰、一个瞬间，通过这本书想一想他自己精神中的困惑与生存的意义。这种时候，一些纷至沓来的记忆的碎片会自动地涌来，你会忽然发现你除了是一个物质生活的竞争者，你依然保存着一个“思想的人、情感的人”的能力，这是一种多么温馨的乐趣。
黄咏梅:无论是面对写作，还是面对生活，你认为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陈 染:有时回忆起青春期时候的状态，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拿来许多人生的重大哲学压榨自己――我是谁？别人是谁？干吗要和别人一样？别人和我有何关系？这世界到底是个什么？生还是死？多少岁自杀？用什么方式了结？……太多沉重的问题，这似乎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乐趣”。我的青春期就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歪歪斜斜地走了过来。我现在已经不难为自己了，依然喜欢“想问题”，但决不偏执。我们需要遗忘，在遗忘中成长。
黄咏梅:是不是正是因为丧失了这种对抗，才使得你对写作越来越少激情而多冷静？
陈 染:我现在喜欢用感情这个词。激情是不可靠的。年轻气盛的豪言壮语、海誓山盟，肯定要打折扣。我觉得“感情”比“激情”更深厚，也更牢靠一些。写作会继续，但永远激情万丈未免天真。
黄咏梅:你怎样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谈谈你的愿望好吗？
陈 染:我不是一个献身文学功名的狂热者，人世间有一些比这珍贵得多的东西，大凡气急败坏直奔功名而去的人的内心里其实只埋藏着两个字：仇恨！挺可怜的。记得林语堂先生有一个说法，他说人的一生无非就是这么几件事：名、利、色、权、趣。我现在差不多就活一个“趣”字，文学算是我的“趣”之一。我感觉，岁数越大，想说的话越少，经常是想一想之后，觉得不说（写）也罢，算了。我越来越理解张爱玲晚年只字不写、闭门索居。当然，到今天为止，文学和艺术仍然是我喜欢的工作，有时候一个字词的忽然浮现，一个哽咽的句子忽然断住，或者一个单调的深沉的声音忽然滑过，依然会令我感动，那种感情会涌满你全身的血液，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不想靠写作计划过日子，能怎样就怎样，我现在愈发体会到“顺应”这个词的智慧，这里的“顺应”不是指对于外部的什么力量，而是顺应由内而来的天性，我更愿意做个性情化一点的人。
黄咏梅: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名的著名作家，面对现在文坛层出不穷的新人，比如“80年代后”，怎样看？是否会感到压力？
陈 染:我从不感到任何压力，文学是我的个人爱好，与别人干什么没有关系。我对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新新人类一直是心怀友善和敬畏之情。他们其中有些人的确才华出众。但是我依然觉得写作不必着急，来日方长。对于那种五六岁就写书的小作者，还是向人家“致敬”吧。
黄咏梅:你主要都在关注哪些书？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陈 染:我没有什么评价好书的绝对标准，只有一点个人的喜好――没有官气也没有商气，这是最基本的。坦白地说，我经常重读书柜里十几年前买的旧书，觉得比现在制作的琳琅满目、铺天盖地、包装华丽的书要好。读旧书如同品味陈年的醇酒，总能在腹中韵味无穷。我更偏向于看文学之外的书，比如三联书店的一些书。我也几乎不相信排行榜一类的事物。我觉得，缺失了精英文化的大众娱乐是否意味着真正的文化繁荣？出版界如何兼顾市场效益、打造艺术精品？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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