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是玉璧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此期玉璧承袭了西周、春秋的风格特征,又有区别于传统的变革创新,在形制、纹饰和工艺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汉代形成玉璧发展的鼎盛局面提供了极好的范式和基础。战国玉璧素为收藏家所重,然当今市面所见,优劣不一,真伪混杂,须从多角度细审详辨,慧眼识珍。笔者依据一些年代较为明确的考古资料,对战国玉璧的相关问题略作讨论,不确之处,望方家指正。
从形式上看,常见的战国玉璧,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A型:圆形扁平体,正中有圆孔。以器表纹饰之有否及纹饰的分区情况,又可分为三个亚型。
Aa型:器表有纹饰,不分区。根据纹饰形态的差异,复可细分为七式。
Ⅰ式:浅浮雕虺龙纹(***1-1):直径5.2l厘米,孔径2.8厘米,厚0.7厘米。***白色,扁圆体。内外边沿琢出凸起的弦纹,两面皆雕隐起的六组虺龙纹。山西长治分水岭53号墓出土。
Ⅱ式:阴刻虺龙纹(***1-2):直径15.4厘米,孔径6厘米,厚0.5~0.9厘米。青玉质,有褐色、灰色、红色沁。扁圆状,薄厚不一,一面有一道明显的切割痕。两面纹饰相同,内外缘各琢两周阴线廓,廓内阴刻网格纹和虺龙纹。湖北荆州熊家冢4号陪葬墓出土。
Ⅲ式:浅浮雕云谷相杂纹(***1-3):直径8厘米,孔径3.4厘米,厚0.6厘米。青白玉,一侧沁为褐色。内外边缘以索纹为界栏,表面浅浮雕云纹,其间夹以谷纹。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Ⅳ式:阴刻云谷相杂纹(***1-4):直径7.1厘米,孔径3.15厘米,厚0.4厘米。青玉质,有黄褐色沁。扁平体,正圆形,两面纹饰相同,皆为阴线较宽的云谷相杂纹。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Ⅴ式:浅浮雕谷纹。又有两种形态:一如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所见者(***1-5):外径11厘米,内径5.9厘米,厚0.65厘米。灰绿色玉质,局部沁为黑色。圆形扁平体,两面饰谷纹,纹样单元形态较扁矮,形同卧蚕。又如安徽长丰杨公8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璧(***1-6):外径14厘米,内径4.7厘米,厚0.6厘米。白玉质,局部沁为褐色。扁圆状,内外缘琢出斜棱。表面满饰排列规整的浮雕谷纹,纹样单元浮凸较甚,颇状***钉。
Ⅵ式:阴刻谷纹。又有两种形态:平面阴刻如陕西旬邑转角村秦墓所出的一件玉璧(***1-7):直径11.3厘米,孔径3.9厘米,厚0.3~0.4厘米。青玉质。扁圆形,内外边缘各饰一圈阴线,表面满饰阴刻谷纹,雕工粗犷,刻度较深,线纹边缘多有毛刺歧出,纹样单元大小不尽相若,排列不甚规律,有个别谷纹相连若“S”状。蒲格谷纹如山东临淄商王村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1-8):直径16.4厘米。青玉质,表面大部沁蚀呈黄褐色。表面的谷纹是在分割减地形成的正六边形微凸曲面之上,进行阴刻而就,各六边形单元间还有分割遗留的三角形纹,分割线痕比较明显。
Ⅶ式:镂空纹饰。如山东临淄商王村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璧(***2-1):直径11厘米,孔径6.1厘米,厚0.4厘米。青白玉。扁环状,好径较大。内外缘饰索纹,其间镂雕双龙、双螭,左右对称,具有较强的动感。
Ab型:器表有纹饰,分区。根据主体纹饰分区情况的差异,复可细分为二式。
Ⅰ式:主体纹饰分为两区。河南许昌张潘乡所出者可属此式(***2-2):直径23.8厘米,孔径6厘米,厚0.5厘米。青玉质。体呈扁圆形。两面纹饰相同,纹饰分内外两区,外区饰四组双身兽面纹,内区阴刻谷纹,两区之间以索纹相隔。
Ⅱ式:主体纹饰分为三区。可参考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乙组52号墓所出的一件玉璧(***2-3):直径31厘米,厚0.8厘米。青玉质。器表内、外缘各隐起一周廓,两面纹饰相同,以两组略凸起的索纹区分为内、中、外三区纹饰。内区为三组双身兽面纹,每组间以一道索纹相隔;中区装饰排列整齐的阴刻谷纹;外区为五组双身兽面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
Ac型:器表光素无纹。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有一件(***2-4):直径8.4厘米,孔径3.4两年,厚0.4厘米。青白玉,表面局部受沁呈黑褐色。表面光素无纹。
B型:出廓璧,即在A型璧的基础上,于其外缘镂雕出辅助装饰。以出廓部分位置的差异,又可区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出廓部分在璧的一端。如湖北当阳杨家山1号墓所出者(***2-5):直径10.2厘米,孔径4.9厘米,厚0.5厘米。青玉质,沁蚀为黄褐色。玉璧正上沿镂雕一龙,龙作回首、鼓腹卷尾状;璧面的云谷相杂纹,以浅浮雕技法琢就。
Bb型:出廓部分在璧的两侧。根据纹饰形态的不同,可细分为三式。
Ⅰ式:浅浮雕虺龙纹。河南洛阳西工区13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即属此式(***2-6):长5.9厘米,宽4.7厘米,厚0.2厘米。青玉质,略泛黄。璧内外边缘起沿,两面皆浅浮雕虺龙纹。两侧镂雕卷尾伏龙,龙首上各有一凤鸟。
Ⅱ式:浅浮雕谷纹。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乙组58号墓所见者(***2-7):长6.9厘米,璧径4.4厘米,孔径1.5厘米,厚0.33厘米。黄玉质。体扁平,中间为玉璧,内外周缘起棱,器表浅浮雕颗粒较大的谷纹,且排列疏朗。正上方凸出一齿脊,中一穿。璧两侧偏下镂雕相背而立的龙形附饰。龙独角修长,圆目尖喙,体作“S”形蜷曲。
Ⅲ式:光素无纹。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可属此式(***2-8):长7.2厘米,璧直径3.8厘米,孔径1.5厘米,厚0.4厘米。青玉质,一侧沁为红褐色。器扁平,作双龙附璧形,素面。
C型:重环璧,即在A型璧的基础上,于其孔内又镂雕出一同心小璧。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一件玉璧(***2-9),虽残缺不全,但从遗留形态判断其属此型:直径10.4厘米,孔径2.4厘米,厚0.4厘米。青玉质,个别地方为半透明灰白色。内外分别有大小两个同心圆环,环边起棱,表面饰浅浮雕谷纹。两环间镂雕螭纹,大环两侧镂雕附耳。
就现掌握的资料而言,上述各型、式玉璧在战国时期有如下流行特点。战国早期流行者有:AaⅠ式、AaⅡ式、AaⅢ式、AaⅣ式、Ba型、BbⅠ式。战国中期流行者有:AaⅣ式、AaⅤ式、AaⅥ式、BbⅡ式、C型。战国晚期流行者有:AaⅤ式、AaⅥ式、AaⅦ式、AbⅠ式、AbⅡ式、BbⅡ式。
制作工艺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的顶峰阶段之一。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与工具的革新不无关系。此期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铁质工具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琢玉工艺之中。铁有很好的锻造性能,易于制作各种形状的工具,且耐磨性较强,这相较史前的石质工具和商代西周的青铜工具有了很大的进步。根据战国玉璧上遗留的一些痕迹,可大致复原其制作的基本情况,亦能为辨伪所借鉴。
成形
在战国、汉代玉璧的内外边缘面上常有磨砂状的细密线纹出现。(***3-1、3-2)这是以潮湿的解玉砂为介质,利用管钻套打遗留下来的工艺痕迹。利用大口径管钻成形的玉璧,较史前磨角成圆者更加圆整、规矩,且比三代时期的玉璧尺寸增加。如前文所举曲阜鲁国故城乙组58号墓所出者,直径便达31厘米。
在管钻取出圆柱体坯料后,多以金属片状工具将之剖为多个相同形制的素面玉璧(***3-3),为提高效率,切割时多采用双向拉锯。由于人力手工操作,精准程度较差,双向往往无法准确对接。故器表会留下浅而直的台阶状痕迹(见***2-8)。
镂雕
战国时期的镂雕纹饰玉璧、出廓璧、重环璧上有不少镂空装饰。制作时,多先用阴刻细线按设计打稿,再以小管钻在镂空的关键部位套打数个定位圆孔,金属线锯由此进入,然后来回拉切带动解玉砂进行切割,去掉多余处,最后用金属擦条将镂空处擦磨整修。此期玉器镂空部位多,形状多样,镂空处很规矩,如峻壁峭立,边沿棱角分明,镂空面多有磨砂状的细密纵向磨痕(***3-4、3-5)。孔壁光滑、垂直,两面孔径几乎相等,两面对钻留下的台痕已不多见。
琢纹
浅浮雕云谷相杂纹为战国早期所流行。推测其制作工序,应先用细阴纹打稿定位,再去料剔地,使谷纹、云纹、蝌蚪纹等单元凸出。但有不少粗工而就者,沿预留纹样单元的轮廓进行斜削,并不完全将多余的地子剔除,从而在各单元间留下了凸起的曲折分界线,以至于拓片上呈现出黑白曲线相间的现象(***3-6)。
战国早、中期流行的阴刻云谷相杂纹的制作方法,从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璧上可窥得一斑(***3-7):该器是一件半成品,红褐色,表面光亮。器表有部分打稿线和琢就的纹饰。藉此推测,这种纹饰多先以细阴线打稿,再用斜碾技法深刻而成。因其具有类似“一面坡”的形态,阴线沟槽的底部、斜坡以及器表所在平面对光线的反射情况不同,使其各自呈现的光亮程度各异,从而凸显了较强的浮雕感(***3-8)。
谷纹是战国时期玉璧上最常见的纹饰。平面阴刻的谷纹细节处理较为粗糙,如线槽边缘多有毛刺歧出,线条常作粗细不匀状(***3-9)。可见其并非由砣具磨成,而可能是手执尖端刻具反复刻划制作。蒲格谷纹制作时,先以三组宽深的平行线,作六十度夹角分割减地,从而形成正六边形微凸曲面(即蒲格),再于其上阴刻谷纹(***3-10、3-11)。浮雕谷纹,工艺比较复杂,多先以两到三对平行线定位,再剔地形成半球状颗粒单元,最后沿浮雕单元之轮廓依形加琢一道谷纹(亦有直接用斜碾技法将半球改削成萌芽谷粒状者)。(责编:蔚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