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时代,总有一些人苦乐自守,与世无争,默默地实践并捍卫着自己的人生准则与信念,活得真实、纯粹而大气。
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人,至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而当一个人的喜乐忧思与大多数人的未来紧紧相连时,他的人生注定是丰盈美丽的。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时代,世事如浮云变化无常,但总有一些美好的事物不变,总有一些人苦乐自守,与世无争,默默地实践并捍卫着自己的人生准则与信念,因此他们活得真实、纯粹而大气。
这样的人,令人肃然起敬!
融水,广西北部山区一个部级贫困县;白云,融水苗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山乡。大山深处,居住着瑶族一个鲜为人知的支系——红瑶。多年来,贫穷与闭塞像两座大山一样阻挡着红瑶老乡放眼看外面的世界;学校和教室,则是山寨里一代代红瑶女童遥不可及的精神殿堂——这样的生活现实,现代城市人群几乎难以想象,但它的确真实存在着。
“十二样的花呀,你说哪一朵最艳?我说什么都比不上,红瑶山寨的红杜鹃;十二样的藤呀,你说哪一根最长,我说什么都比不上,人民***队的情意长”
上世纪90年代,一位来自四川大巴山***老区的汉族士兵,用真情和执著,一点点地打破了大瑶山世世代代“女不读书”的传统习俗,一个个红瑶女童由此开始了新的梦想与生活。近20年来,他慷慨解囊,省下10多万元扶贫助学,吸引各界捐资300多万,380多名贫困孩子受益,100多名红瑶女孩因为上学走出了山寨,红瑶有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生、女教师、女***人、女村干部、女***员。从列兵到上士,从少尉到中尉,当初的这位普通士兵如今已成长为一名武警中校警官,他的扶贫助学之路依然风雨兼程、不离不弃,他说他心里始终装着一个念想:“为了孩子!”
一个中国士兵,或者说一个中国好人,就这样以中国人最朴素、最传统的道德与情感,守护着心灵的一方净土,坚守着心中的忠诚,做着他认为自己最应该去做的事情,目的单纯,不改初衷。
他的名字叫何方礼。
8+8+5=21
《中国青年》: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广西融水?
何方礼:我是1992年的兵,12月从四川省通江县入伍,1993年3月被分配到武警广西总队融水苗族自治县中队服役。
《中国青年》:当时对融水的第一印象如何?
何方礼:融水聚居着苗、瑶、侗、壮、汉等五个民族,自然风景独特,民族风情浓郁,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比较落后。在融水白云、大浪等乡,有一个瑶族分支——红瑶,因为贫穷、封闭和受“狗不耕田,女不读书”传统习俗影响,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红瑶女童从小就被束缚在木楼里,世世代代都是文盲。我第一次接触红瑶女童是在199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队组织新兵到红瑶女童班参加助学活动。4月的大瑶山,天气还非常寒冷,寒风夹着细雨,我们穿着绒衣还冷得瑟瑟发抖。在进山的路上,我们看到三个八九岁的红瑶女童穿着单薄的衣裤、光着脚丫缩成一团在山坡上烧木炭。我问她们为什么下雨天还在外面烧炭,她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互相推委着,过了好半天,才有一个女童揉着被烟熏得发红的眼睛,轻声地说:“叔叔,我们想上学,可家里没钱,阿爹说了,只要我们烧炭挣够了学费,就让我们去读书。”听到这些话,我非常心酸。城里这样年龄的孩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山里的孩子却为了学费饱受饥寒之苦。走进瑶寨,我们看到,有的瑶胞房屋四面透风,有的全家人只能合盖一床破被子,红瑶女童班的学生衣衫褴褛,多数都没有鞋穿,木条钉成的课桌下,伸出的是一双双光脚丫。而那些没钱读书的红瑶女童,则眼巴巴地趴在教室窗口,羡慕地看着正在读书的小伙伴。
《中国青年》:这件事对你产生了深刻影响?
何方礼:那一次我是真的心酸流泪了。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求学艰难,想不到这里的孩子想读书比我还要难。我的家乡在大巴山***老区,父亲右手残疾,母亲左眼失明。记得7岁那年,村里同龄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我也想读书。当时60多岁的爷爷得了重病,为给爷爷治病,家里欠下800多块钱的债,我几次哭着闹着要上学,都被父母无奈地拒绝了。最后,在亲友和班主任老师的资助下,我才有机会走进课堂,走出了大山,走进了警营。嚼过黄连根,方知滋味苦。相似的人生经历,使我对红瑶女童求学的艰难有着切身感悟。所以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她们改变命运。
《中国青年》:当时你的经济条件如何?
何方礼:当时我每月的津贴费是21元,我有一个妹妹正读初中,当兵5个月来,我坚持每月寄10块钱作为她一个月的生活费。说实话,我在邮局给家庭最困难的红瑶女童代英妹准备汇出10块钱的时候,确实犹豫了好久,如果我把钱寄给了代妹英,那么妹妹的生活费就没有了着落,怎么办?后来我想,妹妹缺钱,吃咸菜还可以熬过来,代妹英没钱,就没办法上学呀!最后,我把钱寄给了代妹英,给妹妹写了一封信,对她说:“原谅哥哥吧,在这里还有更需要帮助的红瑶小妹妹。”
经过反复盘算,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用钱计划”:把每月21元津贴费分作3份,8元钱寄给代妹英,8元钱寄给我妹妹,剩下5元自己买日用品。就这样,我资助代妹英顺利读完了小学、初中和中专。后来我提了干,工资增加了,又先后资助了6名红瑶女童上学,其中一人还考上了大学,这也是当地红瑶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几元钱的助学款分量很轻,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但关键时刻也许就能将一个黯然跨出校门的脚步重新拉回课堂,或许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中国青年》:说到底,红瑶女童“女不读书”,根本原因还在于贫困。但这样的习俗一旦形成了,也不是轻易就会改变的。
何方礼:确实,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红瑶女童班经常发生学生辍学现象。比如,1999年的时候,新学期开学一个星期了,可女童班仍有15个位置空着。我便一村一寨地走,挨家挨户地劝。红瑶老乡好酒守信,我就打酒买肉与他们一起喝“同肝酒”、定“酒约”,动员老乡把女儿送到学校。有一次,在去寨子的路上,遇到了当地罕见的大雪,10多里山路,我走了近5个小时。当我满身泥水站在老乡家门口,他们被感动了:一个外乡人为了咱瑶家妹子读书这样劳神费心,我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送孩子去上学!短短几天,15个空座位又坐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