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作诗篇1
写作文时,有些同学常常不假思索,很快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这种文思敏捷、一气呵成的写作状态,让一些平时惧怕写作的同学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自己写作文时就像挤牙膏,难道写作有什么秘诀吗?
在北宋时,有两位诗人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诗人,叫梅尧臣。有一次,梅尧臣收到好朋友孙君孚、杜挺之的邀请,一同乘船出游。文人墨客出外游玩,自然少不了要作诗。孙君孚和杜挺之也是诗人,平日里对于自己的才华相当自信,可在这次出游中,他们却发现,自己的才华完全s不上梅尧臣。原来,梅尧臣每天都能作成一首诗,不光速度快,质量也特别好。孙君孚和杜挺之感到很疑惑,于是两人暗中留心,想要知道梅尧臣作诗的秘诀。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孙君孚和杜挺之发现,无论是休息、吃饭,还是外出游玩,梅尧臣都常常暗自吟咏,有时刚刚还和大家一起聊天,突然就起身离座,在纸条上奋笔疾书,然后把它丢进算袋。
梅尧臣在纸条上写了什么呢?一定是写作的秘诀吧!
孙君孚和杜挺之这样想着,他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一次趁着梅尧臣不注意,偷偷打开算袋,把里面的纸条都倒了出来。原来,纸条上面并没有什么作诗秘诀,都是些一联、半联的句子,有些只有几个字。这些都是梅尧臣在生活中随时得到的灵感,他把它们积累下来,作为诗歌的“原材料”,到了作诗时,自然就不愁无话可说了。
孙君孚和杜挺之发现了这个秘密,忍不住感慨道:“我们原本以为梅尧臣作诗快,靠的是临时的灵感,却不知道这些灵感都源自诗人平时的用功啊。”
其实,把灵感随时收入“囊”中,梅尧臣肯定不是第一人,有着“诗鬼”之称的唐朝诗人李贺,同样会这一招。
李贺作诗也有自己的“算袋”,叫作“诗囊”。据说,李贺经常背着饭兜和诗囊,骑着一匹瘦驴,四处溜达,每每想到佳句,就把它写到纸条上,放入诗囊中。久而久之,诗囊中积攒下无数的素材。李贺的母亲有一次看到儿子装满纸条的诗囊,心疼地说,“儿子啊,你这样用功,早晚要把你的心呕出来才罢休吗?”谁能想到,李贺那些充满瑰丽想象的诗句,竟然和一个小小的诗囊息息相关呢。
陆游有这么一句诗,“作诗老恨无奇思,时取囊中断稿看。”你看,陆游在找不到灵感的时候,也要到自己的“素材库”里去求助呢。所以说,才华并不会从天而降,想要文思如泉涌,一定离不开平日里的积累啊!
陶者
[宋]梅尧臣
陶尽门前土,
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
鳞鳞居大厦。
马诗
[唐]李贺
大漠沙如雪,
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
快走踏清秋。
算袋:古代人们用来存放笔墨纸砚的袋子。
李贺作诗篇2
唐朝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知名诗人就有2300多人,《全唐诗》中收藏了48900多首作品。唐代诗人多恃才傲物、特立独行,在此辑录一些行为怪异的诗人,观其癖好。
王勃醉酒作诗
王勃(公元650~676年),字子安,出身书香之家,系隋末大儒王通的孙子。王勃少时便能写诗作赋,被时人称之为神童。《旧唐书》中称他:“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后来他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章齐名天下”,被誉为“初唐四杰”。
王勃于唐高宗李治麟德初年应举及第,曾经做过几任小官,但都因故被革职。他在作诗前不喜欢冥思苦想,总是先磨墨,然后饮酒。他喝酒十分豪迈,每次必大醉方休。喝醉后,用厚厚的被子捂着,蒙头大睡,酒醒后直奔砚台,挥笔直书,一气呵成,诗成后便一字不改。
对此,《新唐书》本传中这样记载:“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说;“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卧,忽起一笔数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稿。” 他的传世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传说便是这样写就的。
张若虚被窝构思
唐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高峰,奇人众多,但像张若虚仅凭一首诗歌,就确立不朽地位的,却绝无仅有。张若虚,扬州人,生卒年及字号均不详,曾任兖州兵曹,这是一个掌管***防、门禁、田猎、烽堠、驿传等事的官。他以文词俊秀驰名,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
张若虚之“奇”在于他的个性,他在写作上并不勤奋,贪睡是他的嗜好。他作诗时有一个怪癖,喜欢先用厚厚的被子捂着,在被窝里构思,一身大汗后翻身而起,然后挥毫疾书。天气越热,效果越好。他作诗从不打草稿,总是一气呵成,一字不改。《春江花月夜》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从这篇文章来看,张若虚绝对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创作天才,其作品无论是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素有“以孤篇横绝全唐”之誉。闻一多评价这首诗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孟郊作诗忘事
孟郊,现存诗歌500多首,代表作有《游子吟》。他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孟郊早年生活贫困,历尽磨难,屡试不第。46岁终于考中进士,50岁任江苏溧阳县尉(管治安的官员)。孟郊在诗坛上颇有名气,苦等4年后,仅到江南小县担任分管捕缉盗贼之类的末等小官,这使他很受打击,在好友韩愈的几经劝慰下才勉强赴任。
孟郊在任时常以作诗为乐。他作诗时,常常达到忘我的境界,如果无人叫他,他便会一天忘记吃饭而不觉饥饿。他作诗不出门,有时会放下手头上的事务,闭门谢客,为苦吟诗人的代表,故有“诗囚”之称。韩愈很推崇他的诗,给予了“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的评价。
有时候,他则远出饮酒作诗,一天不归。其“不事曹务”的做法,被人告发。县令很不高兴,于是罚他半俸,然后花钱雇人弥补他留下的漏洞。这样一来,孟郊的生活更为拮据,一气之下,他干脆请辞,赋闲在家。为元和九年,孟郊去世,一贫如洗的孟郊家,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最后还是韩愈等友人凑了100贯钱,才安葬了这位诗人。
李贺驴背拾句
李贺(公元790~816年),字长吉,是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唐宗室郑王之后,但家室早已没落。他一生短促,际遇坎坷,因避家讳,不得应进士举。做过几年奉礼郎(管宗庙祭祀司仪一类事物的九品小官),终生落魄不得志,无法施展抱负。
因仕途失意,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写诗上。他天生怪异,双眉相接,体瘦指长。对此,韩愈还调侃他说,“指长所以能写长诗”。他喜欢在神话故事、鬼魅世界里驰骋,以其大胆、诡异的想象力,构造出波谲云诡、迷离恍惚的艺术境界,因此有“诗鬼”之美誉。
李贺立意遣词力求深刻、新颖、独到,他的一些名篇佳句,常常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境界,如他的代表作《李凭箜篌引》,绝对称得上“石破天惊”。传说他写诗常常骑在毛驴上,背着锦囊外出,得到句子就投入锦囊内,晚上回家后完篇。据说,“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这样的名句,就是这样得来的。难怪他的母亲说,李贺要“呕出心乃已”。他的诗歌,很多的确是呕心沥血之作,不过也有部分难免幽僻晦涩。李贺跟王勃一样,天妒英才,年仅27岁便英年早逝。
白居易念诗老妪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常常读得口舌生疮,年纪轻轻便头发全白。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代表诗作有《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等。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发起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讽喻诗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在国外反响巨大,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他的诗文。
他创作时特别注意老太太的感受,每写一首诗都要先读给老妪听。如果老妪听不懂或者说不好,白居易就立刻修改,修改后还不能打动她们,这样的作品一律撕毁。宋代的孔平仲在《孔氏谈苑》记载道:“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改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白居易的诗浅近通俗,接近口语。
李贺作诗篇3
王勃醉酒作诗
王勃出身书香之家,少时便有神童之誉。《旧唐书》本传称他“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王勃作诗前不喜欢冥思苦想,而是先磨墨,然后饮酒,大醉方休。之后蒙头大睡,酒醒后直奔砚台,挥笔直书,一气呵成,诗成后一字不改。《新唐书》本传中这样记载王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他的传世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便是这样得来的。
张若虚被窝构思
唐代奇人众多,但像张若虚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就确立不朽地位的,却绝无仅有。张若虚写作并不勤奋,贪睡是他的嗜好。他作诗时,喜欢先用厚厚的被子捂着,在被窝里构思,一身大汗后翻身而起,然后挥毫疾书。天气越热,效果越好。他作诗从不打草稿,总是一气呵成,一字不改。《春江花月夜》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从这首诗来看,张若虚绝对是创作天才,不愧“以孤篇横绝全唐”之誉。
孟郊作诗忘事
孟郊是苦吟诗人的代表,有“诗囚”之称。他早年生活贫困,46岁终于考中进士,50岁任江苏溧阳县尉。在任时以作诗为乐,达到了忘我的地步。他作诗不出门,有时会放下手头的事务,闭门谢客。有时候,他则外出饮酒作诗,一天不归。其“不事曹务”的做法被人告发,让县令很不高兴,于是罚他半俸,然后花钱雇人顶替他。这样一来,孟郊的生活更为拮据,于是干脆请辞。他去世时一贫如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韩愈等友人凑了100贯钱,安葬了这位诗人。
李贺驴背拾句
李贺仕途失意,把全部精力用在写诗上,有“诗鬼”之誉。他长相怪异,双眉相接,体瘦指长,韩愈调侃他指长所以能写长诗。传说他写诗常常骑在毛驴上,背着锦囊外出,得到句子就投入锦囊内,晚上回家完篇。据说,“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等名句,就是这样得来的。难怪他的母亲说,李贺要“呕出心乃已”。
白居易聆听老妪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发起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讽喻诗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他创作时特别注意老人的感受,每写一首诗,都要先读给老妪听。如果老妪听不懂,或者说不好,他立马修改,修改后还不能打动她们,则一律撕毁。宋代孔平仲的《孔氏谈苑》记载:“白乐天每作诗,必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改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