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论文篇1
20世纪迄今是考古发现极为繁盛的时代,利用考古发现来解决古代文学的相关问题,拓展研究视阈,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这一方面,唐代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胡可先、孟国栋、武晓红《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集中于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新出石刻文体学研究、新出石刻文献个案研究、唐代诗词相关名物研究、摩崖碑刻研究五个方面的研究,标志着唐代文学研究视阈的新拓展。
梳理与归纳结合,揭示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系统总结了唐代考古发现的四大类型及总体价值,着重从诗人事迹的辑考、文学背景的钩稽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三个方面论述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认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转了区域文学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如长沙窑瓷器题诗,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研究唐诗地域分布提供了对比空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论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学名家研究视阈、重新发现被埋没诗人诗作、展现传记文学特殊形态、提供文体研究重要载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则涉及了唐代墓志这一应用文体对唐代文章学研究的意义。
考证与发覆并举,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书中有对新出土单篇墓志的专门解读,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有通过新出碑志引发对唐代经典诗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有通过出土碑志展开对特定家族文学群体的研究,如《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有通过摩崖碑刻展开特定时期文学环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则天君臣石淙诗碑考论》。这些论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见解,或纠正了前人认识之偏颇,或揭开了前人未发之覆。如利用《杨收墓志》,还原了杨收家族世系、婚姻、科举仕历、贬死、昭雪的情况,论述了杨氏家族包括杨收、杨发、杨乘、杨钜、杨检、杨凝式等人的文学成就,考察了《杨收墓志》撰写者裴坦的情况;通过考证嵩山石淙武则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讨其道教内涵,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治、宗教、文学创作背景,为七律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思路与内容创新,开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首先对新出石刻文献文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对唐代石刻文研究进行了价值重估与文体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着重阐述了墓志这一应用文体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主要从特点、功用、区别与联系等角度对墓志志文与铭文进行了探讨;《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创作渊源和发展演变等复杂情况;《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主要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融合的层面探讨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实物影像对比印证文学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读作品的深层内涵和多元意蕴。《“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实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常出现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义及其与“盘金”“缕金”“贴金”在诗词中的不同表现作用;《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名物属性及其文学表现特点;《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证》从名物和***像的视角对杜甫的传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
总体来说,作者在利用考古发现进行稽考的过程中,注重以唐人的眼光看待唐代文学,努力寻找唐代文人自我呈现的特定空间,尽力还原唐代文学得以产生的原生状态。始终做到出土文献、文物与传世典籍并重,重视利用传统金石学所积累的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可靠材料进行整合研究,最终做到从史料实证上升到学理概括,已达到运用出土文献进行唐代文学研究的较高境界。
作者:杨琼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唐代文学论文篇2
一、唐代文学及体育文化概述
唐代是典型的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朝代,唐代文化带有典型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兼备的特点。唐朝文化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在艺术和文学领域,还在体育活动方面呈现出更具朝气的特点。体育活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以诗歌为代表的唐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唐代文学和唐代体育也因此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首先,唐代体育对唐诗的创作接连不断地提供了素材;其次,从唐诗中所描绘出的体育,又可真实地触摸到唐代社会所发生的体育生活。文人舞剑、贵族打球,以及此前几乎从未出现过的女子走出闺阁,骑马纵横、弯弓搭箭的场景,都出现在了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唐代文学首推诗歌,而唐代诗歌几乎涉及了唐代体育活动的全部方面。据统计,《全唐诗》中有400多首与体育活动相关。这些诗歌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包括了皇室贵族的娱乐项目——马球和狩猎,还涉及了寻常百姓的休闲体育娱乐,以及西域胡人的新奇的体育活动和女子体育活动的描述。
二、初唐文学与体育
初唐年间,宫廷之中射猎活动颇为风行。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以诗作来描绘出猎的场景:“雕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出猎》)“金鞍移上苑,玉勒骋平畴。旌旗四望合,罝罗一面求。”(《冬狩》)皇室出猎的盛况可见一斑。又有唐玄宗李隆基的“弧矢威天下,旌旗游近县。一面施鸟罗,三驱教人战。暮云成积雪,晓色开行殿。月兔落高矰,星狼下急箭”(《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初唐时期的拔河活动,场面也颇为盛大。拔河原本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营训练中,原称作“牵钩”。百姓认为其能够产生感应庄稼,促使丰收的作用,拔河也因此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色彩,而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大臣张说曾记录下了拔河的场面“今岁好拖钩,横街敞御楼。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从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来看,反映初唐时期宫廷府第内开展的体育活动占据了大多数,主要是皇室射猎、赞颂功绩的舞蹈、祈福举行的拔河比赛。从这一点不难判断,在社会稳定初期,百废待兴之时,体育活动主要是上层阶级的锻炼和娱乐。再者,唐代***主要凭借武力一统天下,因此王公贵族大多英勇善战,狩猎和骑射自然是其心仪的娱乐。此后,随着国力恢复发展,击败***厥、吐谷浑、高昌及其他属国后,贞观年间的唐王朝***治稳定,国家富强,加之李家自陇西进占中原,本身具备的异域背景带给了强大的唐王朝开放的外交态度,因此很多具有体育背景的活动都有了显示国家实力的隐含特点。例如文臣薛胜在《拔河赋》中记录的“皇帝大夸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戏繁会,令壮士千人分为两队,名曰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体育项目的盛大场面从来就是彰显国力的一种途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盛唐文学与体育
盛唐中期出现了大量热情洋溢、奔放豪迈的诗作,山水田园与边塞诗派鼎足而立。在两大文学家——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笔下也反映出了盛唐时期体育活动的特点:主要集中在端午、寒食、登高等时令节日中,侠士之风盛行,梨园开始成为百姓娱乐活动的场所。盛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了登高、竞渡、马球及投壶等体育项目。这些体育活动往往都是与节日民俗活动密不可分。例如张九龄的“岂似龙山上,还同湘水滨。衰颜忧更老,淑景望非春。禊饮岂吾事,聊将偶俗尘。”(《三月三日登龙山》)王昌龄的“青山远近带皇州,霁景重阳上北楼。雨歇亭皋仙菊润,霜飞天苑御梨秋。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九日登高》)储光義的“吹箫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激去来波。水叶藏鱼鸟,林花间绮罗。”(《官庄池观竞渡》)蔡孚的“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雕文七宝球。窦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频封万户侯红鬣锦鬃风騄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打球篇》)。此外,凭借边塞诗的自成一派,与游侠这一唐代特殊现象的出现,中国古代的传统武术也得以继承和发展。李白曾赞颂:“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将游猎夸轻趫。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鶬迸落连飞髇,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游且猎篇》)此外,司空曙的《观猎骑》、李颀的《塞下曲》和崔颢的《杂曲歌辞•游侠篇》、高适的《营州歌》都反映了边塞、***营、游侠等不同场合和人群的体育运动场景。相比于马球、射猎等体育活动,在唐代文人间流行的主要是投壶、下棋、登山等项目。由于唐代科举制度已经逐步完善,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获得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而不再仅仅是靠门第出身“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这些文人们受到唐代自由精神的感染,不再因循守旧,而是乐观进取,意气豪迈,积极入世。
四、中唐、晚唐文学与体育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冲击,唐代社会发生了由盛而衰的剧变。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宫廷体育活动也大大减少。中唐时还有棋类、马球等活动的描述,以及修仙、养生类的记述。时至晚唐,甚至描述体育活动本身的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少,或许是生逢乱世的人们不再热衷于体育活动,即便有,也是投身于骑射、武术等项目。其实中唐时期体育活动的内容较之盛唐还要更加丰富一些,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原本的骑射、马球、竞渡等项目之外增加了对民间开展广泛的春游、秋千、风筝等体育活动的描述。例如张仲素的“烟柳飞轻絮,风榆落小钱。濛濛百花里,罗绮竞秋千。骋望登香阁,争高下砌台。林间踏青去,席上意钱来。”(《春游曲三首》)武元衡的“千里雪山开,沱江春水来。驻帆云缥缈,吹管鹤裴回。身外流年驶,尊前落景催。不应归棹远,明月在高台。”(《春日与诸公泛舟》)此外还有陈去疾的《踏歌行》、白居易的《和春深二十首》、王建的《秋千辞》和司空曙的《风筝》都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人们在从事春游、秋千、风筝等运动时的场景。而元稹的《竞舟》和《竞渡》,张建封的《竞渡歌》和刘禹锡的《竞渡曲》都描绘出了端午节时民间对于竞渡这一体育项目的热爱。而且,在这些描绘春游踏青的诗作中,不乏提及女子参与其中的身影。虽然这些舞蹈、蹴鞠等女子体育的描述更多还是局限于宫廷贵族而非寻常百姓,但是这依然是我国古代体育史上,女子参与最为普遍和直接的记录。徐铉的《抛球乐》、鱼玄机的《打球作》和无名氏的《咏美人骑马》就体现出了唐代开放、平等、自由的民族***策和社会风气,使得传统的儒家伦理对人们的束缚有所减弱,女子也得以走出闺阁,参与到抛球、踏青、蹴鞠、舞蹈等体育运动中来。从中唐到晚唐之间,棋类运动前所未有地发展起来,文人雅士之间对弈水平普遍较高。王建的《看棋》中写到:“彼此抽先局势平,傍人道死的还生。两边对坐无言语,尽日时闻下子声。”此外朱湾的《咏双陆骰子》、刘禹锡的《观棋歌送儇师西游》、张籍的《美人宫棋》无不体现出当时棋类运动的雅致与流行。此外,出于对时局动荡的漠然和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唐之中修仙养生之道也在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反映出当时炼丹修道、四气养生等行为的盛行。例如钱起的《过瑞龙观道士》、张籍的《求仙行》、孟郊的《列仙文》诸诗。时至晚唐,由于时局更加动荡不安,原本自给自足怡然自得的百姓多有破产或因战乱流离失所,因此祥和欢快的春游、拔河等场景逐渐减少,养生活动也基本绝迹于文学作品之中。描述武艺、兵器的内容占据了主要的篇幅。例如姚合的《腊日猎》、杜牧的《赠猎骑》、李商隐的《日射》、马戴的《校猎曲》等。与此同时,文人间的棋类活动却依然是文学作品描写的重要内容。李从谦的《观棋》、温庭筠的《观棋》、裴说的《棋》、李洞的《对棋》均为此类作品中的翘楚。
五、结语
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的文学作品对体育文化的记录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阶段性,从运动项目、参与人群等记述内容不难看出,文学作品的描绘、称颂以及文人亲身的参与,都对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史上体育运动发展的高峰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李小莉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体育系
唐代文学论文篇3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核心,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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