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每当看到书房墙上于是之老师给我留下的墨宝：“笔墨有情”，“不容易”，就会勾起我对于老师的念想。
人生难得遇知己，认识于老师真是我一生中的幸事。
1982年我参加谢晋导演执导的电影《秋瑾》，有幸在影片中扮演竺绍康一角。由于剧本作了较大的改动，把秋瑾、王金发、竺绍康组织领导***的戏大大删减，把重心转到秋瑾去日本，加强了陈天华的戏份，我在电影中的戏份很少了。但有幸的是我在剧组结识了仰慕已久的于是之老师。
记得我从上海赶到《秋瑾》外景地杭州，来到剧组下榻的花家山宾馆时，剃成大光头和蔼可亲的于是之在制片主任老毕（立奎）的陪同下和我亲切握手，并引我到他的房间：“毕主任已同意让你和我住一屋。”于老师这么对我说。真让我喜出望外，我高兴极了。从此在杭州，在绍兴拍戏的日子里，我都和于老师住在一起。
后来我问老毕，我怎么会有如此殊荣？老毕告诉我，是你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在去杭州拍戏前，我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过一篇小文章，题目是《大光头与大虎牙》。当我知道于是之为了扮演电影《秋瑾》中的知府大人、斯琴高娃在电影《骆驼祥子》中扮演虎妞一角时，为了塑造各自的角色，于是之剃去满头浓发，而斯琴高娃装上了两颗大虎牙。他们为了成功塑造角色、贴近角色，可以置个人美丑于不顾，展示了一种敬业精神。当时有些年轻演员在拍戏上强调个人的美，而不考虑角色的需要。我写这篇短文目的在于歌颂这种为艺术而献身的精神，它值得我们年青一代演员学习。
于老师在杭州外景地看到了这篇文章，曾问毕主任：“这个孙渝烽你认识吗？”老毕告诉他：“小孙，也是我们上影厂的，原来是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中从干校借到译制片厂去配‘内参片’，后来就调到译制厂去当配音演员，还当译制导演。过几天就来咱们剧组演竺绍康。”于老师挺高兴，对毕主任说：“来了，就让他跟我住吧！”
在外景拍摄地的两个多月的相处真让我受益匪浅。于老师是一位博学者，谈古论今，海阔天空。我们常常聊到深夜，我们谈人生、谈艺术，无话不谈。我们俩出身都不好，于老师说他是大地主出身；我是富农出身，外加父亲是***需官，被戴上“历史反***”的帽子。我们不约而同谈及了“”，其中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我们感叹人生有三不易：事业有成不易；尊老抚幼不易；为人处世不易。中国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为事业为生存拼搏更不容易。
我们聊艺术创作方面的事情更多些。于老师在艺术上堪称是一位大家，当年在《龙须沟》里饰演程疯子、在《青春之歌》中饰演余永泽，刻画人物入木三分，曾是我们这些后辈学表演的榜样。后来我又在北京看过于老师主演的《茶馆》，他把王发利这个人物演得出神入化，让我十分敬重。他对艺术创作的颇多见解，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对我说一个演员永远离不开舞台，作为电影演员也应该争取常回舞台演演戏。在舞台上完整地塑造人物，每天演出都会有新东西、新体验，你跟观众交流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创新。他说，我参加拍电影，但我更热爱舞台演出。
他还告诉我，一个演员一定要善于观察生活，善于积累。有的生活可以亲身体验，有的生活只能从书本上去借鉴，演员一定要做生活笔记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积累。
他对我说，一个搞艺术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人云亦云。这个***主见来自丰富的生活积累，对作品的理解、熟悉，对人物个性的把握，特别要在细节真实上下功夫。这个教诲很重要，我后来主要担任译制导演工作，***主见对我完成一部译制片作用很大。我每搞一部译制片都尽可能寻找影片的背景资料，阅读有关影片的史料，当我吃透了影片的风格、主题，了解了原片导演的创作意***，对影片中人物个性特点有了充分理解，才能和翻译、配音演员共同用语言、声音去还原影片的风格样式，正确地把握人物的个性特点，使每部译制片都有各自的特色而不雷同。我感谢于老师的教诲。
记得当时在外景地，只要第二天没有戏，我们常常会聊得很晚。于老师还十分关注谢晋导演。我们常发现夜深了，谢晋的房间亮着灯，后来我们发现谢导的规律，他总要在午夜三点左右才熄灯睡觉，我们戏称他为“谢三点”。于老师很崇拜谢导的敬业精神，每天夜里都要把第二天拍摄戏的功课做完，余下的时间还读小说。在谢导的桌上可以看到各种文学类的杂志：《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他一有空就看小说。按他的话说，从小说中吸收养料。同时他一直在寻找可改编电影的好小说。
我发现于是之老师和谢晋导演在创作上有一种十分亲密的关系。他们之间表现为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于老师称谢导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电影奇才，谢导称于老师是一位学者型的表演艺术家。于老师常对我说，搞艺术就得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要着迷，像谢导对电影着了迷，有一种痴情，才能出好作品。和于是之老师这一段相处真是我人生的幸事，至今也不能忘怀。
当于是之老师知道我1960年从杭州扛着一个铺盖卷、拎着一只父亲留给我的破皮箱到上海求学，毕业后有幸留在上影厂，但还没有来得及演戏就经历了，后来为事业、为家庭吃尽了中年人之苦还能坚持笔耕不止……因此，当我们快离开外景地返回上海前夕的一天夜里，于老师深情地为我写了一个条幅“笔墨有情”以鼓励我继续笔耕。就在那天夜里，我还求于老师为我写下了“不容易”三个字。我告诉于老师，今后我要奋斗，有个小书房一定把“不容易”挂在书房正中，这个书屋将称为“不易”，以此勉励自己努力不息。
后来，于是之老师带北京人艺来上海演出话剧《茶馆》，我去后台看望过他。我们译制厂配音演员于鼎是于是之老师的堂兄弟，他回北京探亲时我托他带了上海城隍庙的梨膏糖（治咳嗽）、五香豆（可下酒）问候于老师。于老师也为我带来北京的茯苓饼。后来大家都忙，我们互通电话，互相致意问候。
近年来，听说于老师患上了老年性的疾病，语言不清了，不认人失忆了，我深为他感到痛苦。
记得诗人吉狄马加写过一首诗：“人的出生只有一种方式，而这样敲开死亡之门却千差万别。”这就是人生。尽管如此，于是之老师在舞台上、在银幕上塑造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将永记在人们心中。我总这么想，任何人只要对社会对人民做过有益的事情，做过善事，历史一定会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切。
人生尽管不易，但还是十分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