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新闻背景：2010年12月13日，以复旦大学学生为主的18名驴友黄山遇险，致前往营救的民警张宁海不慎坠亡。很快，层出不穷的“内情”爆出：复旦学生脱险后不谈哀悼殉职民警、先讨论如何搞好媒体公关，甚至说出“警察就该为纳税人服务”的话语……这让复旦大学深陷“黄山门”。他们对待生命缺乏基本尊重和敬畏的冷漠态度，引来批评如潮。有人说，中国走到该重读鲁迅的时候了。
意外事故演变为全国大争论
事件的发生其实很简单，缺乏探险经验的一群年轻人鲁莽进入黄山未开发区域，雨夜被困，在营救过程中，年轻民警张宁海失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0年12月14日至15日，复旦学生用点蜡烛、献花、在校园BBS发帖等方式，表达了对牺牲警察的哀思。12月17日，在黄山为张宁海举行追悼会的同时，复旦师生也在校内同步撞响校钟。其中，一位被救学生跪拜、许多学生流泪献花的场面令人震动，但依然有人质疑这迟来的道歉和敬意，只是被痛骂之后的“作秀”。
突发性的“黄山门”事件，激起人们对复旦学生的质疑和谴责，也将百年名校复旦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黄山门”事发一周以后，12月21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学生代表进行了零距离交流，首度公开评论黄山事件，他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要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
可是，指责并没有消停，“冷漠、市侩，没人性”的标签式批判，让一场意外事故引发的舆情继续发酵，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
事件发酵，
背后有道德判官推力
其实，仅仅这个事件还不足以承载如此严厉的舆论评判。但“黄山门”事件为什么一路发酵？其中少不了众多道德判官的推力。
事件发生时，有多少道德判官真正了解实情并做出自己的判断？“18个复旦学生”不仅口口相传，甚至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上。但事实是，10个人是在读复旦大学学生，4人是校友，4人是非复旦学生。这样的数字，都能出现众多版本。“逃票说”也成为攻击的热点，但后来被证实没有根据。反过来想，18个青年进山走险路是为了逃票的说法，实在有些站不住脚。公众怎么可以出于愤怒，而以这样的主观臆断来“合理”地添油加醋呢？
其后，是对“令人发指的冷漠”的声讨。作为局外人，道德判官只能依靠网络的描述来还原第一现场。那么当事人，包括18个年轻人、记者，就成为最主要的信息源。而18人的沉默，令记者的第一视角等同于道德判官的第一现场。于是，18人甩下冷漠的话语，他们冷漠地参加追悼会，他们冷漠地关上了门，他们令人发指地一走了之，他们令人发指地躲进象牙塔……
能否以客观态度审视事件原貌？
康德认为，成人的标志，是拥有***的批判性思维。但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们对信息的猎取往往是蜻蜓点水的、快餐的、片面的。李开复就曾在微博提过：“现在的网民，连读完140字微博的耐心都没有。”
换个角度想想吧！当惊魂未定、饥寒交迫的18人，刚刚踏上安全之地，回想着一位恩人跌入深谷，此时麦克风伸过来，被问着“为什么走未开发区？”、“是不是死了一个民警？”及“准备怎么报答恩人？”等问题，这样的压力，不是局外人用“道德标杆”能体会到的。他们究竟想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但用“冷漠”来盖棺定论，还是显得武断。
再者，道德判官缺乏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往往人云亦云，不懂得换位思考，就是一哄而上，不管有没有根据，先一棒子打死你，永世不得超生。扭曲的声讨，只会令骂战升级，并直接演变为“打死不报考复旦”、“复旦出了什么垃圾”、“大学生等于废物垃圾脑残，浪费国家粮食”的言论，有的甚至发酵成“让大学生去死”的人身攻击。
从对18人个人的声讨，成为对一所百年名校的上纲上线的抨击，复旦的师生因此承受了莫大的压力。
相比“反复旦派”以道德判官自居，“挺复旦派”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先发帖的安徽记者“@淡淡esse香”不但被“挺复旦派”人肉搜索，而且受到网络攻击。两派互相叫骂，火药味很浓，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双方对同一件事件的不同解读或误读。我们能否以客观态度审视事件的原貌呢？
救人，没有“值”与“不值”之说
任何一个不抱有成见的人，都会同意下面的结论：
第一，不要在道德上过度苛责复旦学生，批评过后，请放年轻人一条生路。对一群尚未走入社会，还有改错机会的大学生来讲，这样的道德大棒过狠过重。我们也应该让犯错的人有再次改正的机会，放他们一条生路，而不必用道德逼他们羞愤“去死”。
第二，救人者牺牲，但被救者不是致人死命的罪魁。牺牲警察的献身精神确实值得赞扬，但用不着把这种牺牲跟那些遇险的学生做过分的联结。毕竟，作为黄山地区的警察，救人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涉险救人本身就存在着风险。在这个世界上，登山遇险者多矣，救险牺牲者也不少，但从来没听说人们因后者的牺牲，而谴责那些冒险者的。
第三，浪费公共资源说法不成立。公共资源具有公共属性，最终耗费在哪一个公民身上是不确定的。
第四，户外运动与滥用公共资源并无关系。有人以“避免滥用公共资源”为由，主张对近年兴起的户外运动进行“规范”，因为他们一旦遇险，***府要出动多人搜寻，甚至造成张宁海式的牺牲。且不说户外运动与“滥用公共资源”并无必然联系，若这一理由成立，那么许多户外活动恐怕都要取消，很多运动都不能从事，因为不管做什么，都可能有“意外”发生。
第五，即使事件重演一遍，18个年轻人仍然有被救的权利。复旦学生年轻莽撞是一回事，警察救人是另外一回事，两件事不能互为因果来看，更不能用“值”与“不值”来衡量救人的价值。即使退一步说，被救者道德水平再怎么低下，也不该成为“不值得获救”的理由。警察接到求救信息时，只要求救者是活人，不管是小偷还是盗贼，都有获得警察救助的权利。在救人一事上，救援是警察的本职工作，无关被救者的道德，两者应当分开。
当然，被救者应当对救人者感恩，尤其是救人者献出生命时，更应当有道德上的反馈。
延续“生死天平”的再追问
认为18个人不值得救或不如不救的言论，才是真正的冷漠。
那些叫喊着“让大学生去死”的人，可能不知道这是对张宁海的侮辱。张宁海牺牲了，但18个生命得救了。即使张宁海的牺牲有一万个不值，但18个生命的得救就有一万个值得。否则张宁海的牺牲就变成了“不值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难道能用获救者的“冷漠”，来衡量张宁海牺牲的“值”与“不值”吗？***府对公民的救援，不必问是否值得。如果仅仅用值得与否来衡量一个生命的壮烈，未必不是对牺牲者的污辱。
最近，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伦理学课程火爆网络，内容是：假设你是一辆有轨电车的驾驶员，电车正疾驰在轨道上。突然在轨道的尽头，你发现有5名工人站在那里，你拼命想把车停下，但刹车失灵了。这时候你发现，右侧有一条轨道，不过在那条轨道的尽头，有1名工人在工作。那么，你是选择轧死1人，还是选择轧死5人？
其实，我们永远不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唯一正确的就是千万年来，人类通过这类的极端事件来拷问生命的意义。
28年前的1982年7月11日，第四***医大学空***医学系三年级学生张华，为救不慎落入化粪池的69岁老农魏志德，献出了24岁的年轻生命。张华被追记一等功，授予***称号。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以英雄的称号来报道他。但也有舆论认为：一边是天之骄子的24岁大学生，一边是掏粪的69岁老农，这是金子换石头的“献身”，值不值得？
如今18个年轻人的生和一个民警的死，延续了“生死天平”再追问，答案是：生命等价，不能计算。一个人的死和一长串遇难者数字，有同样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张宁海一个人的死，给了我们更大的启迪。
谴责最该被谴责的东西
生命为何宝贵？因为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对于逝去的生命，我们应该有起码的哀痛。希望18个人正视这件事，走出阴影，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
复旦“黄山门”事件引出了一个话题：如何尊重“驴友”探险的选择权，又充分保障其“生命权”？大家都知道，中国缺少专业的野外救援机构和专业救援人员，探险碰到意外基本靠自救。无论是谁，登山是允许的，探险也是允许的。我们并不是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可以指责大学生们探险不对，登山不对，遇险获救是浪费社会资源。我们要说的是，公共资源不应该被滥用，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意味着对别人生命的尊重。如果你没有相关的野外自救知识、经验和装备就盲目进山探险，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说警察有救援遇险者的责任，但警察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生命）救人的义务。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规定公民如果登山发生危险，警察必须将其营救出来，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否则就是渎职或失职？
最不应该让人看到的，是那个张宁海追悼会上手插口袋的同学。看到他，难怪许多人感到寒心，即使不是冷漠，但至少这个动作显得没有教养。
相对于事件本身，复旦BBS爆出的“新闻控制力下降”、“复旦要注意公关”的言论才是复旦“黄山门”迟迟关不上的真正原因。发“控制媒体”帖子的人违反了基本的新闻道德和自由，满脑子独裁、思想控制的念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复旦学生登山事件，谁最该被谴责？》中说：“复旦那18位学生的行为（此处指登山探险――编者注），虽然有该批评的地方，但过分的谴责，其实是不必要的。整个事件，在我看来最该谴责的，倒是事过之后，复旦大学BBS上出现的一则言论，讨论如何控制媒体，如何危机公关的问题，甚至建议复旦（毕业）的新闻人要多占领媒体阵地，才会有很好的效果。依照惯例，大学的BBS校外的人是很少能登录的，参与讨论的多半是复旦自己的人。出了事，总是先想控制媒体，把盖子捂上，这是一个即使在官场，也显得而且落后的思维，却能出现在一个名牌大学的论坛上。这说明我们的大学教育，的确出了问题。这些年来，我们的好些名牌大学，在处理涉及本校的负面新闻之时，几乎个个都比官场更像官场，不查事实，不讲是非，首先就是捂盖子，然后查内鬼……难道，我们的大学，就是这样维护自己的声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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