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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著名环保人士，有“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民间环保的先驱”、“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绿色布道者”、“自然之子”之誉。1932年8月出生于北平，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师、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编辑、中国文化书院历史学教授、“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创会会长等；出任过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协委员，第九届全国***协***。
有一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一个穿着布鞋、骑着自行车的老人急匆匆来到全国***协委员驻地递交提案。这次，他奉献的是两份让中华大地上多一条“自由河流”的重要提案：一份是关于停止对怒江梯级开发的提案；另一份是关于对河流应分类规划治理的提案。他就是有“自然之子”之誉的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发起者梁从诫。
这位“低碳生活”理念的主倡者，儒雅从容、谦逊平和。作为名门之后，为人低调，不喜欢受人追捧。只有在参与具体环保行动时，他是高调的，在许多重要的环保事件中，他都作为组织者出现，并且身体力行，十几年来一直在为中国人居环境奔走呼号……
中国有了自己的“绿色组织”
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在北京西郊京密引水渠边一座荒废的古塔下，一群知识分子通过聚谈环保得出了一个共识：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这个聚谈会议后来被称为绿色“玲珑园聚会”， 它是中国绿色组织诞生的前奏曲。
梁从诫真正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缘于一个偶然。
一次，梁从诫到宁夏走访贫困地区，看到一个小女孩带着弟弟在草原上挖一种叫“发菜”的植物。小女孩告诉他，挖到“发菜”可以卖钱，养家糊口。但小女孩不知道，这么做会使沙子在地面，时间一长，还会造成严重的草原沙化。梁从诫因此深切地感觉到，环保事业任重而道远，必须把保护环境的理念植入到下一代心中。
1994年3月31日，梁从诫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非***府环保组织――“中华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又称“自然之友”），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为己任，以与***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竭力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在成立会上，梁从诫做了主导发言。作为这个组织的灵魂性领袖人物，他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公民必须尽快肩负起保护环境的重任，树立爱护大自然的新理念，履行抵制、监督、举报环境破坏者的社会职责，中国绝不能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弯路。
“自然之友”成立之后，很多现实问题接踵而来。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有的只是会员们满腔热情和责任感，面对想做的事业，困难和决心一样大。也正是因为那里没有利益可取，奉献是会员们惟一的心愿，合作和坚持也成为他们惟一的筹码。之初，梁从诫经常组织会员和志愿者去北京郊区植树，去风景名胜区捡拾垃圾。这些普通人组织起来的绿色志愿者们，默默做着自己想到、看到的身边每一件小事、琐事，用梁从诫的话说：“不唱绿色高调，不以绿色‘救世主’自居，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
不久，“自然之友”便接到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反映，德钦县***府为解决财***困难，要砍伐那里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森林是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
梁从诫闻讯后当即通过“自然之友”中的媒体会员在媒体上进行报道，并直接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砍伐很快被制止，这是“自然之友”第一次成功介入具体社会事件。3年后，有关部门企***继续砍伐森林，在“自然之友”会员呼吁下，此事被《焦点访谈》曝光，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终于保存下来。
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特意安排在桂林与梁从诫等民间环保人士讨论环境问题。梁从诫将滇金丝猴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克林顿看着照片饶有兴致地问，“目前这种金丝猴数量还有多少？”梁从诫说：“不足1200只！”并强调：“据我们所知，这是灵长类中除人类之外惟一的红唇动物。”克林顿认真端详照片上的滇金丝猴母子俩，然后幽默地说，“哦，这是我的表亲。”众人畅怀大笑。
真正使“自然之友”声名鹊起的，是他们介入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行动。生活在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地区的藏羚羊，是我国的特有物种。由于用藏羚羊羊绒做的披肩“沙***什”在国际市场价格不菲，利欲熏心的盗猎分子经常开车射杀藏羚羊，其数量从原来的几十万只锐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万只。
当地“野牦牛队”为保护藏羚羊，和犯罪分子进行长期搏斗。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动人事迹因“自然之友”将其与媒体牵线而顿时传遍中国。为帮助会员杨欣在可可西里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梁从诫用“化缘”般的方式协助到处筹款。在“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的共同努力下，他们为困顿不堪的“野牦牛队”筹集经费数十万元。
了解到英国是藏羚羊羊绒制品的主要经销国，1998年10月上旬的一天，梁从诫趁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前夕与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见面时谈起了藏羚羊的保护和藏羚绒在英国的非法市场问题。深表同情的高德年大使当即建议：“自然之友”应利用英首相访华机会给他写一封公开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
受到大使的启发，梁从诫以“自然之友”会长身份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附以一组以《藏羚绒贸易真相》为题的反映藏羚羊被大批猎杀的照片，委托大使转交。信中强调：“‘自然之友’正在开展一场救护这种珍贵而稀有的动物的运动。我们敦促并支持***府加强对藏羚羊的保护和对盗猎活动的打击。与此同时，我们也吁请全世界珍爱野生动物，关注环境的人们来共同制止藏羚绒及其制品的贸易。……我真诚地希望，在这场根除藏羚绒贸易的国际努力中，英国能够站在前列。”
这年10月7日，梁从诫在应邀和布莱尔首相会见时，又当面和他谈了这个问题。布莱尔首相说，他已经看到了信，并询问藏羚羊现存数量和被盗猎情况，表示了关心，当天便给梁从诫写了回信：“亲爱的从诫教授：……你对非法猎杀藏羚羊的憎恶和你对这一物种前景的忧虑，我深怀同感。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给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的环境主管当局。我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不久，英国苏格兰场（英国伦敦警察局的别称）保护野生动物的负责人给梁从诫来信，赞扬他为中国环保事业呕心沥血、身体力行的行为，并表示在布莱尔首相的亲自关注下，苏格兰场将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1999年2月，梁从诫上书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建立青海、、***3省区保护藏羚羊联防制度。之后不久，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盗猎“可可西里1号行动”，极大地震慑了盗猎分子。同年5月，67岁的梁从诫和一些媒体记者前往海拔近4000米、空气稀薄的可可西里，亲手在昆仑山口点燃火把，把收缴的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返程途中意外发生车祸，梁从诫右肩脱臼、胸部挫伤，险些丧命。但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对此只字未提。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中写到：“环保行动不是轻柔的田园诗，风险总是有的。为民间绿色活动付点代价，我们无怨无悔。”
学界泰斗、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曾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人间四月天”风波
提起“梁从诫”这个名字，许多中国人也许并不太熟悉，然而他的祖父和父亲却赫赫有名：祖父梁启超是维新思想家；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则开创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梁从诫曾笑说自己一生都生活在祖辈和父辈的阴影之下，不过，他也从不讳言自己要利用这样特殊的身世背景来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
梁从诫家客厅墙上有一幅不大的水墨画，清淡的笔墨描绘出幽静的江南农舍，这是梁从诫的母亲林徽因的亲笔画。旁边是她的半身侧面画像，清秀、端庄、沉静、大气。
林徽因有“民国第一才女”之誉。1904年6月，她出生在浙江杭州，1928年3月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于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林徽因便用她的绘画才华替学习西方建筑理论、专门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丈夫画草***，整理古建筑遗迹。梁思成的著述中的插***，都是经由林徽因的手绘。
林徽因的父亲李长民是艺术家与浪漫才子，在严父管教下，林徽因洋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气质，成熟早慧，聪明伶俐。在父亲的生活圈子里，她经常接待中外知名人士及知识分子。这种社交活动，让林徽因从小长袖善舞，落落大方，吸引不少异性，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大她8岁的诗人徐志摩对她的爱慕。大量传记说，徐志摩终生都在苦恋着林徽因，为了赶往北平听林徽因的一场学术报告而搭机撞山葬送了生命。
2000年，由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合资拍摄的以“三个女人一台戏”为主要内容（即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的“爱情”故事）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徐、林相爱一时成了坊间最热门的话题与谈资。作为林徽因和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在沉默了一阵后在媒体上多次指出《人间四月天》多处失实，并称该电视剧是对“历史事实和文化精神的双重歪曲”。
“人间四月天”一剧让许多人认为林徽因所写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写给徐志摩的一首情诗。梁从诫说当年父亲梁思成亲口对他讲，“这首诗是你母亲写给自己的，但他们还是非要说这是悼念徐志摩的。那时候你刚出生，你妈妈在喜悦中写了这首诗。它的内容也是欢呼光明、希望，歌颂一个新的生命。它绝对不是一首悼亡诗。
言及上辈及自己的影响，梁从诫曾坦陈：“从祖父梁启超到父亲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为文物与环境鼓与呼
北京***前，梁从诫的父亲和母亲连夜在地***上标出北京的各处文物保护点，使它们避免了战火的重挫。
梁从诫说，“20世纪50年代，我父母提议保护北京城的时候，北京城基本格局没有动――我父亲形容它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人们还在里面居住生活着。那么壮丽的城墙，那么壮丽的城门楼，而且从城墙来讲它有将近800年的历史，是全世界惟一的孤例。他们希望能保存。当时说什么也要拆，我母亲就直接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当面辩论，说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将来你们会后悔的，等到你们后悔的时候，你们再盖就是假古董。现在完全应验了她的话，北京到处在盖假古董。北京城几乎只剩下一个故宫，一个北海，一个天坛，其他就荡然无存了。”
每当有了保护文物、保护四合院、保护胡同的活动，梁从诫都参与，每一次可以呼吁的机会，他都不放过，“挽救四合院，一定要明确产权”这样的话，在各种场合，他不知说了多少遍。他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老北京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渐渐走远，看着父亲母亲拼命珍惜的城墙和文物遭受破坏，他的内心深处一次次地喷发出无以复加的伤感。
1997年3月，他在全国***协会议上提出《建议首钢停止2160工程并部分逐步迁出北京》的提案，但没有得到采纳。2001年初，作为北京市奥申委生态环境顾问的他重提此事。为此，他给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写信强调：“解决首钢对大气和水的污染，还有交通负荷问题的惟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对此，北京市环保局复函表示，首钢“2002年以后要逐步停产污染严重的炼焦、炼铁工序，进一步压缩生产规模，最终要将所有炼钢、炼铁等热加工工序转移出去”。
“首钢搬迁、落户曹妃甸”的消息，让北京市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多年的“顽疾”终于有了确定的指望。“地点和现在确定的一模一样，就在曹妃甸，如果早一点决定搬迁，这几年首都的环境质量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糕。”面对迟到多年的搬迁决定，梁从诫的心情有些复杂。
2005年，圆明园遗址在整修时，媒体披露使用塑料薄膜铺湖底，破坏了这片珍贵湿地和周边的生态环境。梁从诫及一大批环保志士以“公众”、“民间”的身份，及时向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反映，最终引起高层环境管理部门以及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为此召开专题论证会，请来各方专家、学者、官员、公众代表以及媒体，广泛听取大家意见，科学求证，最终制止了“铺膜事件”，成功保住了那片湿地，保护了圆明园地区的生态安全。
梁从诫曾以全国***协委员身份在***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做了《大声疾呼，加强环保》的发言，这是***协首次以环保为主题的大会发言；而且，他在历次***协会上都提出了环保方面的重要提案。
西部大开发是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00年1月，***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
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历史学者，梁从诫十分支持中央开发西部的决策，他认为，西部的开发可以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这样的“巨人”不可能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开发西部无论从经济还是地缘***治的角度看都有重要意义；作为环保工作者，梁从诫更赞成中央在开发战略中把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放在突出位置。“在西北地区，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修水库、打深井，包括设想中的雪水截流等，都不是造水，而是挪用。历史上许多绿洲因过度地开垦，已经变为沙漠，现在每年沙化土地仍在370万亩左右。而在西南的贵州等地，虽不缺水，但因是喀斯特地形却缺土，由于在坡地上砍林开荒，导致水土流失后岩石大面积。目前中国每年荒漠化的总净扩增面积已经超过1000万亩。”
他说，西部的生态环境与深圳、海南和浦东等东部鱼米之乡不同。作为农业、能源和工业原材料的基地，西部已经为东部付出了很多，包括相当的环境代价，开发建设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历史告诉我们：生态脆弱、干旱而贫困的地方，大自然和人一样，最需要的首先是休养生息，最怕的是一哄而上、‘人定胜天’的‘壮举’。那种趁开发西部肥水快流，或去马上大捞一把的心态都是很危险的。”梁从诫认为，西部经济发展的特点在于资源依赖性。开发时一定要注意环境的保护，发展什么产业都要考虑水、土等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即使像旅游业这样的无烟工业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自然之友”对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停止组织攀登梅里雪山”、“建议设立长江源专项保护基金”、“建议制止北京周口店地区水泥污染”等一系列建议，有的被采纳，有的部分被吸收。
梁从诫的环保义举，赢得广泛认可：“地球奖”、“大熊猫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北京奥申委环境顾问、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一个个奖项或荣誉接踵而至。梁从诫常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只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
他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把荣誉归于集体。2000年8月，梁从诫荣获“亚洲诺贝尔奖”的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对方通知他携夫人去领奖，但最后随他前往的是“自然之友”办公室主任。
执拗的“低碳生活”主倡者
一次，梁从诫自从发现车厢里两位妇女往地上吐瓜子壳后，明显地坐立不安。瓜子壳越堆越高，他频频扭头张望，嘴角嗫嚅、欲言又止，随行人员发现了这一点，忙劝他：“梁教授，算啦。”梁从诫说：“看到不环保的事情，我就有种干预的冲动。”随行人员见状，就上前劝说那两位妇女，那二人也觉不好意思，便主动清扫起来。梁从诫这才心安。
过了一会儿，梁从诫忽然说：“这里有人抽烟，我闻到烟味了。”大家四下打量，果然在“不吸烟车厢”的牌子下，有一个男子正在吞云吐雾。梁从诫不悦地望过去，随行人员又过去劝说，那名男子便到通道抽去了。但梁从诫并未放下此事，当列车长、乘警长过来问候他时，梁从诫提醒他们：“既然挂了‘不吸烟车厢’的牌子，就要落实。”
列车长连连点头，梁从诫却“不依不饶”：“你们听这车厢里放的音乐，节奏太强，声音太吵，打扰人休息。”列车长苦笑：“本来可以调节音量的，坏了。”梁从诫说：“在国外，列车里如果放音乐，那也是很轻柔的背景音乐。”
用“温而厉”来形容梁从诫的性格比较恰当。对于前来求教的学生，对于热心环保的志愿者，梁从诫总是面带微笑，谦和可亲；对那些蛮不讲理的官员和财大气粗的老板，梁从诫从来是不畏不惧，直言不讳，有时甚至疾言厉色，拍案而起。
1995年，梁从诫和某省一位官员同去一处风景区，官员随手往车窗外丢矿泉水瓶，当梁从诫劝阻他并下车把瓶子捡回来的时候，官员竟极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扔的人多着呢！”梁从诫在给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写道：“这么简单而明显的问题上，我和他一时竟找不到共同语言。”
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消费主义的理念……到时候，中国的成人都在想明年换什么型号的汽车，孩子们都在想吃有多少种香料的冰淇淋，女同胞们都在想用什么品牌的化妆品……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1/14，如果现在中国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这时，与会者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梁从诫提高自己的嗓门，继续自己的演说：“有人说我们是‘世界工厂’，我看我们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优质原材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自己剩下的只是一些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不仅如此，还要把别人家厨房里的泔水端过来。在沿海，来自发达国家的废旧电子设备一船一船的运来，这些电子垃圾人家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有些地方却趋之若鹜。那些电子垃圾堆成了山，大批来自农村的青年就爬在山上，暴露在各种有害、有毒物质面前，就为了里面那一点点金属，等到金属捡走了，就留下大批有毒物质来毒害土壤和水源。”此时，会场一片寂静。随后，大家才知他的演讲结束了，紧接着掌声四起。
面对无语无告的大自然，有论调说，经济要飞速发展，环境破坏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梁从诫为此忧心：“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只有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才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完全可以协调一致。否则，那种短视行为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结果是得不偿失。”
2001年，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至于这位官员气得拂袖而去。
在川西一个小县城，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放大嗓门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
“管别人，先要管好自己。”梁从诫以身作则，用点滴行动诠释着什么是言行一致：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专门为带筷子而配套使用的“筷子袋”。起初，有些餐馆的人们都以为他们是嫌饭馆的筷子不干净，还向梁从诫做过解释：“我们的餐具也都是消过毒的，很干净。”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他家中的洗菜水，收集起来冲马桶；他住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出门办事，他能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
“自然之友”所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的。非打印不可的资料，都打在废纸张的背面。“自然之友”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工作人员偶尔聚餐，都实行AA制。在“自然之友”的影响下，周围几家比较大的餐馆也已经用可以循环使用的筷子代替了一次性筷子。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梁从诫的夫人方晶曾讲过这样一件趣事：他到菲律宾领“麦格赛赛奖”，我陪他去国贸买新衣服。路上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买“大礼服”，我一辈子也不会去这种地方。衣服买回来，我们让他穿上走两步看看，结果怎么看怎么别扭――他穿了20多年的老式三接头皮鞋和新衣服太不相配了。我们吵着让他再买双新皮鞋，他笑道：没关系，到时候我把脸上的表情搞得丰富点，让他们只注意我的上半身，不就行了嘛！
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召开后，“低碳”一词开始流行。梁从诫就是“低碳生活”理念的主倡者，并积极实践“低碳生活”。
所谓低碳生活就是把生活作息时间所耗用的能量要尽量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碳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生活态度。梁从诫高兴的是，这已渐渐成为人们推进潮流的新方式，许多人开始积极提倡并去实践低碳生活，要注意节电、节气……从这些点滴做起，让生活更加绿色，让地球更加和谐。
说起“万元宴”、“黄金宴”等社会现象，这个环保主义者曾深有感触地说：“我最喜欢孔夫子的一句话：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生活是苦是乐，完全在于个人的内心体验，而不在客观标准。”他说，经济获得飞速发展，每个人都是受惠者，都为此高兴，但是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成为破坏环境、奢侈浪费的借口。“‘豪’字在***初期是一个贬义词，现在已经成了褒义词，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而这一点是负面的变化，其实，人可以‘富而不奢’，但不可‘贫而不俭’，这全在人们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不同。”
国际闻名的环保活动家、黑猩猩行为研究专家珍妮・古道尔是梁从诫的好朋友，她也非常看重个体在环保事业中的作用。她说，“每一个人能做的很少，但是大家联合起来，就能改变世界。
这些年来，“自然之友”已经累计发展会员1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由会员发起创办的NGO也有10多家。“自然之友”从会员制、理事会制度到社会资源合作的模式，制定机构战略规划等都有不少创新，相当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动机和孵化器。2006年2月，“自然之友”凭活动规模及社会效果、公共决策和社会民众的影响、获取与使用资源的规范性等指标出色而荣获“最具责任感的NGO”称号。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78岁的梁从诫在与疾病抗争数年之后，因病悄然离开了所热爱的这个世界，一如北京深秋的落叶。据梁从诫的夫人方晶介绍，梁从诫去世的病因是“内脏器官衰竭”。
“奔走呼号，乱世红尘澄万里；言传身教，民间环保第一人。”这是国家环境保护部一位官员写下的挽联。梁从诫的这一生，是追求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生。他用简单却又坚实的生命轨迹，一次次证解着知识分子的人生方程式。
可敬的老人走了。但是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种子”，已开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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