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西方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首先是忽视性别差异的性别平等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持有的是这种观点；其次是重视差异的性别平等观，激进的、文化的和后现代的女性主义基本上持有这种观点，但无论是忽视差异还是重视差异，都会给女性带来现实的危险；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平等与差异的矛盾是历史产生的，只有历史的发展才能解决，为女性主义跳出这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性别平等；性别差异；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中***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1－0022－05
追求性别平等是西方女性主义永恒的目标。其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强调男女的法律和***治权利平等而忽视性别之间的差异；激进的女性主义以女性经验为基础强调两性的差异及对立，文化女性主义旨在创造一种***的女性文化，达到赞美女性气质和限定男性统治文化价值的目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要求将差异进行到底，这三个流派的女性主义者基本上是持有一种重视差异的性别平等观；但无论是忽视差异还是重视差异，都会给女性带来很多现实的危险。平等与差异的矛盾如何解决？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平等与差异的矛盾是历史产生的，只有历史的发展才能解决，为女性主义跳出这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一、忽视差异的女性主义性别平等观
产生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时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美国***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为主导，以天赋人权，主要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为主要诉求，具有特别强调男女之间的法律和***治平等而忽视性别差异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男女拥有同样的理性力量。经典的自由主义认为，理性能力是赋予民利的唯一合法基础。例如，霍布斯把生命看作丑恶的、兽性的、危险的和不道德的，因此人是需要理性的。洛克认为，如果人是有理性的，那么他们就应当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的。因此，在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中，理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跟随自由主义的传统，特别强调男女拥有同样的理性能力。如果说现存男女之间在理性上有差异的话，那完全是由于教育上的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将来虽然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是性别心理的差异会因男女之间教育机会平等的实现而消失。例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早期的代表人物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就提出，理性是公民资格的基础，理性包含着控制爱情与热情的能力，女性的性和爱情，都必须服从于理性，女性的结婚和生育必须建立在理性的选择之上。
第二，强调男女之间的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它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有责任心的女性形象：只要给她机会，她就能照顾好自己，挖掘出自身的潜能。为此，它反对照顾弱者或弱势群体，认为女性如果得到了与男性同等的竞争机会，她们将会获得成功。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坦顿（Cady Stanton）要求将自由共和主义的原则适用于女性。她有意模仿***宣言的“人生而平等”的句式，指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反对在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
从上面的叙述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种以忽视男女差异的、以男性为标准的社会平等观，这一点，在第二波女性运动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男性将他自己定义为“自我”，而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女性不仅与男人不同，而且低于男性。为此，她提出了“三步策略”：第一步，一定要工作，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第二步，一定要有知识，包括思想、观察和定义；第三步，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这一变革将会对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冲突有所帮助[1]（p.44）。在波伏瓦的策略中仍然可以看出向“男人看齐”的隐性标准的存在。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倾向于淡化两性生理差别的意义，因为在她们看来两性生理差别同获得***治权利毫不相干。
虽然取消法律中对女性的歧视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今天妇女进入主流社会的各种有形障碍已基本铲除之际，人们却更加清楚地看到，法律面前的绝对平等并非总是对妇女有利。这不禁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公正不仅在于同类同等对待之，还在于不同类不同等对待之”。实际上早有一些女性主义者识别出与性别公正有关的各种性别差异，虽然她们对于那些性别差异与性别公正有关以及这些差异的意义问题并不能总是达成一致，但毫无疑问，几种重视差异的女性主义性别平等观业已形成。
二、重视差异的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树立起父权制作为“***的镖靶”，并把它从经济和***治等公共领域拉入到两性之间的关系包括最为亲密的关系之中。她们特别强调男女本质的不同，但不是把女性地位低下归罪于女性的生理状态，就是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例如有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自然界的畸形创造，这一生理结构导致女性以为自己应当去做那些屈从于男性统治的事情，如生育、带孩子、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生育。只有通过***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女性从生育这一生理功能下***出来，女性的处境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只要两性的区分在生理上和社会上继续存在，女性的处境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因此，只有铲除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或使这种差异变得不再有意义，才能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例如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她在《性的辩证法》中提出的观点非常引人注目：婴儿的成熟期很长，这便决定了婴儿有很长一段时间要依赖成人，特别是要依赖母奶才能生存；与此同时，生育使女性体质变弱，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因此，女性***要靠“生物***”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技术，这一***不仅要使婴儿的养育脱离母奶，而且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对男人的体力的依赖，而这一依赖恰恰是女性依从地位的生理基础[1]（p.50）。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激进女性主义开始改变其观点，从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特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特征。有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走得很远，她们谴责男性的生理特征，鼓吹排斥男性，把男犯女性的倾向看成是与生俱来的，进而把男性当成敌人。有一种典型的激进女性主义的言论是这样的：有人说，女性运动是有始以来第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而我们认为敌人就是社会和男人[1]（p.51）。为此，她们采取性分离主义策略，拒绝异性恋，提倡女同性恋。
由此可见，激进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主要从生物学角度对女性受压迫的原因进行分析，只强调男女的差异及对立面，而没有看到男女的同一性，她们提出的***策略也是很难实现的。
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一种文化女性主义，它以激进女性主义为基础，旨在创造一种***的女性文化，达到赞美女性气质，限定男性统治文化价值的目的。她们试***肯定两性之间的生理和心理差异，认为女性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在本质上不是差异问题，而在于差异的不同价值。因此，她们的目标就是要重新估价女性的能力和女性的本质，从而逆转男性与女性的不同价值。她们不强调父权制，而是致力于认同、复兴和培育女性品质，使之超越父权制，弘扬那些被贬低的女性价值，建立女性中心的文化和亚文化环境。吉利根（Carol Gilligan）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她提出：女性的关怀伦理、母性思维、和平与关爱是最有价值的伦理。如果我们能够将女性的形象确立为社会保护者的形象，高扬女性和母性――关爱、养育和道德感，社会将会变得更好。
在这一点上，文化女性主义继激进女性主义否定男性本质之后，进而肯定女性的本质。它不像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那样认为女性同男性一样是因为她们分享了男性的能力，而是赞美女性气质中的独特之处，例如乐于照顾别人的抚育性、富于情感，对他人的依赖等，这些特征不仅不应当否定而且应当大力肯定，男性也应当接受和培养这些女性特征。她们对与男性平等不感兴趣，假如平等意味着同男性压迫者相同的话。因此，她们反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些抹杀男女差别的主张，如女性参***等，而是主张男女都不应该参***，因为***队是父权制夸大男性、压迫女性、毁灭人类和地球上的生命的机制。“女性是优越的”这一口号，鲜明地反映了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她们认为，女性的荷尔蒙成分和生育能力等生理基础赋予女性优越于男性的品质；另外，她们还认为，女性天生是和平主义者，而男性是战争贩子；女性是看重人与人关系的，男性是个人中心主义的；女性从事各类行为时总是能从整个过程中得到快乐，而男性一门心思盯着最后的结果等。总之，她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也更有能力领导这个社会。
法国的著名女性主义者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就曾经提出，作为一个女性去要求平等是对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的错误表达。女性之所以受剥削，是因为性差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也只有通过性差异这一途径。她批评某些女性主义者为了寻求男女平等，主张女人的中性化。她认为，中性化是身份的丧失；如果这种中性化普遍实行的话，将意味着人类的灭亡。她指出，重要的是去定义男女两性各自的价值；社会正义应当赋予或者说还给女性特征以文化价值。
很明显，这种认为女性更优越的文化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一样，是另一种形式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生理决定论”，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比以男性为中心的生理决定论高明。但“矫枉”要“过正”，毕竟它是为弱者说话的，因此在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当中，还是有一些进步意义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产生使西方女性主义发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转变，即从强调男女平等的理论转向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妇女之间的差异。之前的女性主义不管是忽视男女生理差异还是承认差异从而强调女性差异的正面价值，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妇女的性别决定了她们的从属地位。与这些观点都不同，后现代女性主义以其差异理论解构了“女性”这个社会、哲学和***治类别的一统性和稳定性。她们指出，“妇女”这个类别在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话语的影响下不可能是一统的。世上没有抽象的女性，应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研究妇女的经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第一世界中的少数种族女性主义以及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纷纷对西方女性主义中的妇女共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德里达有句名言特别能够反映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的质疑：“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叫有关女人的真理，女人只不过是真理的非真理性的一个名字。”[2](pp.50-51)
不仅如此，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中，不但女性身份遭到了质疑，就连女性的主体意识的一统性也不存在了。她们认为，女性的主体意识是文化建构的，是多元的和不断变化的。依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等人还指出，女性的主观能动性也是文化建构的，是在充满内在矛盾的主观之间所进行的各种话语的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早期的女性主义所设想的那种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正宗的女性主体意识”是不存在的。例如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了社会性别角色的“表演性”理论，认为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在其反复地表演所在社会有关性别的话语的过程中建构的。人不能选择做男人还是女人，人被迫不断地引用有关男女的社会规范，把自己建构为有性别的人。因此，有人批评巴特勒把人的性别身份变成像衣服帽子一样可以随便穿戴和替换的了。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这种不断将差异细化的倾向与其对生理差异的文化意义的特别强调有关。她们认为不是生理差异本身有压迫性，而是对生理差异的意识形态利用有压迫性。因此，她们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
总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做宏观的分析，认为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女性属于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及其有不同的能力、性倾向、年龄，女性内部的差异、女性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内部的矛盾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这里，差异被进行到底了。这虽然有助于提醒人们注意不同女性之间的不同利益，但这种过于彻底的解构，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主义失去了斗争的***治基础。就像哈索克（Nancy Hartsock）所说的那样：“正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刚刚开始打破我们一直被迫保持的沉默，刚刚开始提出为我们自己命名的权利要求，刚刚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来行动，正当此时此刻，为什么主体的概念本身却成了问题？正当我们要形成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论之时，世界是否能被理论化这种非确定性却被提了出来。正当我们开始讨论我们所要求的变革之间，进步的理念和系统地、理性地组织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却变成不确定和值得怀疑的了。”[3](p.81)
三、将平等和差异交给历史：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
平等还是差异？女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不但在理论上进退维谷，而且使女性面临很多现实的危险。
否认男女差异，追求法律面前绝对的男女平等的做法，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存在于男女之间的差异相对来说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这个假设拒绝承认性别差异社会体制化的现实，在这种性别体制当中，人们无法逃脱社会规范对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这种法律平等和机会平等的理想，没有向废除性别差异制度的理想挑战，而是以该理想为前提的。同时，它使女性丧失了许多享受特殊照顾的权利，比如在怀孕、哺***期间。另外，在雇工和家庭当中男女同样对待往往不利于实现性别公正。比如，在雇工中采用机会平等***策，如果没有特殊的措施，很难抵消社会对妇女无形的偏见，从而剥夺了妇女获得同男人一样资格的机会。再比如，无过错离婚判决把家庭财产平分给丈夫和妻子，结果总是使妻子陷入比丈夫糟糕得多的经济状况中。
承认性别差异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它强化了性别的传统刻板模式。流行的刻板模式中最荒谬的假设是：男人生来是犯者，只要女人在场，便会诱惑男人采取侵犯行动。以这类假设为基础，美国的法庭曾经作出这样的判决：不准妇女在亚拉巴马州最高警卫监狱当狱警，不准妇女在少年管教所当牧师[4]（p.199）。这类保护性判决的结果是使妇女不能获得她们可能挣到的最高工资，或使她们不能谋求到出于宗教情感而想得到的职业。因此，以承认性别差异来达到男女平等的许多建议往往会引起社会激烈的争论。因为对妇女来说，这种承认总是有代价的，为妇女的特殊保护而设计的措施，往往变成防止她们去获得同男人相同的待遇的障碍。同时，在法律上将妇女看成一个需要特别保护的类别可能导致忽视妇女间的差别。一群妇女可能真正需要某种保护，而对于另一群妇女来说，接受这样的保护可能成为负担，甚至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上。任何忽视了种族、阶级、宗教、年龄、族裔、婚姻状况、身体能力等具体特征的性别差异概念，都是不合适的。当然，过于强调这些具体的差异，又会使妇女为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斗争丧失***治基础。
如何才能解决平等与差异的矛盾呢？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平等”范畴内涵的理解。从上面对女性主义性别平等观的探讨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平等概念的核心是“相同”或“等同”。因为人们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所以他（她）们应该享有相同的待遇。但是在强调人类的相同之处时，平等的要求掩盖了人类的差异。它不是对人们即刻感觉到的需要作出直接反应，而是对处于具体情景中的具体的人作了抽象，试***以这个抽象的规则解决利益冲突。男女平等这个抽象的原则，对一些男人来讲，可能看起来是个威胁，对一些女人来讲，是个把男人的特权给女人的许诺。然而对于一些发挥女人的差异的概念的女性主义者来说，却像是要把女人男性化或否认女性的特殊能力。“与男性平等”的信条是对男性统治意识形态中最根本的东西的公开赞同，因为它假定了男性是人类的标准。因此，对于女性主义来讲，平等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概念。在那个等级和阶级划分极其严格的年代，平等是人们不得不使用的一件武器，但女性主义者在描绘有远见的愿景的时候，必须要重新理解这个概念，并赋予它新的含义。
实际上，平等存在两个维度，以上两种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所追求的实际上都是男女之间的形式平等。形式平等只关心法律和制度的正义原则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而不诉及实质上的正义和公正。平等对待、程序正义和机会均等都属于形式平等。而实质平等则注重结果上的平等，它要求把社会的基本善（Good）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在当今世界，男女之间的形式平等已基本实现，女性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必须发展一种能够指导女性争取实质平等的理论才能适应今天女性主义斗争的要求。在这方面，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出了一种有益的尝试，为女性主义摆脱平等与差异的两难困境指出了方向。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虽然不是一个单独的女性主义流派，而是与激进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流派都有交叉，但它已经形成为一种***的女性主义话语或趋向。它的主要特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理论武器，以探寻女性从属地位的物质性基础为目标，注重研究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和与其他从属群体的交叉，以及如何形成了并继续形成着两性的差异和人们看待这些差异的方式，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只有从对形式平等的追求转换到对实质平等的设想，女性主义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出路。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所关心的是男女之间的实质平等，这表现在它对经济和对性的关心上。实际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建构自己的理论观点时需要不断地处理各种关系的交叉，尤其是性所暗示的权力关系与阶级、种族和性身份所暗示的那些关系的交叉。正是在对处于这些交叉关系中的女性历史的研究中，她们找到了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性根源。例如，克里丝汀•德尔菲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工业生产方式，大部分商品是由这种生产方式生产的；另外一种是家庭生产方式，家庭服务、儿童保育和一些特定的物品由家庭生产方式来生产。第一种生产方式引起资本主义剥削，第二种生产方式引起家庭剥削。这两种剥削方式在那些参加工作的女性身上实现了交叉，形成超级剥削。而在婚姻框架内提供无酬的劳动，是女性所介入的独特的生产关系。因此，家庭是女性受剥削的场所，家庭生产方式是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5]。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大都把妇女***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平等与差异的矛盾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只有在历史的发展中才能解决！她们认为“人人平等”的物质基础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例如，莉丝•沃格尔就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人平等”对于分析男女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却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概念。她指出，人人平等被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方式中。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剥削，必须首先赋予雇佣劳动者以“自由”和与劳动力买方平等的身份。但在流通领域的人人平等背后，隐藏着阶级压迫的强大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治自由和经济限制是一个铜板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又非常矛盾的关系。民利越是向所有人扩展，资本主义压迫性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就越显示出来，它的基础是阶级剥削而不是人人平等。在工业资本主义开始两百多年以后，明显的***治不平等现象大部分都消失了，但人们之间更加细微的差异需要加以平等化，例如黑人、女性、少数民族、种族集团、同性恋、老人、残疾人、出院的精神病人甚至肥胖者都在与不平等现象作斗争。但是，无论是否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只有消灭剥削、追求自由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6](p.166)。
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的思想赋予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以超越平凡的远见。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绘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早已为解决这个矛盾指出了方向。马克思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正因为人们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强调权利的平等会导致不平等。“为了避免这一弊病，权利不应是平等的，而必须是不平等的。”[7](p.305)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种弊病就能够避免。在表面看来马克思不关心平等，但实际上，他要达到的是一种更确实的、实质上的平等概念，即结果的平等。这种平等概念不以无视所有的或部分的差别为公正的先决条件，是一种更加精细的、具体的、恰当的平等，因而也是真正的平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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