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袁林，1950年生于西安市，上世纪60年代上山下乡，70年代当工人，1984年考入西安晚报社，先后担任记者、编辑，现任西安日报、西安晚报专刊部主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有散文集《随风而逝》。其作品大多署名“丰光”，曾经三获西安文学奖，获得过全国报纸散文随笔三等奖。
国家药监局前局长最终领受了死刑，这个结果一点也不出人意料，在对贪官见惯不惊的今天，的死可以说是波澜不惊，他既非官职最高者，而且也决不是最后被判处死刑的高官。
对于被判死刑这件事，我看到不少媒体文章的欢呼之声，谓之体现了***和***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对众多腐败分子是一个巨大的震慑，此话并不算错，但是每有高官赴死，总有人老调重弹，未免太缺乏想象力。对于此类带有血腥味道的新闻，我却只是感到心情沉重，以及逐渐强烈起来的困惑。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官被判处极刑，我常常会产生一个念头，那就是，与其年复一年的让这些精英人物去犯错误，去领受各种刑罚，我们为什么不拿出一个时间表，花上一定的人力物力，去设计一套让官员不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了一点儿错误也能够及时予以纠正的体制呢？
从体制上保护干部不使成为贪官，这才应该是反腐败最根本的目的，而不是动辄揪出一批贪官，或关或杀，看起来大快人心，实际上是在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中循环。一个人能够做官，并且做到相当高的位置，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以为例，没有相当的聪明才智、知识积累和行***能力，怎么能够管理一个部级的药监局？再说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因为腐败问题而瞬间毙命，对于家里人该是怎样一种打击？况且贪官这种职务上的犯罪，又不同于杀人越货的匪类，一日不除，百姓不得安生，而杀一个贪官，也就等同于消灭了一个人才。我们的体制，应该是能够切实地保护人才的体制，让他们在位置上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错也可以及时得到纠正。现在的状况似乎恰恰相反，官员在位时一言九鼎，呼风唤雨，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旦落马，立即沦为阶下囚，其状之惨，落水狗尤不及也。这又是何苦来呢？
因此，对于贪官的死刑，我总是感到沉痛，而不是手舞足蹈。可能有人高兴，我以为这是一种浅薄的小人心态，或许某些人在心灵深处还有一种嗜血的倾向。
那么为什么又要感到困惑呢？我发现，在整个贪腐事件进程中，公众看到的有关收受贿赂的恶行，统统是语焉不详，在那些公开的报道中，公众不清楚究竟是哪些人给他行了贿赂，谁是牵线人，谁在其中参与了分赃。行贿也是犯罪啊，堂堂中央大员都可以因为受贿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些行贿者的恶行为什么不可以一一披露？我们为什么关心医药企业的运作？是因为我们关心自己的健康和腰包。那些假药劣药是怎样出笼的？医药企业在新药审批过程中，跟手下的国家药监局是怎样互动的？一个所谓新药的出台，要经过多少手续？要打通哪些关节？在整个运作过程中，要花掉多少银子？然后，当这个药品上市之后，医药企业要通过怎样的定价，才能够把损失找回来?
所有这一切，虽然死了，但是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记得前几年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片文章，说是成功审批一个新药，医药企业至少要花费数千万元的公关费。此说不知是否属实，我们局外人亦不知这数千万元的公关费用是多了还是少了。但是我们老百姓非常清楚的是，医药企业不论花多少钱，一个经过包装后上市的所谓新药，一定要用疯狂的涨价来弥补它的损失。
我们还关心之后的事情。新任国家药监局的领导，我相信肯定会汲取教训，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内心的信任依然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今后用什么制度来保障国家药监局在工作中的廉洁公正呢？比如，国家药监局怎样在今后药品审批的程序上做到完全透明、公正、公开，保证每一个环节绝对不需要医药企业付出额外的代价？怎样通过制度约束官员可能发生的腐败？怎样让公众、媒体和有关监察机构随时随地了解新药审批的程序，从而让公众吃上放心药、便宜药，而不再用百姓的血汗钱、救命钱去继续喂肥那些层出不穷的贪官呢？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制度上的设计什么时候出台？又怎样保证它正常运转？
谁能告诉我今后上市的新药不再挂羊头卖狗肉？又有谁能告诉我今后药品审批的制度安排已经让老百姓百分之百的放心了？
如果这一切都随着的死而泥牛入海，那么，的死还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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