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以民为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以民为本。在西方，由于基督教文明中存在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上帝创造了人，对人享有绝对权威，因此，上帝与人的纵向关系便始终是基督教关注的首位。而在中国，则没有相应的人格化的上帝，也没有任何相应的神，这使得中国的先哲们不热心对天人关系做纯思辨性的探讨和争论，而是充满着对现实的关怀。他们不重视思辨理性，而热衷于实用理性。在他们眼里，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他们思考的着力点便越过神而直接投向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最重要、最突出的关系当然是君民关系，这是国家***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于是在中国先哲们的论述中，天与人、君与民这些对应的概念总是缠绕在一起。在他们眼里，没有抽象的“人”，而只有具体的“民”，“人”与“民”几乎同义，“人”就是“民”，“民”就是“人”。因而，“以人为本”就为“以民为本”所取代，天与人、君与民的双边关系也就演变为“天”、“君”和“民”的多边关系。以民为本的思想就是在这种多边关系中得到论证与说明的。
“民”在儒家思想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天”和“君”的基础和根本。儒家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在这里，“天”和“君”的存在是为民服务的，是以民为目的的。“民”有时甚至超过了“天”和“君”，“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力于神。”当然，儒家并没有完全贬低天，而始终认为天道、天理、天意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但天道、天理、天意只能通过民心、民意来表达，这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就是民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作为君王则必须服从天意，顺从民心，否则，民就可以揭竿而起，替天行道，从而勾画出一幅天与民共同制约君主的理想的***治***景。于是才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豪言壮语，同时又谆谆告诫君王：“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使是主张无为而治的道教，也极力奉劝君主要以民为本，“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
那么，作为君主，又如何才能做到以民为本呢？一是爱民。要施仁***，做到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疾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富民。要爱惜民力，轻徭薄赋。荀子说：“轻田野之税，轻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奈农时，或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裕民”。孟子则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反对横征暴敛，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应该“制民恒产”和“取于民有制”。民富即国富，民富才国安。只有老百姓富裕了，“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三是保民。即在普通百姓受到强大恶势力伤害时，要敢于为民作主，伸张正义；要在普通百姓遭遇天灾人祸时，能及时得到国家的帮助。
“以民为本”的提出不过是为君主和统治阶级设计的御民之术
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诸子百家，其落脚点大都离不开经世致用与为君分忧，正是这种实用主义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依附性”，失去了***的人格。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皇权的重压下很难成为社会的“良心”，难以真正完成“为天地立心”的任务。不管他们主张的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本”，都是站在君主和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所进行的***治策划和***治主张。管子的以人为本就是作为一种“霸王之术”而提出来的，是为君主和统治阶级设计的御民之术。以民为本或以人为本强调的并不是“民”或“人”自在自足的价值，而只是它对于国家社稷，归根结底是对于君主的意义。以民为本或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以君为本”，是“以君为本”的一种修辞性的表达。他们极力奉劝统治者采取的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策，只不过是要求统治者把御民的工具由刀***换成鞭子而已，其目的是劝说或告诫君主们，只有通过行仁***，重民爱民，才能换取人民***治上的服从，才能消弥人民的反抗，从而更好地维护统治秩序，确保江山永固。
在为君分忧的思想前提下，对“民”的强调，不但没有带来“民”的地位的提高，相反，在君与民的对立中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并通过“礼”对这种尊卑、等级关系加以制度化和程式化，以抵御和消弥“民”的不满与反抗。因此，以民为本的“民”只有作为一个大类名，表征着一个整体性抽象存在的时候，才对君王、国家具有基础的或工具的意义，而一个具体的民，即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地位和意义可言，不过一个“小人”而已，不可能与“君子”、“君王”同日而语，根本就不具备与“君子”、“君王”相抗衡的权利与能力。
中国传统中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系存在的不足还在于没有一条实现它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如何使统治者真正做到重民、爱民？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先哲们大都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德行，依靠他们的善良本性推行“仁”***，这使得他们在实践中难免陷入幼稚与空想。孔子生前在无数君主面前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说明。虽然孔子不怕挫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终究无法实现其理想。孟子倒是清醒地认识到“徒善不足以为***”，重视制度建设，但他仍然只注重通过制度以制民，而无法建立制度以制君。就连那些约束君王的道德要求，如“克已复礼”，“存天理，灭人欲”，要么因为没有强制力，统治者充耳不闻，置之不理，要么被轻易化解，变成了对老百姓的道德要求，“礼”越多，“天理”越多，老百姓就越没有权利，没有自由，这也正是统治者喜欢儒学，以至后来“独尊儒术”的原因，也是儒学没有独自生发出现代民主、人权观念的根源。
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思想没有发展成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对立的现代民主思想，而是相反，成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附庸和帮凶。因此，许多人因痛恨专制主义，认为要彻底消灭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就必须抛弃中国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是十分有害，因为这样一来就把孩子连同洗脚水一起倒掉了。其实，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思想只具有工具性价值，与专制、民主处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它既可以与专制主义共容，也可以与民主主义结盟。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缓解了专制主义的毒素，使中国的专制制度得以延续了几千年；而在当代，仅有民主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民本思想的支撑，民主往往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没有以民为本的执***理念，民主就成为空中楼阁或一句空话。我们应该从古今中外众多的教训中引以为戒。因为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专制条件下减轻了人民的苦难，而在民主条件下，更有利于实现真正的民主。所以，我们要抛弃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是压制民主的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而不是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传统。
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洞识了这一道理，并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黄宗羲就一反以前大都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强调重视民众的传统，而直接把批判矛头对准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揭露君主的罪状，愤怒谴责专制君主为“民贼”、“独夫”。他说：“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不仅如此，近代的思想家们充分发挥了《礼运》中所说的天下有“家天下”与“公天下”之分的思想，认为一人、一家、一姓之天下必然会把人民视作其私有财产，以人民的利益为猎物，这种私有性的国家***权，在本质上不可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进而提出了“家天下”建立“公天下”的要求。因此，当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的理想时，得到了全中国人的拥护，齐心合力地埋葬了封建专制制度。
如今，我们在***的领导下，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就为落实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同时，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执***理念，必将在思想上、实践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治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