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自从1899年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辨认出甲骨文字,到如今已经一百多年。说起甲骨文,不能不提到“甲骨四堂”。
据我所知,“甲骨四堂”是复旦大学陈子展教授提出来的,他曾赞颂:“堂堂堂堂,郭董罗王。”
这“四堂”即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号彦堂)。
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公认了“四堂”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
雪堂罗振玉(1866―1940)生平爱收藏文物古董,且学识功底深厚。1902年,罗振玉初次看到王懿荣、刘鹗影印的甲骨文拓本,惊喜万分。1906年,时任学部参事官的罗振玉,着手调查甲骨文的出土地点。他擅长搜求文物古董,所以最早探知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这也是他对甲骨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同时,他还考证了其出土地点为商代国王“武乙之都”;初步考释文字后,他便注意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他还提出“由许书(笔者注: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篆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两步考释”方法,并且指出“对一词的考释,必求其形声义的符合”。罗雪堂著述一百三十多种。
观堂王国维(1877―1927)本来是罗振玉的得力助手,他于1917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是发现甲骨文以来第一篇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经典性论文。在这篇名著中,王国维首次用甲骨文资料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殷王世系基本可靠,并做了重要补正。1923年,王国维又发现甲骨文卜辞中在记载祭祀祖先时,对祖先的称谓不同,由此即可判定甲骨文的不同时期。王国维的研究,最大的特点是把甲骨文古文字学与古代史文献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发现的甲骨材料,去考察“信史”。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把考古发现的文物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界标。所以,他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
彦堂董作宾(1895―1963),自幼熟读经史,二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1928年8月,董作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委派,前往河南殷墟,对遗址做实地调查。这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从1928年至1937年,一共进行十五次,董作宾参加了第一次至第七次和第九次。由他开始的殷墟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的专家。1933年,董作宾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1949年,董作宾受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后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鼎堂郭沫若(1892―1978)从事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时期,起步在“四堂”中最晚,但起点高,方法新。1928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书店里看到了王国维的《殷墟书契考释》,随即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当时郭沫若几乎访遍了日本所有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1929年完成《甲骨文字研究》,接着他的《卜辞通纂》问世。郭鼎堂晚年担任了大型《甲骨文合集》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