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皴法,是表现山石结构,营造出山石阴阳向背立体空间的一种绘画技法。作为中国山水画中非常重要的形式语言,它的演变过程,既是中国山水画审美意趣的演变过程,也是中国山水画笔墨形态的演变过程。因此,对于“皴法”的探究是中国山水画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皴法;点;线;面;笔墨
何为皴法?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皴”的解释是:“皴,皮细起也”。[1]而对于“皴法”,《辞源》是如此解释:“国画的一种绘法。先勾成山石树木轮廓,用侧笔蘸水墨染擦,以显脉络纹理及凹凸向背”[2]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查“皴法”的含义,可以得知:“中国画中画山石时,勾出轮廓后为了显示山石的纹理和阴阳面,再用淡干墨侧笔而画,叫做“皴”。[3]由此可见“皴”原来是形容皮肤的皲裂,而并非用于形容自然界山石的形态特征。因此,对于“皴法”的解释,我们应当从绘画技法层面来分析,也就是说,“皴法”是表现山石结构,营造出阴阳向背立体空间的一种绘画技法。
皴法,不仅只是一种绘画技法,它还是山水画家的“名片”。在山水画家对自然景观再创造的过程中,画家们根据不同的地质地貌特点,所表现的,“皴法”形式也有所不同。譬如描绘葱郁、灵秀的江南景致时,便可运用灵动、柔韧的“披麻皴”;描绘北方峭拔的山体特征时,便可用劲爽、硬朗的“斧劈皴”。画家根据不同的地貌特征,运用不同的皴法表现形式,催生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山水画皴法形态。如“斧劈皴”“披麻皴”“雨点皴”“卷云皴”等,这些皴法形式,甚至成为一些画家的“招牌”。当我们提到“卷云皴”就会想到郭熙,提到“披麻皴”便会想起董源。
同时,“皴法”是中国山水画所特有的形式语言。中国山水画所要表现的主体内容肯定是山石、树木,那么画中的“皴法”便是这些内容所对应的表现形式。辩证地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并且在某种情境下可以相互转化。“米氏云山”便是将“米点皴”作为一种形式的同时也转化为了内容的例子。形式作为内容的外在表现,若将它理解为为内容量身定做的外衣来看,形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4]
中国山水画中“皴法”所表现的形式特征,可以从两点来探究:皴法的外在形式特征,以及影响皴法形式特征的客观因素。
皴法表现的形式特征:点、线、面
“皴法”的种类繁多,有“披麻皴”“斧劈皴”“雨点皴”“卷云皴”“牛毛皴”“米点皴”“荷叶皴”“折带皴”“芝麻皴”“解索皴”等十多种皴法。皴法的种类虽然繁多,实际上可以根据它们的外形特点,归结为三种形态特征,即:点、线、面。
点、线、面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我们可以说“线”是“点”的持续延伸,也可以说,“线”纵向压缩可以变成“点”,“点”横向发展可以变成“线”。还可以说,“面”横向压缩可以变为“线”,“面”整体浓缩后可以变成“点”。
同样大小的“点”规矩地排列在一起,只能形成了一个静止的、规整的“面”。但若将不同大小的“点”按照不同的次序排列,那最终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了,不再是毫无意味的排列组合,而是形成一个有层次,有动感的“面”。“米点皴”是以“横点”作为其主要的形式构成“面”,为了避免单一的“横点”排列出僵硬、无立体空间的“面”,“米点皴”将“横点”大小错落交叠,并在墨法上做文章,才使得以将原本枯燥单一的“点”组合成墨气淋漓、烟岚轻动的江南水乡景致。
“线”的形态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在中国画中,画家赋予线条感情和生命,通过运笔方式的变化,可以带动线条的变化。一个成熟的画家,其掌控笔墨的能力都是随意自如的,“线”在画家的笔下可变宽,可变窄,可滞涩,可流畅。同理,我们可以从一条“线”的宽窄中,看出其运笔的轨迹;从运笔的滞畅,看出其下笔时的缓疾;从形态的长短,看出其运笔时弧度的大小。直线的长短、粗细、直曲,都能给人不同的感受,譬如,长线条在中国画中给人一气呵成之感,董源的“长披麻”圆润绵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长长的线条生动地描绘出了南方葱茏的植被和茂密的山林。粗重的线条,厚重、稳健,吴镇的“披麻皴”正是利用了粗线条的这一形式特点,配合饱和的水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粗线条的形式特点,使其变得更为浑厚、古拙;细线条如王蒙的“牛毛皴”,细线体积较小,若很少的细线聚集在一起就显得稀疏、松散。为了达到细密线条组合在一起的整体感,王蒙将他的“牛毛皴”画得非常细密,开创出自己独特的繁笔“牛毛皴”画风;倪瓒利用线条可方可圆的特性,有节奏地排列线条,并辅以墨笔皴擦。他的画中每个折线形态不一、刚柔相济、层叠排列,像灵动跳跃的音符,同时整体感也很强。
“面”的形态多种多样,可归为圆形的“面”和方形的“面”。圆形的“面”包括了椭圆、半圆等,而方形的“面”包括了三角形、菱形、多边形等。这些形态各异的面,带给人们的视觉感受各有不同。“圆形”容易让人联想到圆月,圆形的瓷盘等的一些柔和、舒缓、宁静的物体。“方形”由于有棱角的缘故,尖刻的棱角甚至形同刀刃,无论棱角形态如何,都带有刚直之气。李唐,马远,夏圭等作为以“斧劈皴”为皴法形式语言的画家,皴法大块面的横披直下,干脆利索,毫不拖泥带水,就是利用了方形的面所具备的坚硬、挺拔的形态特征,同时也正好符合了北方山石的纹理特质。
如果说“皴法”的形式特征点、线、面,只是“皴法”的骨架。那么,中国画山水画家们多变的用笔,则给予了“皴法”血肉之躯。陆俨少在《山水画刍议》中提到:“南宋以前人多用绢,到了元代,改用麻纸,利用纸质渗水,纸面毛粗,可以干擦。工具不同,风格随异。山水画至元一大变,和改用纸是分不开的。后至清代,又改用生宣纸,利用其容易渗水,达到水墨淋漓、层次复杂的效果,画风遂又一变”。[5]可见,绘画工具的不同,水墨表现力也不同。水墨所呈现的样式则是决定点、线、面的表现能力的直接因素之一。毛笔具有弹性、吸水性的特点,生宣具有吸收、晕化水墨的特性,水墨融合的比例不一可呈现出万千的墨态。这些中国画工具的结合,使得原来没有生机、僵硬的点、线、面随着运笔者落墨时细微的手法变化,焕发出无限生机。“米点皴”的墨点随毛笔有节奏地提按,水墨层层积染,在浓淡变幻的“点皴”交叠下,江南一带的烟岚之气跃然纸上。“披麻皴”的线条亦随墨色的浓淡,绘画材质的糙或细,吸水性的强弱不同,在画者的笔下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江南山石形态。
“皴法”发展至明清,渐渐走向形式化。而发展至近当代,则呈现出形式多样,个性化的特点。如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画家的皴法形式,已超越了早期古人描摹自然所应运而生的“披麻皴”“斧劈皴”,融入了很强的主观意识。
“皴法”作为中国山水画中不可或缺的技法,重要性显而易见。从五代宋初到近当代,“皴法”在无数画家的笔下游走,形态也随着画家的绘画理念、性情修养、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等因素的不同在变与不变,似而不似中悄然变幻着模样。不论“皴法”如何发展演变,都不会偏离中国画笔墨的精神内涵,沿着传统古法的足迹,变出新意,继续在“皴法”的革新之路上探索前进。
参考文献:
[1]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
[2]《辞源》〔M〕.商务印书馆出版,1988年7月第一版,
第1184页
[3]《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12月
第一版,第217页
[4]张连著《形式美新论》〔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
7月第一版第4页
[5]张连著《形式美新论》〔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
7月第一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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