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2015年是一个暗示：我们已经进入了某种社会状态，很多过去积累下来的东西，很有可能将在2016年，以及更远的未来逐一发生。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应对。
《圣经》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但赫拉克利特又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站在2015年的终点，回顾一下，再透过云雾，尝试去看一下马上会到来的2016年，我发现这两句话可以结合起来，作为一把钥匙去打开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密室。
在一个稳定的***治结构、经济结构的“构造”下，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不可能突变―只有***治***或毁灭性的经济危机才可能让社会结构突然之间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大多数人将重新过另一种生活。社会的演化是很慢的，但时间作为一种演化的刻度，还是能清晰地记录出它的轨迹。
人口结构影响社会结构
按社会学的传统眼光，现在再来描述2015年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变化已经毫无意义。它属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范畴。变化得明显的是社会构成中的最基本单位“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曾经提醒，“人”在社会构成中，已经被从阶层中剥离出来。
这意味着，2015年和过去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它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是发生在阶层结构这个范畴内，而是发生在社会构成中的“人口构成”的层面上;不是在“阶层与阶层”的关系上，而是“人与人、人与抽象的社会”的关系上。这是2015年的主题之一，并且它正是通向未来中国的社会生态、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入口。
2015年发生的一系列象征性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策。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策调整。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健康发展了。它对社会演化的影响，在现在看来，并不亚于阶层结构意义上对社会演化的影响。无论是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还是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挑战，都需要在人口***策上做出重大调整进行回应。
但当然，有分析已经指出，虽然民众普遍存在生二胎的意愿，但全面放开二胎并不一定能够把这种意愿转化为行动。原因很简单，这么多年来，对小孩的教育已经“奢侈品化”了，房价、物价、教育观念、商业模式、生活方式，都已经和对小孩的精细化、奢侈品化配套，以现在的收入水平、生活压力、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养育一个小孩尚且叫苦，要养育两个小孩肯定纠结。像70后及以前的那种“野蛮生长”的时代，早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个意义上，放开二胎，不是一个单独的***策问题，而应是一个系统性解决的问题，至少要在教育等方面减少人们的养育成本。
同样是和人口有关，2015年，被视为是中国第四次“单身潮”到来的标志。据媒体报道，民***部相关统计表明中国现在的单身人口已近两亿人，占了全国人口的14.6%。这个“单身”当然包括了主观客观上没能结婚的和离婚独居的。这和美国、英国等单身人口超过一半的社会结构当然相差甚远，但无疑已经表明：中国社会的社会构成方式，正在从家庭、阶层等大的单位，一步步地向以原子化的个人作为单位转变。2015年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明显可见的节点，它对未来的社会演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社会如何吸附个体
我们可以把这种原子化的现象视为是一种从宏观的社会结构中向个体的“退回”。很有意思的是，它正和我在去年所说的从公共事务回到个体生活的社会心理特征相暗合。
如果说，在社会分层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中产阶层和社会底层的各个个体，2014年的时候，还只是因为认知、处境的不同而对社会公共事务采用了不同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因此无法再整合的话，那么，2015年，大家都不再这样玩了。
所以我们发现，回过头来，2015年，好像没有太多的公共事件，能够形成过去的那种聚焦，并吸纳了很多人的参与。
但这种生存状态的原子化和心理上的原子化，并不符合人作为“社会动物”的本性，以及人在心理上和利益上对公共事务的敏感。所以，无力感也需要找个方式进行补偿。换句话说，一个人不可能关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里，不和社会事件发生关联，他一定会找一个新的方式和社会、和公共事件进行黏合，哪怕这个“公共事件”真正的公共性大打折扣，而可能只是一种集体性的娱乐方式。
这就是近年来，尤其是2015年的娱乐行业，特别是电影比较火爆的深层逻辑。娱乐文化一方面不否认个体的原子化状态，但另一方面又重新构造了一种公共生活来满足人们和他人进行关联的渴望。它通过特定的公共场景（电视机前、微信朋友圈、电影院里，等等），以及公共的话题，让人们在一种力量感中，找到了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感，吸引了人们心理能量的。可以预期，在2016年，甚至更远，娱乐尤其是电影还会走得更远。这一块市场，并不仅仅是娱乐的、文化的、艺术的市场，还是一种弥补人们的原子化存在的“心理市场”，我相信，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同时，一个个借助互联网而进行线上线下互动的社群，无论是商业的、兴趣的、生活方式的，还是理想的，在2015年正在发展。它也是对原子化的个体的一种聚合。某种意义上讲，它承担了社会整合，阻止社会的原子化向“内爆”后果演化的功能。
而国家这类宏大的主题，仍然也是吸引个体获得一个安身立命“定位”的重要方式。可以推断，它构成了一个从“中国”这一主题中找到“自我”的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未来的社会认同、***治认同等，将因此而有一个新的空间。
自现代性制造了“个人”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总是摆脱不掉这个看似矛盾的方面：人们一方面要确保自身的个体***性（因为背后关系到权利、利益、心理上的生存等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让自身隔绝于他人，而是要保持和***治、社会、经济、文化娱乐等公共事件的联系。前一种，逻辑上导致了人们存在的原子化状态。但现在人们的这种状态，并不是过度强调权利的结果，而恰恰是对利益敏感，在心理生存支配下的结果。它是一种在风险中退回自身的社会表现方式。 应对2016年的挑战
有一个挑战影响到了2015年人们的心理模式和行为策略。这个挑战来自于中国的经济下行趋势。它同时也隐约构成一种对人们生活的威胁，因为传说中的“失业潮”脚步似乎正缓慢来临。
事实上，这一威胁，我在2012年“用工荒”仍喧嚣的时候就捕捉到了―那个时候，一切不过是继承了2008年的遗产，但负面后果必然会在延迟几年后显现出来。现在，我们隐隐约约地已经听到了它的声音。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社会的“阶层再生产”并无多大变化，很多农民工的子女仍是农民工。但在2015年，企业的破产倒闭已然是一种“现象级”的东西，而原因之一就是成本高昂，除去税负，人们经常说到的成本就是劳动力成本高了―似乎廉价的劳动力已经很难找到了，不再是像当初那样源源不断。不错，新增劳动力是在减少，但另一方面，就业问题又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严峻问题。随着很多企业的外迁、倒闭，我们甚至担心就业问题会形成一个对社会稳定的挑战。
对这个挑战无法轻描淡写。它可能是未来几年中国社会要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果有庞大的无业年轻人游荡在城市里，其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将是无法想象的。再强调一下，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在2016年，很可能就会以某些局部、个别性或变相的方式显现。
如何解释这个矛盾的现象？就表象而言，我们只能从人口结构的变化去寻找。在阶层结构并无太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流动更多是一种横向的流动，很多人从农村进入了城市生活，而庞大的劳动力人口的子女无疑在居住和生活方式上已经“城市化”。“城市化”的成本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状态和议价能力。他们对工作环境和薪资都有不同于老一代人的要求。这一要求在过去表现为“用工荒”，但在2015年，还没有等到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制度***策安排来给予满足，从而使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整体的上升和优化，就碰到了实体经济陷入困境这个局面。
所以深层次的原因是：高昂的房价、城市化的成本，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透支了社会成本，并无法期待中国的社会结构可以一直支撑房地产的畸形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出问题。而出问题了，就需要埋单。
谁有能力可以把成本转嫁而拒绝埋单？谁又不能？无论怎样，在社会结构的演化中，经济结构对它的影响，在2016年及其以后，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逻辑将会日益清晰：在从公共事务中回归原子化的存在后，人们想回到自己的生活，并通过娱乐性的话题与外界联系和实现自己的社会参与，但这一生活，在经济下行中又遭遇考验―这个考验，将迫使每个人通过对自身的定位去规避风险，抓住机会，并重新思考和社会的关系，探索社会健全的可能性。
路一直在脚下，在2016年，需要激发勇气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