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张艺谋拍了一个系列公益短片，主题叫做“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抽象说来应该是不错的，我们常常引用的培根说的就是这事儿，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可以改变命运。然而，知识怎么就改变了命运?什么知识，改变谁的命运?
每当城市人来到“贫困”山区，看到那里“贫困的”人民，正面的反应是要生出同情之心来，帮助他们进步、发展，而看不到那里曾经存在的乃至依然存在的文化传统。而对于为什么贫穷，当下流行、典型的解释是，因为你落后，因为你不发达，所以穷。对策同样简单而一律：教育投入啊，科技投入啊，招商引资啊!教育投入，提高人民素质，就能掌握先进生产力了；科技投入，招商引资，就能开办工厂了，就能往外卖点儿什么了，就有钱赚了，于是就进步了，发展了，富裕了!
然而，李昌平早就说过，农民的贫困是制度性贫困，科技未必能够帮助农民致富，反而会让农民更加贫穷；教育也未必能够让农民在未来致富，却极有可能让农民在当下致贫。
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地域的人们如果能够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活下来，必然掌握足够的生存智慧，可以与这个地区的环境达成和谐的关系，并可以在这种生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获得幸福。在自然的环境中，哪怕不是风调雨顺，一棵树只要活下来，也会越长越高。具有漫长历史依据的人类的生存智慧，也应该会使农民的日子在本山本水之中，一天天地好起来。但是现在，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十年后，却看到很多地方的农民无法靠种地为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们靠进城打工，靠捡垃圾，有的甚至靠卖血为生。
曾看到《上海证券报》杨斌的一篇文章《财富是如何从农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2007年7月23日)，杨斌指出：“农民负担不仅仅只是纳入农村税费改革视野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税外税费和摊派(可称之为‘老三重负担’，有的专家估计这些负担全国每年约1800亿)，农民负担的主要部分是目前尚不为多数人所认识的间接税费负担(每年近5000亿)和‘暗税’负担(本文称之为‘新四重’负担)。”
杨斌先生的原文很长，这里只能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新四重”负担的第一重是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间接税税含价中，人们在购买商品或消费服务时不知不觉已经将税收缴纳了，比如农民花了100元购买工业日用品，实际上已经缴纳了17元的增值税……间接税是可转嫁税，纳税人不等于负税人。流转税形式上看，主要是由城市工商企业缴纳，但实际承担税收负担的不是企业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消费者，他们在购买商品或进行消费时，将含在价格中的税收一起支付了。并且我国间接税(流转税)实行生产地课税制度，纳税人以城市工商企业为主，工商业越发达地区其税源也越丰富，获得的流转税也越多，这样工商业集中的大中城市获得的流转税就占最大的比例，通过分税制分得较大的份额，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中央***府、省特别是大中城市***府获得的流转税收入，并不是全部由城市消费者支付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消费者支付的。对城市居民而言，他们负担的流转税，通过获得***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等)而得到补偿。但农民负担的流转税却主要转到了城市，他们居住地***府并没有获得这部分由其辖区内农民负担的流转税，从而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这就形成集中纳税和分散负担的非对称性。财富由农村、由县乡源源不断地流向大中城市。
这还只是“新四重”的第一项。加上其余的如工农剪刀差、征地补偿不足等几项暗税，根据2002年的数据，农民直接或间接贡献的税赋近8000亿元。文章读过，触目惊心。财富在制度的安排下源源不断地由农村流向城市，当然就会产生李昌平所说的制度性贫困。8亿农民，平均每人每年的承担的税赋达到1000元之多。这意味着一个三代五口之家，其负担将达到5000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有农民孩子上了大学，父亲因无力承担学费乃至自杀的消息。知识在改变命运之前，先要了人的命。
于是我们看到，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在社会底层的某个个人因为苦心读书，龙门一跃，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而命运得以改变。这些故事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可能是成立的。但是，一个山村的整体，却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改变。正如一个打工妹，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打工女皇，居于跨国公司副总裁的高位，但是打工妹这个阶层的整体，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命运。又如我们某一个人，可以通过考托考G，出国留洋，享受现代化上游的生活，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整体变成美国。
相反，当下全国一统秉承冥尺(一种超越民族、地域和文化传统的文明尺度，就如科学定律一样，仿佛存在于冥冥之中，即冥冥中的尺度，简称为冥尺)逻辑的制度化学校教育，会对农村的传统文化构成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教育的价值体系中，传统的生存智慧必然是原始的、落后的、愚昧的，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教育悖论：受学校教育越多的人，越看不起自己的传统。在这种教育中成功地被格式化，“学有所成”的，他们最好的出路是进入大城市，成为或中心或边缘的现代人。而剩下的绝大多数，却失去了学习本乡本土的生存技能的大好时机，成了“浪费铺盖卷的废人”。
于是，一方面，当下的制度化教育把传统文化的潜在传承者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候补劳动力，抽去了传统文明的釜底之薪；另一方面，当传统地区失去了传统的知识体系，接受了冥尺逻辑之后，也会主动地从下游加入到工业文明的食物链中，为其上游提供自然资源及廉价劳动力。传统的人文生态以及与之相依存的自然生态难以为继。其结果，生态日益恶化，传统日益消失，而农村则更加贫穷，命运更加艰难。
农村命运的真正改变，是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恢复其自组织的能力，获得对自己事务的主导权。一旦农民身上的严重负担得到解脱，农民的生活会逐渐好起来。这时，所谓现代科学，也可能成为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有益补充。（摘自《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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