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饮食文化论文范文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饮食史研究：更宏大的视野，更细致的门类

姚伟钧、刘朴兵、鞠明库所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正是针对中国饮食史研究领域遇到的这一具体问题，秉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完整、详尽、细致地梳理了中国自原始社会至清代几乎所有关于饮食的文献和无文字的饮食资料，对于后世学人查找、搜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资料、考镜中国饮食文化发展源流，都大有裨益。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陈诏《中国馔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赛时《中华千年饮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王仁湘《珍馐玉馔：古代饮食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曦《中国饮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华国梁《中国饮食文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永和《中国饮食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征雁《昨日盛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荣光《饮食文化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子辉《中华饮食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邱庞同《饮食杂俎———中国饮食烹饪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周芬娜《饮馔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龚鹏程《饮馔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周海鸥《食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专题史》（四种，含上述姚伟钧等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俞为洁《中国食料史》、瞿明安等《中国饮食娱乐史》、张景明等《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这套丛书，从四个侧面完整梳理了中国饮食文化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对把握中国饮食文明演进规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断代饮食史和不同时期饮食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高启安著《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通过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饮食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结合传统史料中的饮食资料及现今河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饮食现象，分别从食物原料、饮食结构、饮食加工具、餐饮具、食物品种和名称、宴饮活动等方面揭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饮食文化。刘朴兵著《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对唐宋两代的食品、饮品、饮食业、饮食习俗、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思想等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发现唐宋饮食文化有着许多显著的差异。唐代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而宋代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则大大减弱。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宋代饮食文化则显得细腻精致。唐代饮食文化的贵族化色彩显著，宋代饮食文化的平民化色彩突出。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而宋代饮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则显著增多。唐宋饮食文化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与唐宋社会文化的差异基本上是一致的。唐宋两代的饮食文化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内容，表现出中国饮食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

这方面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王赛时《衣食住行汉唐流风：中国古代生活习俗面面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版）、周新华《稻米部落：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华《吃在民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姚淦铭《先秦饮食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伟钧、刘朴兵《清宫饮食养生秘籍》（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周粟《周代饮食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三是关于中国饮食具体门类的研究也更加细致深入。我国种茶、制茶、饮茶历史悠久，历千年而不衰，近年来人们对茶的卫生保健功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饮茶之风日盛，带动了种茶、制茶、销茶的发展，有关茶事的研究也随之日益深入。徐海荣的《中国茶事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规制宏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可以说是对以往茶事研究的全面总结，该书的出版对后续的茶事研究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关剑平的《茶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以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形成、传播为线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茶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作用。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该书通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揭示了中国茶叶对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并推动了英国工业***的成功。筷子是中国传统饮食中最重要的器具和汉文化圈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以“箸”（即筷子）为研究对象，以时代先后顺序为经，以“著”的产生及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关系为纬，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的箸文化，论证了筷子在整个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黄志根《中国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胜宝《姑苏酒文化》（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版）、何满子《中国酒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旭烽《瑞草之国———中华茶文化随笔》（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真《中国酿造调味食品文化———酱油食醋篇》（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王从仁《中国茶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朱世英等《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方爱平、姚伟钧《中华酒文化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启荣等《中国酒文化大观》（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齐士、赵仕祥《中华酒文化史话》（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蓝翔、王剑勤《古今中外筷箸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沛云《中华枣文化大观》（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薛***辰、明《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韩胜宝《华夏酒文化寻根》（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文棠《茶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益《阳澄湖蟹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蒋雁峰《中国酒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华《调鼎集：中国古代饮食器具文化》（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刘枫《茶为国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祥《古典名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李春祥《饮食器具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韩良露《微醺：品酒的美学与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袁立泽《饮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陈念萱《我的香料之旅》（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二、饮食民俗研究：重心进一步下移

饮食既然是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饮食文化自然也就在民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将饮食视作民俗的一种，其涵盖范围便包括了从食材获取到制作方法乃至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及其相关习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场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它（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后相继出版、由陈高华、徐吉***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该书作者都是该领域的学术翘首，内容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了饮食、服饰、居住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风俗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会生活史。传统的中国饮食民俗研究，往往将目光圉于中原地区和汉族地区，研究内容也多限于与食物本身有关的事项。新世纪以来，饮食民俗研究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食物获取、制作工艺、食品形态、保存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其他分支，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姚伟钧、张志云的《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在充分展示春秋战国时期领异标新、惊采绝艳的楚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以“饮食”和“服饰”两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项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整理和展示了春秋时期楚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我国古代民俗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为新世纪的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方面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姚伟钧等《饮食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康健、李高峰《中华风俗史———饮食•民居风俗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仲富兰《***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邱国珍《中国传统食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薛理勇《食俗趣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诏《饮食：民俗文化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仁湘《民以食为天》（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区域饮食文化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代表著作有：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以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为限，探讨了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等，虽开饮食文化区域化研究之先风，但研究范围仍未跳出中原地区。而熊四智、杜莉的《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巴蜀（四川）地区，分别从巴蜀茶文化、巴蜀酒文化、巴蜀肴文化、巴蜀馔文化、巴蜀筵宴文化、巴蜀饮馔人物等六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四川地区的饮食文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非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著作。杜莉的《川菜文化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更是一本全面、系统而又精炼地介绍川菜烹饪文化与艺术、技术与科学的教材性著作。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姚伟钧先生所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著作，也是一部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区域饮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该书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谈起，分门别类地细致记述了长江流域的主食、肉食、蔬菜瓜果业、长江源头的饮食风尚、云南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等内容，全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安排得当，边叙边议，史论结合，是目前我国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以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农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稻作农业得以在长江流域盛行的原因，总结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而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食文化葱茏丰厚，绵延不绝，王建中等《东北地区食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以如此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将几千年的东北各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广东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菜以“口感清新，制作精细，讲究鲜活”为主要特色而闻名于世，经一代又一代名师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独特的潮汕饮食文化。张新民《潮州天下：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潮汕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和阐释，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潮菜文化与历史，逻辑缜密，想像丰富，文笔优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潮汕饮食文化、扩大潮菜乃至潮汕的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徐吉***《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也对南宋临安的饮食作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研究，该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辅之以考古发掘，还原了一个真实南宋临安的饮食社会，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其他如李维冰、周爱东《扬州食话》（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食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翟鸿起《老饕说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福兴等《河洛饮食》（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高树田《吃在汴梁：开封饮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文华《吃在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楠《云南吃怪***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承嗣荣《澄江食林（江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梁国楹《齐鲁饮食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初《湘菜盛宴》（岳麓书社2005年版）、茅天尧《品味绍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朱锡彭、陈连生《宣南饮食文化》（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姚吉成等《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周松芳《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对民族和宗教饮食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学术著作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行“满席—汉席”礼食制度，将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帝国末期的史实。作者认为：随着朝迁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酬酢筵式也因之而形成。但官场筵式却不受朝延礼食制度的约束，自由、排场、奢侈是其本特征和演化走向，并且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宴席，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满席—汉席”、“满汉席”、“满汉全席”这样三个不同历史形态和阶段的满汉全席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伴随了清帝国由兴盛到衰微直到倾覆的历史，同时也映射了满族文化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满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不断深融博洽的历史大势。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国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现象———食品的制作、餐具的选择、饮食的特点、进食场面的讲究等为对象，揭示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信仰等文化内涵、展示了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围绕饮食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以及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策***略、卫生保健、社会功能、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并对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文化层次性、饮食理论等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白剑波《清真饮食文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从宗教的角度，详尽阐述了***教清真饮食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马德清《凉山彝族饮食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华、汤亚平《彩云深处升起炊烟：云南民族饮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胜能《西双版纳傣族美食趣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韦体吉《广西民族饮食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刘芝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其香《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荟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净修《纳西饮食文化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南华、刘智斌《云南民族食品》（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黎章春《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对饮食与养生保健关系的关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辉等《古今食养食疗与中国文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王昕《饮食健康与食品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史幼波《素食主义》（北京***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顾奎琴《药食传奇：中医保健养生食材精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阳英《生机饮食自疗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光乾《饮食养生》（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洪尚纲等《对症药膳养生事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版）、鲁永超、潘东潮《寺院素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王子辉《素食养生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文彦、周秀来《再现随园食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是对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因子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代表著作有：施连方《饮食•生活•文化：〈西游记〉趣谈》（中国物资出版社2001年版）、刘殿爵等《齐民要术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萍《水浒中饮食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辉《周易与饮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闫艳《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苏衍丽《红楼美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矫继忞、蔡同一《易经文化中的饮食养生》（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万宽、章国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葛景春《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饮食人类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单纯从社会生活史和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倾向于将饮食视为族群文化的遗留物，往往将目光锁定于过去，历时地和相对静止地进行研究；其二，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倚重文献，较少运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记录等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极少运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第三，传统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缺少对同一饮食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和当代不同饮食文化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实际上，西方对饮食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的。饮食文化人类学（饮食民族学）的代表性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约翰•伯内特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食物以及进食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西方，“饮食”在最近三十年已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时髦话题。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根据人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认为，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倾向②：第一个取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饮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化的社会生计问题，强调食物的社会化功能及其表述。代表作有理查兹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等。第二个取向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种对象特性的选择，将它们作为工具性的要素，以寻找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蜂蜜与烟灰》等著作中构建的“二元对峙”、“分类丛”和“烹饪三角结构”是典型代表。第三个取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饮食在不同社会、民族、宗教等背景下的结构性研究，发现特定社会的“文化语码”。在这方面，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大陆及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但专门从事饮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仍为数寥寥，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贫困，与中国饮食文明的丰裕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大陆，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对饮食文化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公布的学科门类中并没有“饮食文化”这一项，饮食文化甚至无法具体挂靠于某一学科专业之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飘教授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分两条路线③：第一条主要是引介西方的饮食人类学理论和著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燕和教授在《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5）一文中对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饮食人类学存在两大理论流派：唯心派和唯物派。前者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为玛丽•道格拉斯所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的核心是从心理结构解释人类饮食行为的基本共同点，说明某些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后者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从物质文化的实用基础解释民族饮食偏好之谜，分析表面似不合理而却又实用之功的饮食特色和忌讳。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饮食人类学成果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圣牛之谜———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和著作，介绍了饮食人类学唯物派的观点，激发了国内学界对饮食人类学的关注。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也对美国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一书进行了评述，总结了饮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具体的饮食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方面，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的瞿明安教授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象征理论的系列论文可作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民间文化旅游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瞿明安先生的研究拓展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颇有启迪作用。其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北京“***街”饮食风貌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族群、信仰和阶层在同一社会空间产生的文化互动（庄孔韶：《北京“***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此类的代表著作还有赵霖《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吃———食以善人食亦杀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肖坤冰《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阵地，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地方饮食。代表著作有：谭少薇《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客家菜馆与社会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饮食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台湾地区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台湾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涉及过饮食研究领域，李亦园、庄英章、张珣、余光弘、蒋斌、林淑蓉、余舜德、潘英海等在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时或多或少都兼顾了相关的饮食研究，如张珣教授以当归为切入点，结合民族志材料和中医养生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女性身体与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台湾《考古人类学》2007（67））。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及其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半年刊）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比如2003年由基金会组织，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古迪、西敏司、华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金光亿、陈其南、吴燕和、蒋斌、王明珂、谭少薇、彭兆荣、徐新建等就广泛的饮食议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梁昭：《中国饮食：多元文化的表征———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王明珂、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还围绕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台湾最新的饮食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有由陈元朋、姚伟钧执行主编的《台湾美食的文化观察———台湾特色美食的形成缘由与文化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舜德主编的论文集《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录了多篇饮食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如蔡怡佳的《恩典的滋味：由“芭比的盛宴”谈食物与体悟》、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陈元朋的《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及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等。

（三）海外关于中国饮食的人类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西方学者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也实现了零距离接触。近年来海外汉学界对中国饮食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除了西方人类学家以专著形式论述或在著述中兼论中国饮食外，一批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学者，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者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马文•哈里斯的《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穆素洁的《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后者的代表著作有：旅美学者阎云翔通过剖析中国的麦当劳餐厅，揭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快餐消费的丰富意义（阎云翔：《汉堡包和社会空间：北京的麦当劳消费》，戴慧思主编：《中国城市的消费***》（黄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冯姝娣（JudithFarquhar）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美］冯姝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其他还有：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景***《神堂的记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综上所述，进入新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已然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饮食史和饮食民俗研究方面，视野更加宏观，分类更加细致，具体研究更加深入。尤为可喜的是，学界已开始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视野、理论和方法观照饮食文化，无论是海外、港台还是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家除了在民族志研究中对一些民族和族群的饮食传统和习惯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之外，还为饮食人类学这一门新兴学问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21世纪的人类学越来越关注民众当下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我国虽然具有悠久的饮食文明和彪炳于世的饮食文化，然而，从文化体系方面对饮食进行学科性研究，比如饮食人类学、食物生态学、饮食的民族认同、饮食的性别研究等却相对薄弱，加快这些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更有利于加深对饮食民生与人类生存、发展这一终极话题的思索。

作者：姚伟钧罗秋雨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对CNKI进行检索，发现关于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一共14篇，这说明关于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根据笔者统计CNKI搜索结果，近几年国内关于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基于旅游需求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张磊，2010)，以淮安为例，认为淮安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要以终端市场的需求为核心，运用主题化、个性化、多样化、生态化开发策略;《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张建忠，2009)，从饮食文化的审美构成要素入手，分析了中国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旅游资源开发的方向与途径;《试析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杨丽，2001)，认为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把饮食文化与旅游活动相结合，无疑会形成旅游业的又一个开发热潮，要适应市场变化，把握旅游餐饮消费的潮流和趋势，注重旅游者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深层次挖掘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多种特色饮食文化旅游，提高旅游地的综合吸引力，促进餐饮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浅议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樊玲、洪锋，2007)，认为饮食文化与旅游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发利用饮食文化这一独特的旅游资源，可加快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和促进饮食文化的进一步繁荣，要充分利用饮食活动所占有的空间和时间，大力开展旅游活动，以实现饮食业与旅游业的双赢;《宁波传统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考》(胡一旻，2009)，认为饮食文化资源与旅游业发展关系密切，分析了宁波传统饮食文化资源的特点和现状，论述了宁波传统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并对如何开发宁波传统饮食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初步探讨;《挖掘民族饮食文化，丰富云南旅游资源》(黄继元，2005)，认为云南民族菜肴是中国饮食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应该继承和发扬，并且它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培育旅游支柱产业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提出了挖掘云南民族饮食文化的思路;《四川佛教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毛震，2007)，认为佛教饮食文化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独特的佛教旅游资源，四川地区佛教旅游资源丰富，开发佛教饮食文化可与发展佛教旅游相互促进。

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研究居于表面化，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营销学的角度，探讨泰安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二、研究意义及泰安饮食资源状况

(一)研究意义

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文化现象，饮食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它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多种需要，促进旅游地的经济发展，在旅游产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地方特色饮食可以满足旅游者口腹之欲、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和好奇的心理、满足旅游者的文化需要、作为旅游购物品。［1］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饮食作为旅游六要素之一，在旅游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满足旅游者需求的同时，可以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拉动当地农业、餐饮业、制造业的发展。

泰山雄伟壮丽，成为中国精神的象征，泰山文化底蕴丰厚，泰山饮食文化同样博大精深，加大对泰山饮食文化的开发力度，有利于更深刻地挖掘泰山文化内涵，使游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内感受泰山的浩瀚与深邃。

(二)泰安饮食资源状况

泰安地处我国古代齐鲁大地的腹地，其饮食文化属我国四大菜系的鲁菜系。中国历代都有对泰山的封典祭祀，由此而形成的泰山祭祀性的饮食文化一脉传承，至今仍绵延不断。泰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其位于华北大平原的东部、山东省的中部，北依济南，南接孔子故里曲阜，因此泰安的饮食文化深受济南菜和孔府菜的影响。泰安属泰山所在地，泰安的饮食文化有着明显的泰山文化的痕迹，泰山是一座神山、圣山，包罗万象，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着人世沧桑，佛、道、儒相安于泰山，泰安的饮食文化必然有佛、道、儒文化不同程度的渗入，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构成了洋洋大观的泰安饮食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各种文化兼蓄并存。泰安依托于泰山，泰山的物产是泰安特色菜的主要用料来源，泰山的儒、道、佛文化又从素食方面对泰安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外延，使得泰安菜呈现出多样而质朴的特点。以泰山物产和泰山儒、佛、道文化为基本内涵的泰安饮食文化主要表现为泰山豆腐宴、泰山药膳宴、泰山野菜宴、泰山赤鳞鱼等。

不同文化的聚拢，促成了泰安丰富多样的特色饮食，主要有泰安煎饼、野菜宴、东阿阿胶、泰山女儿茶、泰山板栗、泰山灵芝等。

三、泰山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专门经营具有地方特色餐饮的酒店不多，地方餐饮质量较低

国内外游客来到泰山，除了感受泰山的雄伟壮丽、探寻历代帝王在泰山上留下的足迹、体验泰安的民族风情外，同时对依托于泰山文化底蕴下的泰安的饮食充满了期待，对此，并没有引起泰安***府和旅游行业的重视，“正宗四川风味”、“沙县小吃”、“佛跳墙”、“韩国休闲餐厅”、“哈尔滨餐厅”、“客家水煮鱼”、“东北餐馆”等餐厅在泰城林立，而“鲁菜馆”仅有“泰山一家人”一家连锁餐厅，对于以“泰安名吃”命名的正规餐厅却几乎没有，泰安回民聚居区最为著名的早餐———糁，只在路边的小摊位有，却没有环境优雅、制作工序精良的正规饭店，没有打造属于泰安的字号，同样泰安煎饼、泰山赤鳞鱼、泰山豆腐宴都没有形成自己的字号，没有专门的饮食文化管理部门，这种现象时间长了，易使本地独有的工艺和技术慢慢退化，宝贵的本地饮食文化旅游资源逐渐消失;有一些经营者单纯追求利润，在工艺和选料以及加工上偷工减料，使游客花了钱却品尝不到正宗的泰安美食，从而对泰安饮食大失所望，严重影响了泰安饮食文化的口碑。

(二)宣传力度不够，营销体系不完善

“山东煎饼”、“东阿阿胶”闻名中外，泰安因依托于泰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拥有“泰山豆腐宴”、“泰山药膳宴”、“泰山煎饼”、“泰山板栗”、“泰山三美”、“泰山野菜宴”等独一无二的饮食资源，游泰山、品泰安美食成为游客游玩的主要目的，但如此优越的先天条件却并没有得到***府和业内人士的重视，对泰安饮食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没有进行整合营销。人们谈到北京，就能想到“全聚德烤鸭”等老字号;来到重庆，说起火锅，就能想到“德庄”、“小天鹅”等火锅名店;提起扬州的早茶文化，那肯定离不开“富春茶社”，提起泰安，却没有一家代表泰安当地特色饮食文化的餐饮名店，所以，必须加大泰安饮食的宣传力度，将泰安饮食文化作为一个品牌来包装，完善营销体系，实现泰安餐饮文化与旅游业协调发展，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2］

(三)文化内涵挖掘不到位，参与性不强

目前泰安餐饮文化在旅游活动中的开发主要以品尝美味佳肴为主，开发者忽视了菜肴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如今，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游客已不满足于吃饱、吃好，而是追求吃得有品位，所以挖掘饮食背后的文化是适应市场需求所必须的。泰山作为国人心目中的神山、圣山，受到历代帝王、文人墨客的顶礼膜拜，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泰安的饮食文化的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另外，对于游客来说，能够亲身体验菜肴的制作会得到更大的满足，这方面应该引起泰安饮食企业的重视。

四、泰安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基础，笔者对泰安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思路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推进区域旅游合作，实现泰安饮食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

将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泰山、济南饮食资源进行整合营销，充分利用“山水圣人线”的优势，推出“品孔府宴、尝泰山煎饼、饮泰山女儿茶、感受济南菜”的饮食线路。

(二)推出饮食文化旅游专项产品

1．泰山农家乐体验游

“农家乐”是一种依托农业的“寄生”产业。因此，“农家乐”不是毁农造景，而是以农为景;不是抛弃农业原有的生产价值，简单追求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而是在农业原有的生产价值基础上，增加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

泰山北麓“农家乐”已颇具规模，“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农业观光休闲游正在成为都市人群休闲消费的时尚，泰山野菜、泰山炒鸡、泰山山珍正是发展泰山农家乐体验游的优良先决条件。泰安要充分利用泰山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泰山北麓清幽的农户庭院，以农户的菜园、花园、果圃、鱼塘，配合上泰山悠久的文化氛围和民风民俗，如泰山封禅文化、东岳庙会等，要让游客动手采摘菜园、果园的菜品、果品，这些成为游客的用餐原料;要为游客准备野鸡蛋、板栗、核桃等“农”味十足的土特产供游客选购带回家。

2．泰山豆腐宴专线游

泰山有三美“白菜、豆腐、水”，泰山豆腐被誉为“泰山神豆腐”，豆腐宴大概始于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祭祀时，“食素斋，整洁身心”。经过历代厨师的挖掘整理，泰山豆腐宴已成为鲁菜中的一朵奇葩。宴会时有多达150多道豆腐菜可供选择。以豆腐为主料烹制的名菜有:一品豆腐、八仙瑶池聚会、佛手豆腐、人参豆腐、芙蓉豆腐、荷花豆腐等，色香味形，美仑美奂。泰安开发豆腐宴旅游专线，让游客在品泰山豆腐宴尝泰山美食的同时，遐想帝王封禅泰山时的情形。

3．在现有泰山观光游中添加饮食文化元素

泰山文化底蕴深厚，饮食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化元素，在对泰山进行旅游开发时，在泰山观光游中添加饮食文化元素，使游客在感受泰山雄伟的自然风光的同时，体味泰山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内涵，得到心灵的净化与灵魂的升华，泰山野菜宴、豆腐宴食用历史悠久，始于古代帝王来泰山封山祭祀时“食素斋，整洁身心”。如“在体验泰山封禅文化的同时，感受豆腐宴、野菜宴”，则一定能给泰山旅游增添更多的乐趣。

4．大力开发饮食类购物品

泰山当地特产丰富，有泰山煎饼、泰山女儿茶、泰山板栗、泰山灵芝等等，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开发各种品质优良、品种多样的饮食类购物品，可以考虑自建直营店、零售店并且通过与旅游购物店合作，销售独具特色的泰山饮食类购物品，作为游客返家携带当地特产或旅游观光式购买，通过游客的无意识营销，对泰山饮食类购物品进行推广，同时实现宣传泰山文化的双赢效果。

5．兴建泰安美食文化街

***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能力，建立泰安饮食文化一条街，美食街的整个设计要结合泰山封禅文化、民俗文化，如泰山石敢当信仰、泰山山神崇拜、东岳庙会等，使游客置身于泰山浩如烟海的文化氛围中品尝泰安美食，让游客对泰山美食在口感和内涵上都被吸引，同时结合泰山东岳庙会，借助泰山东岳庙会的影响力，策划泰安美食节，借此平台宣传泰安美食。

6．宗教饮食文化体验游

泰山佛、道、儒三教合一，普照寺、灵岩寺成为泰山佛教的神髓所在，开发佛教素食文化体验游，使游客体验泰山佛教的空灵和浩瀚;碧霞祠、岱庙为道教神灵碧霞元君、东岳大帝的神府，给了无数善男信女以寄托，定期举办道教饮食养生论坛，在提高现代人养生意识的同时，宣传泰安饮食文化及宗教文化。

7．加大泰安饮食文化的宣传力度

利用各种美食节、洽谈会、旅游大篷车、建立旅游饮食推广网站等平台，宣传泰山饮食文化，通过旅游包机、旅游专列等活动加大旅游促销力度;在对外的媒体宣传片中加入对泰安饮食及文化的宣传。

随着网络影响力的日渐增强，旅游网络推介已经成为一种新型旅游宣传方式，网络营销旋风正席卷整个旅游市场，为旅游行业带来了新的营销商机，正在成为主流旅游营销平台。现在游客普遍通过互联网来获得各种旅游信息，他们获得的泰安饮食信息多是从旅行社网站、各种自助游网站等得到，此外还有一些***网站如山东新闻网等，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要建立一个网上泰安饮食旅游超市，所有的泰安饮食旅游资源都在里面展示，为游客提供各式选择，为游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还要针对不同客源地的喜好和个性化需求，设计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泰安饮食旅游推广网站。

8．打造泰安饮食文化品牌

品牌成为现代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成为提高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战略性课题。只有获得较高品牌认知度的目的地，才能具有发展的基础和长足的动力。［3］泰安饮食文化要得到长效的发展，必须走品牌化道路。注重品牌效应，注册泰安特色饮食文化品牌，例如泰山煎饼、泰山板栗等，通过名人形象代言、文化品牌推广等活动塑造泰安饮食文化品牌。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中国人向来“以食为天”，无论是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还是进一步的生活需求：吃喝玩乐，都离不开“食”与“吃”。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跨文化交际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跨文化翻译中，饮食文化翻译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具有跨文化性质以及传播文化的历史性意义。本文以饮食文化翻译的本质为基础，总结在饮食文化翻译中常见的问题，探讨翻译的优化策略，最后归纳出针对这方面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饮食文化传播文化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策提出要做到“求同存异”。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求同存异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四、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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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民以食为天”，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饮食是格外重视的。我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不仅是古代社会物质文明的反映，而且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体现了社会的精神文明。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还体现了不同阶级、阶层，不同地区、民族的人们的价值观，是当时***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的结果。宋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饮食文化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在我国饮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回顾过去学术界对宋代饮食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对宋代饮食文化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节，也有助于学界加强有的放矢的研究工作，把对宋代的饮食文化史的研究工作推向深入，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注入新鲜空气。

古代饮食文化的内涵应该包括饮食、加工制作食品的技艺、饮食文化礼仪、心态等不同的内容和层次。笔者认为，围绕着食品的生产、加工、市场、消费及国家所采取的***策、法令等一切活动似皆可列入饮食文化的范畴。故有些学术专著和论文我们一并列入综述的范围。对宋代饮食业、饮食市场、饮食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探讨是研究宋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姜庆湘、萧国亮在论述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时，指出饮食消费是汴京城市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并说明了一些饮食情况。此文虽非专门论述饮食业，却为我们认识宋代城市经济与饮食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姜庆湘、萧国亮：《从和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刊《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无独有偶，周宝珠在探讨宋代东京城市经济发展及其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时，也对东京的饮食业和饮食市场多有论述，饮食业的发展是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之一。（周宝珠：《宋代东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刊《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正面专文探讨宋代饮食业的文章是陈伟明的《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刊《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作者从饮食业的发展变化与趋向、饮食业的主要经营类型与服务层次、饮食业经营特色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作者认为，唐宋时期的饮食业，在营业地点范围、营业时间上已逐步摆脱封建***府的直接干预与控制，主要是以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为转移，在性质上已进一步向商品经济的历史范畴转化，显示了唐宋饮食业发展变化的历史新趋向。饮食业的经营类型，以主营的食肴品类可划分为茶店类、酒店类、饭店类、点心店类、饼店类、面条店等；以地域饮食不同可分为北食与南食店类。饮食业的主要服务层次除仕宦官员外，主要是为一些行商贾客、工会小贩及城乡从事流动职业的人们提供饮食服务。而城镇以及流动人口的增加是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商品交换日益活跃、商业市场不断扩大紧密相关，表明了唐宋饮食业的发展自发的进入了商品交换的运行机制中，对商品经济的活跃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饮食业的经营特色五光十色、多姿多彩，表现在：饮食合一，多元经营；推陈出新，竞争经营；雇佣关系，资本经营等。作者透过唐宋饮食业所表现的商品经济特色，指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新特征。城市的饮食业和人们的饮食生活因其特色鲜明而备受关注，尤其是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因而宋代的城市生活中饮食文化气息甚浓，更何况饮食生活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胡建华对宋代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与生产作了研究，作者指出宋代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主要是蔬菜供应、肉类供应、鱼类供应等。作者的研究表明，宋代城市的蔬菜生产基地主要是城市的近郊菜园；南北城市的蔬菜供应特点有所不同：南方全年蔬菜源源不断，而北方城市冬季蔬菜较少。宋代城市消费的肉类主要是羊肉、猪肉，也有少量的牛肉、狗肉。可分为官府消费和民间消费两大系统，前者以宫廷、***队和一些封建行***衙署为消费对象。肉类的来源有三：各地上供的牛羊或靠榷场贸易从北边进口的牛羊；官府经办的牛羊生产基地；向行人（肉行）购买，宋代城市肉铺繁多，货源充足。这主要是因为宋代打破了坊市制，商业交易不受时空限制，副食品的流动频率加快；商品经济和家庭养殖业的发展、农村副食品生产投入加大，货源充足，加快了副食品的流动频率。宋代城市市场对鱼类的需求推动了养鱼业的发展，养鱼业的经营方式有三：一是由官府经营的放生池、湖泊，有封建专营的性质，一般不供应市场；二是豪强地方所经营的鱼塘，一般是为了供应市场；三是农民所经营的鱼塘。养鱼业的发展刺激了贩鱼业的兴盛，这为城市鱼类供应提供了保证，鱼类市场亦遂繁荣。在此基础上，作者概括指出宋代的农副产品通过近郊的生产与发展，逐渐向城市集中，最终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同时，城市副食品供应市场由封闭的自给自足型向开放型转变，对经济发展也非常有益。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副食品生产。（胡建华：《宋代城市副食品供应初探》，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饮食业发展的基础无疑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繁荣、质量提高、产量扩大及商品率高。许惠民的论文《荒漠中的绿洲：两宋农村专业户》从新的角度揭橥了宋代饮食业发展的深刻根源，他考察了宋代经济作物种植业如茶叶、甘蔗、荔枝、柑橘、药材等的生产中专业户的作用，并对农村加工、养殖业、服务业如制茶业、酿酒业水果加工业、淡水养殖业、养猪等作了深入探究，表明了宋代饮食业发展的底蕴所在。（许惠民：《荒漠中的绿洲：两宋农村专业户》，载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而在论述宋代的城市生活的学术著作中，对饮食生活的考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法国学者谢和耐在其《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专辟一章讲衣、食、住，是国外学者对宋代城市饮食文化的认识，也许通过别国人的认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宋代的饮食业，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谢和耐在描述南宋杭州人们的日常生活时用洗丽的语言表示了他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南宋杭州的某些菜谱沿用至今，其食物成份、调味作料、烹饪方法与今天中国菜差别不大，当时的菜肴似乎比现在更丰富多彩。其次，谢氏推崇杭州菜肴花样繁多、烹饪味美，并解释了其原因。一是中国幅员广大，地方风味众多。一旦有大量难民和短期访问者从各地拥入杭州，便使杭州拥有了若干地方风味的烹饪方法；二是基于古代农民的传统，这传统产生于自然灾害频繁的周围乡村，一旦灾祸来临，人们会巧妙的利用一切可能食用的蔬菜、昆虫和动物内脏，显示了很大的发明创造；三是在饮食方面没有宗教禁忌。谢氏注意到稻米成为开封人的主食之一，北方的饮食传统传播到了东南诸路；杭州有专营种种地方风味食品的餐馆，葡萄酒和葡萄干、椰枣等少数外来产品也进入了杭州，在战乱、饥谨时出现了人肉餐馆。他列举了大量市场上的食品，指出富人和穷人饮食存在天壤之别；下层人民主要吃米饭、猪肉和鱼肉等，而富户的食物丰盛、富于变化，皇家后宫、皇亲国戚、达官贵宦、富商巨贾总是食不厌精、穷奢极欲。再次，谢氏指出宋代杭州喝酒之风非常普遍，除此之外，茶是人们日常消费的饮料，宋茶种类繁多，人人精于品茗之道。（［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可与谢和耐的著作相媲美的是李春棠对宋代城市生活的展示，李氏的著作对宋代城市的饮食生活着墨良多，且立足于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出发审视饮食业的发展，研究的新异值得肯定。作者对宋代的酒店、茶房的考察十分认真仔细，对茶酒这饮食结构中的两大支柱的生产、经营和消费作了全面的论述。对其他饮食业如瓠羹店、川饭店、南食店、闷饭店、荤素从食店等亦做探究。作者通过考察饮食行业的情况，提出了对宋代商业市场的新观点，认为商业市场的分工已较为复杂，分工水平远远超出了唐代以前的商业市场。他指出饮食业有产业部门的性质，并以大酒店为例分析了其经营结构，即有三个主要部分：表层部分，即食品销售部门；中层部分，即食品加工部门；深层部分，即酿酒生产部门。（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对北宋的都城汴京和南宋的行都临安的饮食业做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的分析论述是研究宋代饮食文化的重头戏，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关于论述这两个城市的饮食业和饮食生活的论文至少有六篇之多。钟金雁的论文对上述两座城市的饮食业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宋代两京饮食业十分发达，并认真考察了两京饮食业的基本情状，指出了它的三个层次；有以高消费为特点的大型名酒楼茶肆，有适应中下层的中低档食店，此外就是这两者的基础，丰裕的粮菜供给市场。它们共同构成了宋代两京饮食业的整体结构，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作者强调指出，三个层次虽存在竞争，但联系和协作却是更为通常；并进而指出从两京饮食业的状况可以间接窥见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细枝末味地由饮食业反映出来，这是宋代两京饮食业发达的大背景。（钟金雁：《宋代两京饮食业析论》，刊《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而吴涛则重点研究了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对东京丰富多彩的饮食生活作了三个方面的概括。首先，东京居民所食用的粮食有米、麦、粟、菽等；其次，东京居民的副食品有肉类、菜蔬、果类等；再次，东京居民的饮料主要有酒、茶、汤等。对每一类食品作者都作了仔细的论述，使读者对东京居民的饮食生活有了全面的了解。（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刊《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魏天安则从另外的角度来探求了东京的饮食业，对食店、酒店、屠肆和肉铺、盘街和浮铺等分别作了论述，可与吴涛的文章并读。（魏天安：《宋代东京的饮食业》，刊《中州今古》1983年第3期）此外，刊于《中南民院学报》1995年第四期的论文《宋代开封饮食生活的历史考察》也对开封的饮食业和饮食生活作了详细论述，颇值一读。张廉明则对汴梁的餐馆业作了研究，对店堂及其服务、营业及其特色、货源及其供应、餐馆业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论述，指出宋代讲究饮食，促进了烹调技术的研究和提高，使厨师的烹调技艺在民间广为传播。（张廉明：《北宋汴梁繁盛的餐馆业》刊《中国烹饪》1980年第2期、第3期）在另一篇文章中，张廉明论述了汴梁的饼店。（张鹣明：《北宋汴梁的饼店》，刊《财贸战线》1979年3月20日）考察南宋杭州饮食业的文章有徐吉***的《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刊《浙江学刊》1991年第6期和林正秋的《南宋临安的饮食业》（刊《中国烹饪》1982年第1期）徐文从临安饮食业的经营项目及营业时间、饮食店的货源及其供应、饮食业的经营特色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他认为临安饮食店大致可分为酒店、茶肆、食店、点心铺四种，酒店依其经营性质分为官营和私营两大类，从酒店经营的规模和项目看，临安酒肆又可分为以下数等：第一等为正店，第二等为脚店，或称分茶酒店，第三等为拍户酒店，是小型的零卖酒店，第四等为沿街串巷流动叫卖的小贩。茶肆按其规模亦可分为数等，分别是大茶坊、人情茶肆、花茶坊、普通茶坊。食店包括饭店和面店，因经营特色不同又可分为羊饭店、南食店、素食店、菜面店、衢州饭店等。点心店可分为荤素从食店、素点心从食店、馒头店、粉食店数种。饮食店的营业时间分为早市、夜市、正常的白日供应三种，各有分工。对粮食、肉、鱼、蔬菜、水果、食用油、调味品等货源及供应亦做考察，指出了临安饮食业经营的特色：第一，讲究环境布置；第二，注意服务质量；第三，品种繁多，别具特色；第四，讲究饮食卫生，着重食品包装。作者最后总结指出，临安饮食业十分发达，在宋代及中国饮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已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把传统饮食文化推到了一个新高峰，为明清时期菜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林文论述的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即人口增加、饮食发展；经营方法，灵活多样；宴客酒席，登门操办；菜点原料，丰富多样。全汉升所写的《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也是宋代饮食业与饮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论文。（刊《食货》1935.2）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汴京、临安等饮食业研究的浓墨重彩相比，对宋代城乡小市场、初级市场如农村集市上的饮食业的研究稍嫌薄弱，发表的论文不多。商鸿逵注意到了这点，他的研究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憾。他对唐宋以来的市肆食物做了探究。认为市肆食物系指街巷间售卖的零星食物，虽非贵重名菜也非山珍海味，却也不乏美味佳品。这类食品主要为糕饼，北宋开封已有规模可观的饼店。市肆食物也需要花样翻新，争奇斗胜，并需要讲求质量，互相竞美。唐宋以来的市肆食物有按照时节作出应时供应的特点。（商鸿逵：《礼失求诸野――谈谈唐宋以来的市肆食物》，刊《中国烹饪》1982年第2期）饮食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之间关系密切，前面的论文多少也有论述。林乃桑在其专著《中国饮食文化》中，分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源流，将隋唐至明清划分为一个阶段，认为在这时期经济发达，出现第三次人口高峰，形成六大菜系。林文虽未单独分析宋代的饮食业，但把宋代置于隋唐至明清的时段中考察，也许更能给宋代饮食业一个合理的定位，也更能看出宋代饮食业与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间的关系，从宏观上了解宋代饮食业发展的大背景。（林乃桑：《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着眼于饮食市场本身发展、变迁的纵向考察中，更容易发现宋代的饮食市场与前代相比出现了哪些新鲜因素，与后代相比又存在哪些局限。贾身瑞论述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和变迁，从传说中的原始市场谈起，对夏商周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的饮食市场加以叙述，至元明清时期而止。贾文认为唐宋时期饮食业经营规模空前扩大，都市饮食业经营项目较前大为增加，饮食服务出现了不少新项目、新花样。（贾身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刊《商品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与此略有不同，曹玲泉则考察了宋代的饮食市场。（曹玲泉：《略论宋代的饮食市场》，刊《旅游科学》1990年第2期）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外学者所瞩目，被称之为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李春棠从宋代饮食业中的酒店、茶坊审视宋代的商品经济，以小见大，别具一格。对认识宋代商品经济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兴盛的酒店、茶坊成为观察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宋代由于打破了坊市制、商业市场迅速蔓延，酒店茶坊兴盛，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接纳的顾客数量很大。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说明当时城镇居民饮食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比较高。因为茶与酒多数人不能自给，且酒店茶坊还供应大量菜肴果品。商品经济越发展，人们对于食物市场的依赖程度越商。受商品经济固有的经济规律驱使，酒店茶坊的经营形式多姿多彩，酒店的经营模式约有七种类型。经营的多样化，说明商业市场内部分工有了发展；市场的竞争性加强，这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反射。竞争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且加速阶级的分化。在茶坊酒店中有经济信息的交流、商业贸易的洽谈和劳动力的交易。酒店茶坊中劳动雇佣关系得到了发展。李氏最后总结指出，宋代在饮食这样重要的社会生活方面，商品化社会化程度有了提高，扩大了自然经济的不严密性；传递商品信息的社会条件发展了；商业市场的分工发展了；竞争规律的运动加强了；自由劳动力较多的进入了市场；出现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这表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出了以往各代。（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刊《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在对饮食结构的纵向考察中，闵宗殿指出了发生在宋代的变化：一是水稻在粮食中地位的提高；二是水产品在饮食中的比重扩大。（闵宗殿：《我国饮食结构的回顾与思考》，刊《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对文化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如果从饮食的角度思考，往往会得到出人意料的解答，这是十分有趣的。例如对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所反映的季节，历来存在争议。李祥林根据画中的饮食资料对画所反映的是清明节时期提出质疑。首先，画上有酒家，旗上写有“新酒”二字，根据考证，新酒乃秋日酿熟开沽之酒，且宋代官家酒库并无清明节卖新酒的例俗；其次，画中有街市出售饮料的情况，季节上应为夏秋暑热之时，清明节时用不着喝饮料防暑降温；第三，画中有西瓜摊出售西瓜，且有几个儿童赤脚、光着上身，亦应属于夏秋时节。以上三方面饮食证据表明《清明上河***》实非清明时节景而是夏秋时节景之摹写。对画题中的“清明”解释有二，一指地名，指清明坊；二指时***，即清明之世。（李祥林：《从饮食角度看》，刊《中国食品》1994年第11期）

糖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重要食品，宋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业也得到了发展。季羡林系统研究了中华蔗糖史，在其专著中专辟一章探讨宋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霜术。作者认为，专就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而论，宋代较唐代有了显著的进步，这首先应归功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宋代的文化环境在其中也起了作用。截止到宋代，甘蔗在中国的种植地区包括江苏、浙江、江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广东、福建等省，都在南方，后来逐渐向北扩展。宋代同唐代比起来，甘蔗品种增多了。在制造工艺方面，除了曝和熬外，宋代增添了一种新方法，即窨制法。至于制造普通砂糖的工艺，宋代应比唐代有进步。宋代遂宁糖霜的制造在中国制糖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宋代制糖地区有四川一带，出产糖霜、石蜜、蔗糖、***糖狮子等；江浙一带，出产石密、***糖、沙糖、糖霜；福建一带，产沙糖；江西一带，产沙糖；云南一带，产糖霜（白糖）、合子糖（红糖）；湖南湖北一带，产沙糖；广东一带，产糖霜；西蓉（主要是波斯）产糖霜、石蜜。宋代甘蔗和糖类的应用主要是食用和药用。宋代制糖影响了大食和南海诸国，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甘蔗种植和制糖业得到了发展。（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陈学文在论述我国古代蔗糖工业的发展时讲到了宋代的制糖，指出宋供采取轧蔗取汁的方法，用巨石碾或舂蔗取汁。然后有浓缩、煎熬过程，把蔗汁直接放进锅内煎熬，再去蜜凝结，把煎熬的糖水让其自行凝结，凝结后加以过滤，曝之烈日才能完全凝结。（陈学文：《中国古代蔗糖工业的发展》，刊《史学月刊》1965年第三期）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甘蔗和砂糖的起源》一文中指出，甘蔗在唐宋之际除江西、湖广、江苏、安徽外，四川、福建也有栽培。宋代福建开始制造砂糖，而四川、福建、两浙、广东生产糖霜，四川开始制造石蜜。作者在《中国主要产业的发展》一文中又对宋代制糖业作了论述，指出宋代砂糖的制造已广为推行，其制造技术也已有进步。糖霜在四川、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制造，其中以四川遂宁所产最为精美。宋代白糖已在各地广为制造，进而在四川和其他地方也有糖霜的制造。各个地方的砂糖产量虽然不知其详，但大体而言，出产精美的砂糖的地方产量最多，因而可以把四川、福建、广东等地视为砂糖出产最多的地方，以栽培甘蔗、制造砂糖作为农家副业的地方也不在少数。在盛产砂糖的地方，它已经成为专门的职业，在遂宁等地，以制造糖霜为业的糖霜户已多达几百户。（［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宋代饮食中鱼类的消费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与宋代渔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魏天安探讨了宋代渔业，指出宋代渔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明显提高，如宋代有了专业化的鱼商组织，渔业逐渐成为一个***的经济部门。宋代渔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部分农民成为赖渔为生的捕鱼专业户；随着渔业与农业的逐渐分离，渔业税在宋代财***上成为专有的税目。宋代渔业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淡水养鱼业的推广，宋代淡水鱼以青、草、鲢、鲤、鳙为主，因这些鱼类不能在鱼池产卵繁殖，鱼苗的捕捞、培育和贩运业随之发展起来。宋代沿海捕鱼业已初具规模，并对当时***治和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秦汉魏晋时期的海涂采捕发展到以近海采捕为主，是宋代沿海捕鱼业最主要的特征。沿海捕鱼业最发达的地区是福建和两浙；广西东路、淮南东路以及京东、河北路沿海地区，捕鱼业也有一定发展。宋代城镇的兴盛和城居市民的消费需求增长，为鱼类产品开拓了较为广阔的市场，推动了宋代渔业的发展。城市中的贩鱼组织鱼行的出现标志着渔产品买卖的专业化市场已经形成，流通机制更加完备。鱼行的买卖灵活多样，有批发，有零售；有现货，有赊购。而水利的普遍兴修又为扩大渔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适度的渔业税收***策，为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渔业成为有利可***的行业；造船业的发展，对宋代渔业特别是沿海捕鱼业的兴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作者最后总结指出，宋代渔业较前代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从事捕捞业的渔户、船户人数多，分布广，捕鱼量大，改变了城市市民的食品消费结构；池塘养鱼不仅掌握了主要家鱼的养殖规律，而且与市场建立了紧密联系，为养鱼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朝着向商品经济的方向发展。（魏天安：《宋代渔业概观》，刊《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魏学忠考察了宋代的水产商业，认为我国水产商业的繁荣当以两宋时期为最，并对开封和杭州的水产市场作了论述。（韩学忠：《宋代的水产商业》，刊《中国水产》1983年第3期）作者还探讨了宋代的水产加工业，认为在宋代我国水产品的加工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韩学忠：《宋代的水产加工业》，刊《中国水产》1983年第四期）

大豆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隋唐以后，大豆的加工利用有了新进展。首先是开始利用大豆的油份，豆腐的生产也已开始，最迟在宋朝初期，豆腐就在淮南一带成为副食品了。（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的加工和食用》，刊《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古人认为“医食同源”，医药似可属于饮食文化的范畴。刘顺安研究了北宋东京的药铺，对东京药铺的种类、作用和特点作了论述。作者认为，根据药铺的性质，大致可分为宫廷药房、官办药店、私人药铺等几种。官私药铺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当时东京民众之疾苦，增加了***府收入。东京的药铺除了有店面临街、利于服务；分布广泛、遍布全城；处在豪华交通要道、地理位置优越等特点外，还有：药物类多、剂型齐全，汇集了当时全国所有品种；药铺门类齐全，技术精湛，代表了当时全国医术的最高水平。作者最后指出，东京的药铺，是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我国中药事业的发展、东京的繁荣有作用，而且对后世医学也有深远影响。（刘顺安：《从谈北宋东京的药铺》，刊《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四期）

最能体现宋代饮食文化的特色的是菜肴。林正秋指出宋代因饮食业迅速发展和各地厨师的努力创新，食坛上名菜佳肴大批涌现，不少珍馐成为后世的地方名菜。宋代由于大江南北烹饪技艺的交流和城乡菜肴烧煮方法的融合等，菜肴出现了一些新特色：第一，猪羊鸡鹅，肉类主体。猪肉是肉类菜中各阶层都喜欢的菜类，讲究猪肉选料、认真取舍，是宋代猪肉菜肴的特色之一；同一类料采用不同的配料、调味或切成不同的形状，也可烹制不同美味的佳肴；羊肉在肉类品中也占重要地位，成为宋代宫廷宴席上的传统名菜；鸡鹅等家禽肉类类，以肉质鲜味、营养丰富著称，是民间招待宾客与滋补的良菜。第二，鱼虾类菜，比重上升。宋代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海洋捕捞与淡水人工养殖都有较大发展，丰富的鱼虾为菜肴多样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宋代鱼类名菜多，食蟹方法多样；鱼虾烹制方法多样，是宋菜的特色之一；以鱼虾为酱的菜肴也日益推广。第三，素食菜肴，日益精雅。唐宋素菜品种日益增多，用麦麸面筋仿制各种肉类制品的滋味菜肴大批出现。第四，汤羹菜肴，品种繁多。汤羹品种繁多，显示了宋菜的特点。第五，腌腊冷冻，变化多样。宋代的腌腊冷盘菜肴大增，成为筵席桌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宋代腌腊冷冻品种繁多，可分为脯腊、冷冻、鱼脍三类。在东南沿海盛行生食鱼肉片的情况；冷冻菜肴的大批出现是宋代冷盘菜的重要特色和创新，冷冻菜肴便于拼盘造型，增添了形态美观。宋代拼盘造型以山水风景为多。此外，宋菜在调味上南北交融，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中带辣等。（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刊《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宋代文人不乏对烹饪感兴趣者，除了苏轼之外，诗人陆游也是业余的烹调专家。邱庞同通过研究陆游咏叹饮食的诗歌发现陆游诗中不仅记载了吴中、四川等地的佳肴美味，还提出了许多关于饮食的独到见解。（邱庞同：《陆游诗中的烹调》，刊《中国烹饪》1980年第一期）宋代的节日饮食风俗我们介绍的不多，在上述有些专著或论文中包括这方面的内容。孙家骅介绍了宋代人们在端午节喜欢吃粽子的风俗。宋代的粽子形状不一，内容丰富，品种繁多，一般都用艾灰淋汁煮熟而食，其色如金。南宋以后，粽子已不单纯是食品，成为了装饰品和礼品，人们把粽子作为象征吉祥的礼品相互馈赠。（孙家骅：《宋代的粽子》，刊《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宋代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少，有些内容我们完全可归入前面的项目综述，但为了引起学术界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史的重视，笔者在此专就宋代的研究情况略做梳理，以期抛砖引玉。一般而言，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多分布在畜牧业发达的地区，与汉族的发达的农耕文明差异较大，这在饮食方面有突出表现。通过研究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他们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进步的过程。程妮娜研究了辽代契丹族的饮食习俗，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饮食分类与品种；饮食方式与节令食俗；炊具与饮食具。作者认为，契丹族传统的饮食是食肉饮酪，建国后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饮食的系列与品类随之由简至繁，但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特点。辽初契丹人的主食以肉为主，粮食为辅；中期以后，粮食在主食中的比重增大，但其嗜肉酪的习俗并没因此而改变。酒、茶的饮用较多；果品种类亦不少。作者最后总结指出，契丹族的饮食习俗，在各方面既保留了本民族的特点也受汉俗的影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现了契丹族随着经济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摈弃本族的陋习吸收先进文明，不断形成适应本族发展进步的新的饮食习俗。（程妮娜：《辽代契丹饮食习俗述略》，刊《博物馆研究》1991年第3期）张国庆也专文探讨了辽代契丹人的饮食，但与程妮娜的研究颇有不同之处。作者认为契丹族的饮食极富北方民族特色，并对他们的食物做了分门别类的详细考察。一、肉食类食物。其来源有三：家畜；走兽、飞禽；鱼与蟹。契丹人食食肉经历了一个由生食到熟食、由简单宰割饱腹到制作各种肉食佳肴的过程。他们能制作好几种肉食制品。二、粮谷类食物。辽代契丹人食用的粮食以粟为最多，此外有黍、稻等。他们食用粮谷的方法已经很多，能作成多种食物，常见的是煮粥和炒米、炒面，也开始制作、食用煎饼、馒头水饭和干饭等，还喜欢食用粘性食物如糯米饭。三、瓜果类食物。四、蔬菜类食物。主要有芹菜、回鹘豆、野韭菜、菱芡等。五、调味食品。有盐、醋、酱、油、蜜等。六、饮酒。七、饮茶。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指出：辽代契丹人的饮食习俗，有很大一部分是承袭于其先世民族；他们饮食形式的变化，受到了同期相邻民族的影响，尤其是受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汉族的影响较大；辽代契丹人特殊的饮食习惯和方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契丹辽地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一期）张国庆还专门探讨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作者指出，辽代契丹人的酿酒分官酿和私酿，官酿主要供契丹皇室人员及高级官吏饮用；民间酿酒的小作坊主要满足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饮用。契丹人的酒肆遍布辽地各京城州县，其主要服务对象是下级官吏、普通民众及商贾。契丹人的盛酒和饮酒器种类很多，既有从中原地区传入辽地的汉式传统酒器，也有当地富于契丹民族特色的酒器。契丹人好酒，其饮酒场合颇多：各种礼仪用酒；祭祀活动中的饮用酒；时令节日中的饮用酒；欢庆、游乐场合的饮用酒；接待使臣时的饮用酒；皇帝恩赐臣下时的饮用酒等。因造酒过多浪费粮食，官吏酗酒产生不良影响，辽帝有时也对饮酒加以限制，禁止私人酿酒。（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刊《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一期）武玉环也对辽代契丹人的饮食作了论述，认为契丹人的饮食习惯受地理气候条件的限制，并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特点，契丹人善于畜牧，饲养的牛羊之***是契丹人喜爱的日常饮食，肉类也是他们的日常食品；契丹人还喜欢吃新鲜蔬菜。他们的主食是米、面及五谷杂粮，并喜食水果。酒和茶是契丹人喜欢的饮料。他们的饮食器具亦别具特色。（武玉环：《略论辽代契丹人的衣食住行》，刊《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讨论女真族的饮食文化的论文较少，笔者仅见李宾泓的《金代上京地区女真人的饮食文化》（刊《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作者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食制与饮食方式；饮食结构、调治法及其演进；主要食物源流。他的研究表明，上京地区女真人食制经历了由两餐制向三餐制的过渡；他们的主食原料有麦、稻、粟、黍等；菜肴原料有六大类：鱼肉类；油脂类；蔬菜类；蛋***类；瓜果类；调味类。面食逐渐占主要地位，且种类繁多；菜肴以肉食为主；饮料主要是酒和茶。作者指出，上京地区女真人的主要食物，均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到金代能制作出花色品种繁多的主副食品，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特色。今黑龙江地区的许多饮食习俗都有金代女真人饮食的遗风。

学术界对宋代饮食文化史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为今后研究的继续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一门缘学科，饮食文化史的研究要取得新成果，还需要研究者有扎实和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新的思想和理论作为指导，需要各个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仅就宋代饮食文化史而言，也需要各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如宋代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科技史、哲学、思想史、市场史……等。宋代饮食文化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与其他断代饮食文化史的研究相比，宋代饮食文化史的研究显得薄弱，尤其是与秦汉、唐代相比，更是如此。这与宋代辉煌灿烂的饮食文化是不相称的，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另外，宋代饮食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还应进一步拓宽。过去的研究多侧重于城市的饮食生活，对农村和下层人们的饮食生活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不够深入，有的论文仅在于叙述现象，尚未进一步做更深的理论分析；对宋代饮食观念的研究尚未展开；宋代饮食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尚待学者研究；对宋代其他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史的研究还很不够；宋代饮食文化史的专著尚是空缺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人民逐步告别了短缺经济的时代，过上了生活富足的日子，饮食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饮食观念亦有翻天覆地的改观。我国的饮食文化迎来了发展良机，而在此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回过头去看看历史上的饮食文化史，尤其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期的饮食文化史。我们会从中吸取许多有益的东西，为今天的饮食文化发展提供借鉴。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宋代饮食文化史的研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要。我们期待着学术界***思想，引进新理论新方法，努力耕耘，在宋代饮食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新成绩。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中国人向来“以食为天”，无论是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还是进一步的生活需求：吃喝玩乐，都离不开“食”与“吃”。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跨文化交际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跨文化翻译中，饮食文化翻译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具有跨文化性质以及传播文化的历史性意义。本文以饮食文化翻译的本质为基础，总结在饮食文化翻译中常见的问题，探讨翻译的优化策略，最后归纳出针对这方面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饮食文化传播文化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策提出要做到“求同存异”。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求同存异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br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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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究，2002.

[1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究，1997.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中国人向来“以食为天”，无论是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还是进一步的生活需求：吃喝玩乐，都离不开“食”与“吃”。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跨文化交际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跨文化翻译中，饮食文化翻译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具有跨文化性质以及传播文化的历史性意义。本文以饮食文化翻译的本质为基础，总结在饮食文化翻译中常见的问题，探讨翻译的优化策略，最后归纳出针对这方面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 饮食文化 传播文化 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策提出要做到“求同存异”。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求同存异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 water boils the shan 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 bread; steamed 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 dumpling， ball

把“粥”译成：gruel， soft rice， 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 Bao Chicken;

Sauteed Chicken Cube with Peanuts;

Diced Chicken with Peanuts in Chili 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 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 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 white radish patty’和‘Taro 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 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 Jiaozi， 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 meat 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 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 Bao Diced 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 Po Beancurd 或Ma Po Tofu (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 Po Stewed 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 beef with brown sauce红烧牛肉

Sliced chicken with seasonal 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 stweed fish水煮嫩鱼

Sliced fish with tomato 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 Slice Mutton with 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 Lamb Leg烤羊腿

Fried Eggs with 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 Assorted Sweets Beijing 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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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

[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10]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究，2002.

[1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究，1997.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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