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红色条纹衬衣，暗橙色外套，乘一辆七座的本田商务车。任何一个拥有这些东西的中年男人，总不免让人多看两眼，何况这个中年男人少了一条左腿，去哪都离不开两根拐杖。他就是徐良。1987年的春节晚会上，以一曲《血染的风采》一夜风靡中国的“老山英雄”。
现在，几乎没有人能认得出他了。当他走过北京街头，年轻人至多会偷看一眼那残缺的腿，然后迅速扭过头去。“现在是我最满意的生活状态，安静。”徐良说。
22年前，徐良曾是“明星”和“英雄”的代言人。春节晚会后，各地的演出都以能够邀请到他为荣，他的出场费可算大陆最高的，每到一处，总有崇拜者会想方设法混进后台，就为了告诉他：“我们今天带着孩子看英雄来了”。
如果不在舞台上，他往往出现在各地大学院校的演讲台上。那些活跃于街头的大学生，或许是为***人的牺牲精神所染，对他每场长达2小时的报告给予最高的热情。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报告会上，容纳千人的礼堂挤进了两倍的人数。报告一结束，徐良和轮椅被大学生们举在头顶上，摇摇晃晃地传到大门口。
担心从轮椅上掉下来的同时，徐良真切地感受到，“我在他们心中就是英雄”。1985年，尚在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读大四的他，从未想过这将成为自己的人生。
1985年末，到陕西各地驻***慰问演出时，***中的备战气氛，让他这个在京城大院里看着《英雄儿女》长大的干部子弟热血沸腾，力请参战。背着砖在云南山地间训练了三个月后，1986年4月，徐良以一名战士的身份，从云南边境进入越南。
现实中的战争，没有出现电影里冲锋陷阵的宏大场面，他和两个战士窝在腿都伸不直的山洞里，和对面小山头上的几个越南兵，持***对峙。亚热带的潮湿气候，让他感觉“比坐牢还难受”。对峙了十几天后，对方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股动脉，战友轮流抬着他从山上撤下，失血过多的他被连根截去左腿。
时至今日，徐良已不愿再回忆受伤的经过，他认为这在人们的想象中已被过分渲染：“我只要告诉人们这条腿不是狗咬掉的，是战场上因武器而失去的就够了。”而那段英雄代言人的岁月，更让他感慨良多。
当年那些演出均为商业性质，起初他还能享受一个艺术系的学生重返舞台的喜悦，可当他发现观众并不在意他的歌声，他们掏钱只是为看一眼“英雄“时，“我觉得自己可悲”，他说。1989年左右，他停止参加一切演出，渐渐淡出名人圈。
在他声名如日中天的1987年，厄运袭来。当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刊登《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一文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而这年9月，徐良曾参与“上海金秋文艺晚会”的演出，一时间北京街头的报贩叫卖着“徐良一条腿卖了三千。”几年后徐良打赢了与这家报社之间的名誉权的官司，但这件事带来的损失已无可挽回。
但徐良真正“人生的谷底”在1997年出现。那年5月，他和朋友在歌厅玩到半夜时，一个朋友在殴斗中打死了一名年轻人。第二天，徐良就被带回了陕西的部队，关了整整一年的禁闭。这一年，徐良向妻子陈燕提出离婚，儿子归陈燕。一年后，那起杀人案经法院审理终结，法院认为徐良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他随后返回北京，对过去的一切绝口不提。
不知何时起，网络上流传着一篇署名“北明”的文章，称徐良是逃兵和杀人犯，已被判无期徒刑。徐良也不知能找谁辩解，近年在接受寥寥几家媒体采访时，他都会重申，这纯属诬陷。
2001年，还是某***通讯团副团职干事的他，向部队提出病退申请，但因种种原因，至今也没办完病退手续，理论上说，他还是一位现役***人。
但在很多老战友眼里，徐良仍然算是个人物。
前两年的一天，徐良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位老战友来北京上访，寻求他的帮助。这位战友便是他的班长田凤来，靠着每月310块钱工资养活一家四口。等田回家后，徐良每个月给对方寄去500块钱。“我也不知道500元能解决什么，”徐良说，“尽我所能吧。”
在战友聚会时，总有人对如今窘迫的生活怀抱怨气。徐良会劝对方，“今天的生活和你的，个人努力、机会都有很大关系。”可私底下，他也免不了责怪现实对曾经那场战争的“冷漠”。
越南，从来不是一个聚会时会提起的话题，但徐良却对当年的敌人有着不小的好奇。2000年，他和朋友去了一趟越南，特地看了一眼当年打过仗的地方，想知道那些山头的背后是什么。
那场战争对他来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这几十年，徐良回过三次老山，就连他没打过仗的广西凭祥，也去了一次。去了这么多次，“想净化一下自己的内心”，徐良说。
最让他流连的地方是***陵园，“墓碑里没有人和人的争斗，也没有尔虞我诈”。他甚至羡慕这些在地下的人：“他们比我幸运多了，不幸的人，是活着的人，更不幸的人，是我这样无法正常生活的人。”
生活在由亲人和朋友组成的小圈子里，徐良曾一度舒心过。2001年他和在前线战地医院当过护士的小宁结婚，2003年又添一子。但2008年4月，妻子带着儿子移民加拿大，徐良只能通过电话和QQ视频联络至亲。
移民完全是妻子的主张，徐良说以自己每个月3000多元，包括伤残费在内的部队工资，无法在北京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妻子看中了加拿大的义务教育，但加拿大对他而言，只是个“不可能去的地方”。
已经6岁的儿子会在想念父亲时，直接拨打徐良的电话。但徐良却觉得：“社会的支撑早就倒了，现在亲情的支撑也倒了。”儿子在北京时，徐良的父亲尚健在，但只有逢年过节之时，他才敢去探望老人。“父亲见我一次，就会难受一次。”
一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有诸多不便。截肢处长出许多神经瘤，时常让他睡到半夜时，感觉被针扎似的，“腾”地坐起来。他看上去气色不错，微微发福，但血压很高，他从来不吃药，估计自己“一检查肯定住院”。
妻子离开后，徐良拒绝找人长期料理他的生活，他说每天总有朋友想着他。有时朋友来得太多了，为让他们玩得尽兴，他最长一次七天七夜都没能合眼。他很少出门，不见陌生人，没朋友来时，他就在家上网看新闻，他觉得网上还在议论那场战争的人“没脑子”，因为这“不是百姓能说清楚的”。
上网时，他习惯地听一首王虹演唱的《错》，这个当年和他一同走上春晚舞台的女歌手，声音沙哑高亢：“谁说认识你是命运的错，谁说离开你是命运的折磨，谁说这一切都是错，那我情愿一错再错。”
“这也是我最后在舞台上唱过的歌。”徐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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