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作者简介：王大禹（1986-），男，汉族，吉林长春人，学生，历史学硕士，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方向：明清史。
摘要：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艺术中最独特而重要的，厥为‘书法’。”清代学者的学术视野中，对书法的态度大都较为冷漠，只将金石文字作为考证经史的材料，较少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去关注金石文字，而金石学和文字学之于书法却是“根砥之学”，学者中翁方纲的治学态度却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不为书法而考金石，此欺人者也。本文从翁方纲的学术论及书法艺术。
关键词：金石学，翁方纲，书法
明末***治荒乱，经济崩溃，起义***四起，遂使山河破碎，满洲伺机入主中原，代明而建立了大清***权。随着清朝***权的逐步稳固及其对思想文化控制的日益加剧，到康熙以后，晚明在文人士大夫中间那种强烈的“反对束缚，提倡个性”的学风及书风很快便消失了。满洲统治者是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对在思想文化上处处表现的优越的汉族知识分子，满族统治者的心理显得异常敏感和脆弱。此时的文人士大夫稍有不慎，便会引起***治猜疑，招致不可预测的***治报复，所以学者的学术视野从“经世致用”之学大多转移到了考据学之上。从而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复兴。因为传世碑版及前人的著录有限，已远远满足不了这些学者的迫切需求，于是访碑著录，考释研究之风大兴，翁方纲便是其中著名的学者书家。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又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人，乾隆十七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清廷开设四库全书馆，翁方纲被任命为纂修官。①在四库馆翁方纲得与钱大昕、贵馥、黄易等人结识。乾隆二十九年（1764），翁方纲出任广东学***，期间涉游各地，搜集金石文字多达五百六十二种，由此著成《粤东金石略》，此书为研习广东的历代碑刻提供了方便。又有《复初斋文集》、《两汉金石记》等著录。翁方纲之后，大凡言及金石之学，必然首推翁氏。
史家称宋为小三代，实是考据金石之开端。欧阳修、赵明诚诸金石学大家前后相继，为后来学者开辟了研究道路，提供了治学方法。金石学在沉寂了几百年之后，在清代又彪然成为一大显学。梁启超称：“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如《四库全书》的修撰便云集了大批有清一流学者。其中纪昀为总纂者，戴震专经，邵晋涵、程继芳、王念孙治史，翁方纲便主金石，而翁氏同时亦是书坛盟主。章学诚说：“古人不忧名之不传，而忧名之徒传，而无功于人世。”②翁方纲等学者不遗余力，倾毕生追求学问兼顾艺术，是此时的风尚使然。
晚明王阳明心学极盛而后渐显凋敝，学者多旧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如此理学家多不能与社会互动，只为学而学。所以顾炎武等学者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是想让学者脱去宋明儒的羁绊，直接求之于古代经典，随着阎若璩辨伪经，使学者更加注重“求真”的理念，自从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金石学便在学者中转展开来，相互效仿，此后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的《金石三跋》、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等等基本奠定了有清一朝金石学著录的庞大规模。翁方纲的研究不同于顾炎武一派以金石考经史，也不同于黄宗羲一派以金石研究文史义例，在考金石之余翁方纲更多的关注了书法。清代的朴学极盛，占据了学者的视野。可是这样一来必然物极必反，全面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在清中期以后占尽所有，对后来的学者不乏消极影响。
文字学在清代中期进入了全盛。清代文字学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上，形成了以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钧的“说文四大家”，而文字的演变求源恰恰是被书家所看重的。文字学是书法的基础学科，没有此学，书法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翁方纲不全以“证经考史”为学术指归，而古代的金石文字又是重要的且可信度高的经史文献，因此翁方纲在搜访金石、辨识文字、考稽史传等方面用力甚多。翁方纲对古代字体演变、结构用笔的的变化加以考疏，使得他对书法的认识与眼界远远高于古人和同代人，又由于翁方纲在书坛的地位，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翁方纲对古代遗留下的残碑断碣的考释，经史之外便在书法的研究之上，现举出一例以说明他的书学研究之博与精。
书圣王羲之《兰亭序》历来聚讼颇多，世间多以为真迹随唐太宗皇帝入冢昭陵，而石刻拓本中，摹刻最为精善、流传也最广的当属《定武兰亭》。南宋时赵孟坚曾以五千金购得一册，携归途中舟覆落水，赵孟坚急持拓本举出水面，得以幸存，故后世称此本为“落水兰亭”。此“落水兰亭”自宋至清，历经二十几位著名鉴藏家与显贵的收藏，流传有绪。乾隆四十七年（1782），翁方纲在友人处亲见此帖，于是借来一观，另又借宋拓别本与之校对，以穷目之力，精摹成“落水兰亭”拓卷。翁方纲的治学态度谨严，不放过丝毫，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如此对他的书法的持论者中予以讥评也不乏人，包世臣在其著作《艺舟双楫》中便称：“于碑帖无不遍搜默识，下笔必具其体势，而笔法无闻”。恰恰相反翁氏于金石之学的造诣，才使其观察入微，绝不含糊，才多有创见。再试举出两段跋文予以说明：
（1）右《嵩山三阙铭》，“太室阙”失去後一行，“少室阙”失后三行，“开母阙”失后二行，又自第十一行以下每行失其上半，而装潢者又误以“太室”居最后，“少室”居次，“开母”居前，此须改装作三三以别之。然此本是数十年前旧拓本，今日所不可多得者。柏泉雅意篆隶，尚宝藏之。③
（2）《王稚子阙》，拓本有二，此其东阙也，“故”字末脚、“史”字右半，皆视今拓多出寸半，以较明末所拓，惟“史”字末脚少寸许耳，盖百余年前拓本也。芝山得此于扬州，携入都以见示，为识其概。乾隆五十九年秋九月朔，北平翁方纲。石蜀石墨，未有古於此者，昔王洋使蜀，尚能详记之，今日知者罕矣。乙卯七月四日识。④
在上述两跋中足可以看出翁方纲对古代金石文字的书法价值取向与悉心。他的书法必然会受此学影响。“如果说树碑立传的儒家文化向来是有士大夫阶层独占的，那么十六世纪以后整个商人阶层也开始争取它了。当时商人墓志铭必已泛滥到触目皆是的地步。”⑤。这样看来，当时社会对古代铭刻文字的向往，必将导致法书收藏与碑石刊刻的繁盛。这不仅仅是一种“附庸风雅”的互动，也是书法研习群体的扩展。“十七世纪是中国书法的嬗变期”，学者白谦慎在探讨这一命题时指出类似问题。唐以前学书被认为是以私相传授的，自宋代太宗皇帝诏侍书王著以内府所藏法书为依据，摹刻出淳化阁法帖，使真迹副本化身千百，让更多习书者得以有所依凭。可是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陷入困境，范本经几百年的再复制，发生了以讹传讹，又值清代的学术氛围较为紧张，又以学者大都无法掌有可靠真迹或优秀拓本同时，即已开始转向了相对易得也更古更可靠的范本上，碑学适时地在上述困境中被学者提出、放大，影响不可谓不巨大，这样一来金石拓本的大量制作呈历史之最。而如何疏理这些拓本变得相当棘手。
自从金石学在宋代形成发展，拓本一直是金石学最为重要的文献载体。欧、赵先贤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广泛搜求拓本和研究拓本所呈现的文献样本基础之上的。金石学在经历了元明两代的相对沉寂之后，在明清交替后开始全面复兴。然而和宋代学者主要通过购买或友人相赠拓片不同的是，清代学者中，很多都是亲身访碑来抄录碑文和带拓工来摹拓片的。对于研究书法的翁方纲来说，拓本能否清晰地展现古代铭文碑文的用笔结体，也是判别拓本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由于唐宋元明以来学习书法的情况是真迹的稀缺，范本形态往往是各种复制品，复制品的最常见物质形态也是拓片。不同形态的范本制作方式往往会改变书法学习方式与感受方式，从墨迹到刻本就是一次决定性的转换，而鉴别拓片的古今真伪便是此中大道。晚明书坛祭酒董其昌就曾因为真迹的日渐减少与真伪混杂感叹：“学书至后代日难一日，有因耳！”（明清书论集）所以，雷德侯（Lothar Ledderosr）说：“在中国，艺术收藏本身就是艺术史”，⑥我们可以这样说，书学在真迹范本稀少的情况下，善本佳拓的收藏鉴别就是书法研习的重中之重。治书法者对范本的鉴别犹如史家对史料进行的审定，而整理史料的基本方法是――校勘。古今都有作伪法书的，有时人得了真迹，因为篇幅的限制，不能多得钱，在利益的驱使下强行将一件作品裁割成几件，而其中又多夹杂进复制品或增加了赝品。这样一来审定拓本的真伪乃是书家的第一步，也是此中的根本工夫。审定拓本真伪、优劣须要有证据，才能使人使己信服。翁方纲在金石拓本上所下过的功夫，才使其在法书的拓本审定上占尽极大优势。
翁方纲对古代拓本的研究整理，我们可以思考。为何他如此分辨拓本，究竟是期望借此说明什么或者达成怎样的目的，而同时代或后来的学者如何操弄使用这些书法载体，并与其他传播形态抗衡，究竟是传为真本的墨迹本与可靠拓本之间哪一形态更加可靠。由此审美的感受在于技术制约中，这些处理方式使学者对书法的记忆得以被保存、推广或者被修正、废弃。最为重要的是书法在自身艺术史中得以与古为徒或新生。翁方纲的金石研究意义非凡之处便是更多地关注了书法本身，这与后来的碑学运动又有很大的不同，翁方纲虽然是以金石考据得以关注碑刻书法，对后期书法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我们不得不对翁的书学及其治学思想予以梳理，以求还原一位书法大家与传统书法本身。（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注解：
①注：崔尔平《明清书论集》945页
②注：朱乐朋.《乾嘉学者书学研究》
③注：《复初斋文集》影印本第五册第1354页
④注：《苏斋跋》卷上《集成》1613页
⑤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538页
⑥注：封治国《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152页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
[2]朱乐朋.《乾嘉学者书学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
[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
[6]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8]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9]白谦慎.《吴大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
[10]封治国.《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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