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海派文化篇1
一、海派旗袍的产生和演变
“海派”一词起初是北京的一些作家对于上海某些文人和文风的批判，含有贬义的意味。海派的对立面便是京派。而后，海派和京派分别成为了象征中国两种文化的代称。但当后人用“海派”来形容服饰时，变贬义为褒义，富有艳羡、赞美的意蕴，“海派服装”差不多可同“海上画派”同日而语了。正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居住于上海的曹聚仁先生曾这样评价，“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以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也可以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时代落伍”。
20世纪初，旗袍“宽大平直，与当时流行的‘倒大袖’相呼应，旗袍的下摆比较大，整个袍身呈‘倒大’状。但肩、胸乃至腰部，则呈合身趋势。”因此，二十年代给人的印象便是严冷方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保罗·布瓦列特要求“摆脱紧身胸衣、打破S形或者A形的总形式，创造能够自由表达自己身体、容许妇女自由活动的服装”“把女性从紧身胸衣的独裁垄断中***出来”成为时装***的号角。上海作为国际时尚与交流的中心，开始纷纷效仿西方人的做法，“中体西用”，“西学东渐”。此时宽松直身的旗袍向称身合体、衣长过膝的旗袍转变。1929年民国***府废除了清朝的冠服制度，颁布了《服制条理》，并规定女服之一为“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至肘与手脉中点，色蓝，纽扣六”，由此变确定了典型的旗袍样式，为海派旗袍的出现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款式结构、造型工艺等的改进下，“旗女之袍”成为了上海新旗袍样式，海派旗袍。但是海派旗袍的早期的形制和传统的区别并不大，去除了繁琐到极致的装饰和点缀，造型修长，“结构上则采用平面裁剪，但细节处处理略显着意，表现在：在直线造型上，将腋下与腰身部位略微收进、下摆略放、侧缝略微外斜、收腰则不明显、通常配以倒大袖，整体呈现修长而平直的形态。”
三十至四十年代旗袍不断吸收西式的裁剪方法，更加趋同于欧美流行女装的廓形。这个时期旗袍的基本造型为“紧身收腰，下摆两侧开衩，中式立领大襟”。并且随着各个年代的不同，旗袍在造型上做了丰富的变化，如：下摆的高低、门襟的装饰、袖子的长短肥瘦和领子的高低等，各自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样式。三十年代，受西方短裙的影响，旗袍变短，下摆缩短至膝盖处，此时上海摩登女性便在旗袍四周加以细致镶滚，手工精制，但摒弃了十八镶滚的繁琐。四十年代是对旗袍三十年代巅峰期的延续，此时旗袍已经完全西化为“改良旗袍”，海派旗袍的廓形已经臻于成熟。当时流行的西式外套与中式的旗袍混搭的方法体现了旗袍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浓郁气息。
四十年代以后，无边饰、无纽扣旗袍的开始流行，在旗袍的右侧缝将铜质拉链缝合至开衩处，这些新材料的使用时旗袍更加贴切成为可能。在传统思想里，中国的女装很少考虑去突出女子的线条美，而注重繁琐到极致的装饰和点缀，看点在于服饰而不是人自身，这种观点正是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重物轻人”思想一致。而旗袍的出现，则恰恰扭转了这一传统局面，加之新兴思想的注入，人们逐渐产生了表现“自我”的意识。正是由于旗袍这种更加体贴“人”，表现“人”，令人有一种包、贴感，突出和显现“曲线美”的新思想新风尚的服饰，赢得了女装的统治地位。
二、海派文化
上海文化在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敢于打破成规，吐故纳新，广采博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独特的“海派文化”的精髓。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独特的发展轨迹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它是中外交流，内地与沿海交流，农村与都市交流综合形成的产物。以前的上海是一个海滨乡镇，没有古老的文化传统，1842年被英国掠夺为通商商埠，猛然间成为了繁华的都市，大量的移民造成了文化的差异，失去了血缘的联系。“它位居全国海岸线的中部和万里长江的出海口，使它外以扇状的放射线联络着外洋各大商埠，又内以扇状的放射线牵系着内陆各城镇，从而成为中外文化信息最便利、最频繁的转换枢纽。”这里充满了时髦、新兴、刺激、陶醉和堕落等，十里洋场的金迷纸醉、穷奢极欲，使人们在物欲横流的商品化中，感叹人事的无常、生命的脆弱、消沉的意志，追求瞬间飘渺的声色刺激。
受当时文化影响引起服装变革，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清***府的门户开放后，促使国际交往曾多，西方列强在我国的英、法租借，宣传西式教育，西洋文化的影响加大。从欧洲输入的舶来品面料，促进人们的着装多样化选择，改变了人们“做一件传三代”着装观念，从而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望，推动了国内的消费水平。其次，更多的妇女开始工作，为适应职业需要，放弃繁琐的宽镶密滚，缝纫方法简洁化。最后，服装变化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外装饰方法的输入。“日本留学生的“留海头”和“大和髻”是时髦女子模仿的一个目标。窄而长的衣衫，黑裙无绣纹，手表和椭圆形有色眼镜，尖皮鞋、提包和伞”，这表示了她们开放的思想和行为。
一个流派所感受世界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是受它周围的文化气氛影响和制约的。海派和京派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域性，在1933年—1934年发生了以杜衡（笔名苏汶）和沈从文为代表的海派和京派之争。沈从文从所发表的《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中，把海派归结为商业化的才子，并替海派下定义，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他认为“海派”承袭着历史性的恶意。海派理论家杜衡用“苏汶”的笔名写了《文人在上海》进行反驳，写到“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剧界所流行的。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意味。”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的巨大差异，在于中西方文化撞击时采取的不同姿态、方式和速度，以及由此提供的人文地理学和地域文化学的信息。
一个民族乃至一种流派的形成离不开社会、***治、文化对它的催生作用，以及对它的动力和挤压。上海成为一个商埠之后，迅速变成了全国的经济中心、远东金融中心，海派文化的影响日益深远，这优越的地理条件、特殊的***治格局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固然主要，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移民促使各地多元文化的注入和融合。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如日常行为习惯、心理素质、个人文化修养等。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在与人结合的过程中，渗透到我们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之中，渗透到行为和心理变化之后，渗透到人格和个性之中。当时的封闭性和多元文化的交错，这种文化渗透显得尤为突出，影响着上海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可见，在海派文化影响下的旗袍款式的多变性不难解释。
海派文化是中西多元、标新立异、注重体现自我的文化，促使服装不断的快速更新来满足人们日益求变的心理。由于上海得风气之先，也最早受到欧美服饰文化的影响，改制旗袍的尝试便在上海悄然兴起。追求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成了此时服饰改革的大方向。上海电影业的繁荣发展，更是问服装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上海滩的青楼***门在服饰的发展中也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她们的穿着行为打破旧规老制，“西洋服饰之改良、西饰之异化，以至于标新立异视为时尚”“在老上海人中出现了笑贫不笑***的说法”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海派旗袍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主流，时装界和文化界的联袂合作，为海派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
海派文化篇2
陌姬：
性别女，爱好男。澳洲籍双子座小女人，原产地中国上海，现居伦敦。坐着写文，躺着睡觉，文风细腻多姿，直击人性中最柔软的部位。医科出身，却又对爱情有着敏锐的触觉。网络骨灰级，著名美女作家，曾任榕树下签约作者，红袖、晋江等诸多文学网站驻站作家。微博：http：///mojidare
1843―1949年期间，上海“八面来风”似的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海派文化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以及之后的青岛、烟台、天津、大连、哈尔滨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些地方的文化中看到西方文化的遗迹，可为什么只有上海孕育出了世界性的海派文化呢？
当西方文化来到上海的时候，在上海最早的中心――外滩，西方文化几乎完全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上海在开埠之前就是一个小渔村，真正的上海本地人人口的密集度并不高，当时的上海文化也很弱势。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等地当地人口的数量、密集度远比上海要来得高，本地文化也会显得非常强势，从而导致对新文化有着很强的抵抗力。
随着上海经济逐步发展了起来，上海周边江浙一带的中国人逐步进入上海就业、谋生，他们带来了其他区域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的到来并不是主人回家，而是客人到访，都属于上海的移民。他们到来后，接受了已经在上海扎根了的西方文化，并以从西方文化中发展出来的“世界性基础文化”作为“上海人”的文化基础。在这个文化基础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又以这个“世界性基础文化”为基准，重新解读了自己的区域文化，抛弃了一些愚昧、落后的东西，把符合世界性基础文化的内涵一起融入了上海文化，这样最终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海派文化。
上个世纪中，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曾经沦为殖民地，但是，只在上海凭借着它的包容和消化的能力，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从今天上海人的行为分析中，我们依然可以分离出“世界性基础文化”的精髓：美学思维、自由与权力、民主与法制、尊重女性、专业精神、契约精神，这些由西方文化发展出来的“世界性基础文化”成为了从全世界移民而来的“上海人”的生存意识、行为标准。
“海派文化”的骨子就是由世界性基础文化为主导，融合了中国文化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文化而形成的。它不是中国文化融合西方文化，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海派文化”不仅仅把外来文化拿进来，而且经过解读融合之后形成一种全球性的中华文化，把我们的中华文化拿出去，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丰富世界文化。
海派旗袍曾经作为海上名媛们的首选正装，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缓缓地诉说了海派文化。电影《花样年华》的点睛之笔就是张曼玉的二十七套旗袍。据王家卫本人回忆：小时候去那些在香港的上海人家家里，清楚地记得女主人会穿着得体的旗袍，家里整理得干净整洁，然后用精致的点心招待他们这些小朋友。旗袍也由此在儿时的王家卫心里留下一种情结。
张爱玲说过：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而上海女人的语言恐怕非得是海派旗袍莫属了，只有上海女人可以将旗袍穿出那种风雅的韵味，那种海派文化下蕴藏的温婉高贵，那种融合了传统与摩登的精美智慧。
旗袍最早是旗人的服装，为了适应漠北寒冷地带，那些服装都比较厚、严实；袖子也不像汉人那么飘逸，裹得紧紧；汉族衣服上衣下裳，马背上民族的衣服上下一统。由于是袍服，又是八旗过来的，所以汉人叫它“旗袍”。清兵入关后对穿衣等都有硬性要求，1911年辛亥***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被丢在了一边，中国服装也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当时女人服装基本有两种，一是保留明代遗迹的上衣下裳，一种就是保留清代服装的袍服。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旗袍从最早的旗人之袍逐渐经过修正、改良，在上海这个当时的金融文化中心里受到灵感和启发，将旧有的肥硕宽大一一精简，发展成能完美体现女性身体曲线的现代海派旗袍，从衣服式样的变更上展现了妇女追求******思想。
当***穿着碎花型的棉袍出现在***观礼台上时，上海广告画上的女子也开始了连身旗袍的妙曼风姿。于是名媛名太纷纷效仿，开始穿着旗袍出入社交场合。
外来的旗人之袍到了上海这座中西合璧的城市，将西式服装的贴身裁剪方式用在了宽松旗袍上，于是旗袍有了曲线，有了衣缘上的细细花边，也有了开衩。有人这样描述过旗袍：“如果你看见了阮玲玉、周璇那一干三十年代的女子，从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里袅袅走来，沧桑而风情，会让你看到什么？那必是如柳的体态，旗袍的细致，还带着十里洋场特有的奢糜繁荣和高傲不可亲近的气息。那一抹江南的雅致，那一缕上海的精巧，那一丝繁荣下的世故聪慧，将女人的风姿和旗袍的剔透完全融于一体。”
服饰是文化的一种实体表现，旗袍是海派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演绎海派文化最清晰的一张文化名片。它适合中国女性的婉约的特质，看得见，摸得着，也经得起每个人细细体会。
旗袍是“外来”的，一经化合，更其优化，如今都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符号之一。这就是海派旗袍，她的根在中华，但却有了一颗世界的心，充分体现了海派文化善于包容和消化的特点。说到底海派文化是世界文化全球化在中国发展的缩影，是中华文化世界化的一次成功预演。
海派文化篇3
如今,海派不再是指具体的艺术流派,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风格和文化精神
上海处在东亚大陆海岸线中点,由此抵北美和西欧的距离大致相等。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最有条件成为各种文化交流的枢纽。
在上海跃为江南重要商业城市,并迸发巨大潜力朝近代化方向迈进之际,却遇到前所未有的变局。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清***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西方列强觊觎已久的黄金口岸上海在屈辱中开埠。仅隔两年,这里便出现第一个租界――英租界。法国、美国进行效仿,相继在上海辟出法租界、美租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从本质上说,租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也是其对华实施***治渗透、经济掠夺的基地,但殖民主义者的动机不能完全决定效果:租界当局采取严格的市***管理方式和先进的建设手段,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租界内创办的教会学校、译书机构、外国报刊等,或多或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英租界、法租界起初合计长约10华里,被泛称“十里洋场”,后来租界疯狂扩张,竟掩有今上海老市区的大部分,与此同时华籍居民大量迁入。毛祥麟在1870年刻印的《墨余录》中描述:租界“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设肆于中,铺户鳞比”。到19世纪末,据统计租界人口已骤增至40多万,外侨约占1.6%,此外均为上海和来自各省的居民。长期的“华洋共处”、“五方杂居”,实际也是一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南北文化频繁交汇的复杂过程,最终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融合。这种融会,即为海派文化产生的基础。
“海派”最先孕育于绘画。晚清,大批画家为谋生或避乱,纷纷携艺来到上海,使之逐渐成为绘画活动中心。黄式权在1883年刻印的《淞南梦影录》提及:“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其中的有识之士发起组织画会,积极开展活动,如吴宗麟于同治年间兴办“萍花书画社”,吴昌硕等于光绪年间创设“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让来自各地的画家共同切磋技艺,相互取长补短。与此同时,西洋画也开始流行,如同治年间上海徐家汇出现的“土山湾画馆”,专门教习铅笔画、水彩画和油画。许多画家受到新风气的影响,不愿再陷于窠臼,他们勇敢地向守旧派和复古派挑战,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形成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海上画派,又称海派,主要代表有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需要指出,海上画派之名未见诸同治、光绪年间方志,这表明它和别的画派一样,并非自命自封,而是由异地同行先叫开;海上画派之名无疑与金陵画派、虞山画派、娄东画派同构,但别出心裁拿掉其中间两字径呼海派,则既能看成简称,又可视为讥诮,据《清稗类钞》说:“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事实上,当时海上画派因破格创新、个性鲜明,往往被坚持“正统”的士绅阶层斥为浅薄、混乱。此种观念直至民国期间尚存,如俞剑华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说:“同治、光绪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蜇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日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然而,海派对绘画发展的促进作用毕竟无法抹煞,它终究成为美术界的专业化名词。
在近代中国,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重构,使上海人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人格,即精明求实的商人观念,宽容趋新的文化观念,***自主的国民人格和热情自觉的参与意识。因而,海派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得以很快从中国画漫开至方方面面,渗透到包罗万象的上海文化之中。积而久之,便有了海派文化的概念。
海派近海,萌芽时遭到欧风美雨的猛烈吹淋。昔日租界的畸型繁荣,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为之发育提供客观条件,一方面又使之容易赘附负面的东西。如海派与生俱来有着多元、创新、变异、时髦这四个特质。多元,就是海纳百川、中西合璧;创新,就是见多识广、富有创造;变异,就是注重变化,与时俱进;时髦,就是追逐时尚,引领潮流。但海派也曾有消极面,如崇洋意识、市侩心理、奢浮风气等;迄今,有的老年市民还习惯以“海派”来形容卖弄噱头的人。
由于各种原因,海派一度沉寂,甚至被淡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以磅礴气势席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上海作为近代文明兴起较早的大都市,自然会回眸文化底蕴,并凭借传统资源重塑城市形象。在这种背景下,海派又成为热门话题。
1985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日报》、《文汇报》、《社会科学》杂志联合发起召开海派文化讨论会,申城70余位学者、作家、艺术家、文化工作者等出席,大家就海派文化的源流和特性,以及如何作评价等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此后数年,上海学术界、文艺界又陆续组织过不少这方面的研讨活动,报刊上也发表了好多专门的文章。如说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京海之争”是外部引起的“争吵”,那么这回则是内部自发的实在的研究,同时也是对海派文化进行新的一轮审视。
近年,海派小说、海派昆剧、海派灯谜、海派插花、海派盆景、海派菜肴、海派点心、海派服饰等名称层出不穷;颇多商店、饭馆、厂家在媒体做广告时,纷纷以海派自誉。这些现象,既折射出人们期盼上海增添特色的心态,也表明海派被不断赋予新的涵义。
如今,海派不再是指具体的艺术流派,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风格和文化精神。因此,深入研究海派文化,在现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就具有了一种更加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