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对文化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必要，在界域层面上，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两种文化类型的二元对立，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当下所进行的文化改革，其本质包含了乡土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化所固有的空间特征、人际关系特征、个体理性特征以及伦理本位特征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转型过程表现为从封闭同质到开放异质、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以及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的转变。
关键词： 乡土文化；文化转型；文化发展
中***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1-006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ZD070；安徽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2012-2020）重点项目“社会风险中的公共安全治理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FRZD201305。
作者简介：刘晓峰，男，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行***管理教研室主任，讲师，管理学博士。邮编：241003
近几年，有关文化的研究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实践层面上，一系列旨在推进文化发展的公共***策相继出台，在理论层面上，学者们也从多个角度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给予了深入而广泛的解读。然而，就有关文化发展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视角上，较多地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研究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而忽视了文化的人文内涵及其动态性特质；在比较视野下，更多地关注东西方文化、区域文化以及不同行业文化的发展议题，而较少关注到城乡文化这一界域层次；在研究方法上，较多地将文化作为一种因变量，并试***用定量方法来加以描述，而缺乏科学定性方法的运用。基于此，为了推进有关文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本文试***在理清乡土文化这一重要界域概念内涵及主要特征基础上，结合笔者对S省荃镇***府所做的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分析当代中国乡土文化的转型及其表现问题。
一、文化及其动态性
尽管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之一，但学界至今都未能对“文化”这一概念达成共识，玛格丽特·阿切尔就曾指出，文化“是社会学史中对关键概念的分析发展中最弱的一个，它使文化概念在社会学理论中被最为笼统化地通用了。”[1]比如，沃勒斯坦仅仅将文化作为世界体系论中的一个关键变量，认为“文化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障碍物出现的”，并“将各种文明的文化视为反对核心社会的文化前提的潜在物资”，“将文化看作是一种体系瓦解的障碍”。[2]在对待文化与行为这一问题时，帕森斯提出了“文化重组”（Cultural Reorganization）的概念，他将价值观（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视作行为的目的和规范调节因素，强调文化之于行为的决定作用。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社会学领域对此理论也多有挑战之声，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它，于是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认同了“社会秩序的中心要素是文化价值（和信仰、象征）的制度化和/或内部化”[2]（63）这一命题。在这个前提下，文化生产学派将文化视为一种因变量，认为文化要由组织上、经济上及其他的“过硬”自变量来加以描述，或谨慎小心地加以解释。斯维德勒甚至认为，文化就是一个“工具包”，人们可以从这个“工具包”里挑选适合自己目的的行动谋略。这一观点看起来似乎要把文化分析缩减成理性选择论的一点补充。[3]
笔者认为，文化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应该在行为过程意义上对其加以理解，在对待文化与行为关系这一问题时，笔者并不赞同“文化决定论”，而认为两者之间应是相互包涵和依赖的关系，行为受文化影响，同时也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笔者认为“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4]因此，当前我国所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说到底也是人与文化互动过程的外在表现。本文对乡土文化转型的讨论，即是建立在这种动态性视角之上的。
二、 乡土文化及其主要特征
乡土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界域概念，它蕴含了两个前提假设：一是承认乡土这一“社区”（Field）类型的存在，即认为在乡土这个区域范围内，存在一个自治的、自给自足的群体共享同一个文化类型；二是认为乡土文化是一种区别于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甚至与现代（城市）社区文化截然相反的文化类型，有一种所谓“传统”的东西在里面，因此本文所说的乡土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并没有本质区别。
乡土文化是具有“乡土性”的文化，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乡土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分析方法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5]如果从最表层的涵义上去理解，“乡土性”所指涉的是乡村社会中以农业为主的一种生产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或现代城市以工业或城市商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更深意义上，它则代表了一种社会结构的属性特征。笔者不主张从抽象意义上理解乡土文化，而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乡土文化的空间特征
按照费孝通的分析，社会结构“乡土性”最根本的表现在人与空间关系的不流动性上，这是因为，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们谋生的方式非常单一，除了“直接取资于土地”之外，缺乏其他的生产方式。由于农业生产所特有的稳定性，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几乎将身子“插入了土里”，所以，对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而言，“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则是变态”，他们就像“从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合适的土地就定居下来，很快就会开辟出一个新的家族殖民地”。从根本上说，也正是这种人与土地的“乡土性”关系决定了一种适应土地、面对土地的特殊文化形态，即乡土文化。
（二）乡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特征
乡土文化的首要表现是一种人际关系形态，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并以这种初级社会关系构造他们交往与互动的“差序格局”，这种亲缘与地缘关系所形成的朴素道义和情感义务，支撑着乡土文化和社会的持续。正如罗伯特·埃杰顿所说：“乡间社会的特点就是道义和情感义务、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社会凝聚和持久的连续性。这都是乡间社会的特点，而人们转向城市生活以后就不复存在了。”[6] 其次，这种人际关系还是一种孤立的或者说具有相对隔绝性的人际形态，乡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形态以农民的长期聚居为基础。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乡村中，其基本单位是村落，大多数农民都是聚村而居的，由于农业生产对分工的要求较低，基本上不需要更大规模的、更多社区范围内的分工协作，因此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各社区之间也因无需沟通而变得孤立和相对隔绝起来，当然这种孤立或相对隔绝并不代表乡村成员的不流动，只是这种流动极其有限罢了。
（三）乡土文化中的个体理性特征
农民的个体决策行为特征是乡土文化最为直接的外在表现。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个体更多地被描述为“理性经济人”，那么乡土文化中的个体行为是否也能用“理性经济人”来解释呢？可以将这个问题分解开来回答，即：乡土文化中的个体是否是“理性”的？如果是理性的，那么它是否是一种“经济理性”？对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也颇有争论，韦伯就曾认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只追求代价的最小化，其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但许多学者又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证明，农民其实也像其他人一样具有理性。[7]他们的行动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8]当然，这牵涉到对“理性”这一概念的界定问题，笔者主张在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理性”这一概念，即认为“理性”仅仅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行为特征而已，而且这里的“利”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情感满足”等，因此，我们支持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农民是“理性”的观点。但是，那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却不适合解释乡土社会中的农民行为，我们认为乡土社会中农民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理性”，这种理性思维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是“生存第一”，而不是“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选择“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而非选择“并非最优的行为方式”，这才是传统农民更为真实的内驱力。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存在着人多地少的压力，但由于安土重迁的乡土文化传统，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乡民一般是不愿意背井离乡的，因此，只要整个家庭的生计还能维持下去，他们“就宁愿守着这收益明显降低、边际收益不断递减的土地，被迫忍受着一种过密化的农业经营”。[9]因此，中国农民的行为选择，是无法完全用“理性经济人”解释的。也正如黄宗智所说，“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在人口—土地压力下不是遵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原则，而是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投入到哪怕是边际报酬递减的过密化农业生产活动中去。”[9]
（四）乡土文化的伦理本位特征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上产生的，因此它对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依附性。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不是个人本位的，也不是社会本位的，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实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上。各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间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随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随着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展开，而渐有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10]乡土文化将农民形塑成“伦理本位”的个体，并且这种“伦理本位”也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权利义务关系，以达成社会在道德意义上的整合。“伦理本位”也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它严格地限定着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
三、乡土文化转型及其表现
美国学者克拉克主张以一种更为世俗的眼光看待文化问题，他认为，“文化其实并没能让所有的人都获得健康和幸福，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文化也不能确保所有社会都获得发展或生存，因为那些获得成功的社会都不是无限期地原封保存着它们的文化，而是必须使它们发生改变。”[11]尽管我们并不赞同克拉克上述带有“经济发展目的论”色彩的观点，[12]但他却启发我们关注文化形态的动态性，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文化现象。笔者认为，当前乡土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过程，这一变迁是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而发生的。因此，要研究乡土文化变迁，就要将乡土文化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框架中去分析。
众所周知，自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一概念便成为理论家们用来描述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用语。它最早出现在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转型”本来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被社会学家借用来描述社会结构某些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变。哈利生在论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时，就多次运用社会转型一词来予以说明。[13]蔡明哲则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成“社会转型”，并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的过程。[14]
如今，“社会转型”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一个热门术语，其基本内涵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有人认为社会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15]这是从当代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视角来解释的；有人则从社会类型的视角加以说明，认为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型；[16]有人还从不同的社会维度加以考虑，认为社会转型包括文明转型、形态转型、制度转型和体制转型四个方面。[17]笔者认为，社会转型是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代化”有一定的联系。本文所说的社会转型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尤其是指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的这一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的、旧的生活方式，“传统形式的共同体和文化的‘原生’属性不得不大大削弱。”[2]（90，92）也就是说，文化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一种表现，又是由社会转型所根本推动的。当前所谓的乡土文化转型即是指乡土文化从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转变的历史过程，是其文化本质属性的“渐变”过程，笔者通过在S省荃镇***府的实证调研发现，在当下的乡村社会中，传统乡土文化的影子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呈现出一种与现代性、多样性、市场性相互交融的特点。下面将结合实地调研的材料来谈一下当前乡土文化转型的主要表现。
（一）从封闭同质到开放异质
传统乡土文化的首要特征在于其封闭性和同质性，但现在这种特征正在被打破。乡土文化的本质特征来源于传统农业这一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即传统农业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造就了传统乡土文化中求稳怕乱、封闭守旧的同质文化形态，农民形成自我满足，盲目排外，因循守旧，拒绝交流与合作，求稳求安的价值观念。在这种价值观念影响下，农民将一种同质化的带有强烈儒家色彩的行为规范视为不可逾越的处事原则，这种原则要求墨守陈规，反对开放。但是现在，市场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乡村，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资源开放性，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乡土文化，使乡土文化逐渐具有了开放性。另外，随着乡土社会的开放，乡土文化也不再是同质的了，正呈现多元化的倾向。[18]
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是导致文化多元和开放的动力之一，最近几年，荃镇的青壮劳力有不少都选择外出务工，只有在农忙或年底的时候才返回家乡。由表1可以看出，近十年来荃镇的外出务工人员是逐年增加的，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乡土”对他们而言成了一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一方面他们骨子里继承了父辈们传统保守的一面，生活并没有过分的奢望，也没有比较明确和理性的生活目标；但另一方面，在文化心理上，对城市生活和现代文明已经产生了某种向往和依赖，对传统乡土文化和乡土社会却也产生了一种排斥心理，这种心理变化在年轻一代农民工中尤为明显。采访对象Z是笔者接触的一位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只有23岁，但已在外务工六年，他觉得“出去到大城市里能开开眼界……在外边能多呆一天是一天，外边总比家里好，在老家呆段时间就变‘土’了，跟不上形势了。”（荃镇访谈资料：20091202ZCL）这种想法在年轻一代农民中颇具代表性。
（二）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
传统乡土文化下的个体行为遵循的是“生存理性”原则，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学会了一分一厘地计算，一得一失地权衡，从而发现了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在现实面前做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19]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存压力得到了缓解，他们具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他们的“意愿”里不仅有“生存理性”，而且还存在“经济理性”。[20]荃镇劳动保障所所长曾对笔者说过下面一段话：
现在年轻人都想往外边打工，不像原来村里的老人，守着家里的一亩二分地不想动，一方面出去打工确实能比在家里种地赚得多，这几年不少户里买电视、盖房子都是靠打工；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喜欢热闹，大城市里就比农村热闹，玩的也多，谁还愿意呆在农村啊……一出去就更不想回来了，看看城里人过的日子，就会越来越觉得城市好农村孬……特别是年底那些打工回来的都穿得很鲜亮赶潮流，这对没出去过的小青年也影响很大。（荃镇访谈资料：201039 FDJ）
可见他们已经意识到，进城打工所得到的好处 “完全可能超过挣点钱来修房子、讨媳妇、看病吃药、还账还款”。对他们来说，传统“乡土”观念的文化意义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被给予强烈的认同了，他们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更多的横向比较，再加上城市化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在日益松弛的结构性条件下，为追求生存和满足生存以外的需求，他们成为游离于传统乡土之外同时又游离于现代城市之外的群体。[19]（52）
（三）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
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说明农民行为的目的更加多元，不再仅仅为了满足温饱，而笔者在这里用“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的变化试***表明农民行为动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由过去主要考虑道德伦理，到现在考虑了更多的经济因素。有学者认为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正在丧失。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市场经济原则的渗透和冲击使得农村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原先具有血亲关系的“自己人”关系不断“外化”，村庄层面的“熟人社会”日益“陌生化”；其结果导致乡村生活的伦理色彩越来越淡化，村庄的交往规则将最终摆脱“血亲友谊”和“人情面子”的束缚，转向以利益计算为旨归的共识规则体系。笔者曾经访谈了某村支部书记，他对当下的这种情境感到痛心和无奈。
现在人心都变了，除了我这个年龄的（笔者注：51岁），还有再上年纪的人，现在小年轻的都注重钱，动不动就拿钱来说话，以为什么事都能用钱摆平……村里有些人也是为了钱不顾面子，有的为了钱连亲戚朋友都骗。（问：有这方面的例子吗？）前两年，老张家的二小子去广东那边打工，后来给家里打电话来说有个行当很来钱，就把他堂叔家的几个兄弟还有外村的几个同学拉过去了，后来才知道是搞传销……你说为了钱他什么不敢做？（荃镇访谈资料：20091128WSC）
不少学者也看到了当下农民越来越理性化和血缘伦理意义衰退所产生的影响，并对这种现象表现出悲观情绪，认为“这一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影响将极其巨大而深远。它不仅会改写家庭的结构和意义，重塑社会的联结模式，还将造就一大批信仰缺失的农民，导致他们的生活无意义化与自利化，并对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21]但另一方面，传统乡土文化的“伦理意识”仍然在起作用，当前的乡土文化只能说处于伦理本位和利益本位相互交融的状态之中。
四、结束语
当前我国乡土社会正面临着文化转型，文化转型是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因此，在笔者看来有关“三农”的一切改革都不能脱离乡土文化转型这一重要社会背景，而就未来一段时期乡土社会文化建设而言，首要任务应当是科学认识当前我国乡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从上述对乡土文化转型特征之分析可以发现，乡土文化正处于一个从传统乡土文化向现代都市文化过渡阶段，一方面传统乡土文化的影子并没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又具有了某些都市文化的特征，呈现出一种传统性与现代性、多样性、市场性相互交融的特点，这是对当前乡土文化的一个基本判断。
因此，当前倡导文化建设有必要将乡土文化建设和城市（镇）文化建设区别对待并有所侧重，正如***的十报告所强调的，要“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结合本文对乡土文化转型基本特征的分析，具体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推进乡土文化转型：首先，构建乡土文化包容性机制，加强城乡文化之间的交流。重点应当是创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文化互动机制。比如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文化资源网络管理体系，使城市文化资源能够对农村形成有效的集聚和辐射，同时建设一批设备齐全、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的中心镇文化基础设施，最大程度地实现区域文化共享，城乡文化和谐交融。其次，建立农民文化参与机制，保障文化产品的多元化。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的变化说明农民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更多地横向比较，他们的行为的目的变得更加多元，而满足农民多元化文化需求的前提则是建立合适的参与表达机制，即主要涉及农民需求的表达、参与以及***府如何吸纳民意并转换成公共***策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目前这一环节的制度建设还比较薄弱，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民很少有话语权，其主体性地位和作用还有待提升，这是导致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结构性失衡的根源。因此，改变现有的自上而下、单向的文化供给机制是必要的。再次，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机制。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的变化表明农民行为动机重心发生了转移，由过去的主要考虑道德伦理，到现在更多地考虑经济因素，这同时也表明乡土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容易造成农民精神信仰层面的迷茫，进而淡化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形成统一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因此，乡土文化建设要处理好乡土文化多元化趋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乡土文化的主导，通过它来实现多元文化的整合，增强转型期乡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这方面需要地方***府特别是基层文化工作者勇于创新、大胆探索，促进乡土多元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和谐统一，形成文化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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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Rural Culture
Liu Xiaofeng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culture determines the necessity of the topological study of cultur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culture is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al reform this country currently experiences is essentially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rural culture to its modern mode. In this process，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ulture， including those of the spatial，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the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of the ethical， experience a challenge never faced before. This transformation presents itself as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close and homogenous culture to an open and heterogeneous one， from “surviving rationality” to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from an ethics-based one to an interested-based one.
Keyworlds： rural cultur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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