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汤沐海小传 指挥家，目前身兼四支国内乐团和三支欧洲乐团音乐总监或首席指挥。他的父亲是电影导演汤晓丹，母亲蓝为洁是电影剪辑师，哥哥汤沐黎是现实主义画家。
初识汤沐海家人
与汤沐海约定见面的那天正值上海爱乐乐团新乐季，他是乐团的音乐总监。开完会已是中午，乐团备了简餐。指挥家朝我一挥手，示意跟他走：“去我家里坐坐，正好我家里人都在，这不是‘现代家庭’么，你可以认识认识。”他提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四盒盒饭，晃晃悠悠地出发了。
汤沐海的住处离乐团不到10分钟的路程。路过一家理发店的时候，他朝里面伙计来了个汤氏大挥手，隔着玻璃也能感受到的热情换来了一个灿烂笑容。开门进家，又是一记挥手：“进来吧”。指挥家喜欢在滔滔不绝时挥手，这双粗壮有力的双臂，既挥得动千***万马似的音响声势，也挥得起话意正浓时的天马行空。
不一会儿，汤沐海的太太和活泼的九岁女儿出来了。他的太太生于首尔，是位职业钢琴家，为家庭放弃音乐生涯，成为全职主妇；女儿会讲英语、德语、韩语和中文四国语言，正在学小提琴。我很好奇指挥家和钢琴家的孩子为何要学小提琴。太太用英文答道：“我是钢琴家，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带着自己的乐器走，每到一处只能使用陌生的钢琴。人和乐器是有感情的，身为钢琴家只能割舍。让她学小提琴是希望她到哪里都能带着自己的琴。不过目前看来，她的琴还是我来背。”从汤太太幽默的回答中，我看到了一位钢琴家对音乐一如既往的热爱和一位母亲对女儿无限包容的疼爱。得知此番是为《现代家庭・生活》采访时，她纳闷了：“可我们是传统家庭啊。”我瞬时又被她逗乐了。收起台上的光芒，过着相夫教子的平凡而传统的生活，平和的回答实则包含了她对丈夫多年来一如既往的支持。
这时汤沐海用完盒饭过来了，他把我从闲谈中带入了深不可测的思想漩涡：“我想通过你的笔，表达我对家庭的亏欠，尤其是对父亲和妻儿。”
音乐，是向父亲致敬的方式
汤沐海的父亲是电影导演汤晓丹，因执导电影《渡江侦察记》和《南征北战》红遍大江南北。“我的人生也是南征北战。”汤沐海说：“我喜欢到处跑，体验各处风土人情。因为工作忙，所以只能借助工作去跑，但一直觉得跑不够。”汤沐海如今在上海、杭州、河南和天津四支国内乐团担任音乐总监；同时他在贝尔格莱德、布拉格和汉堡担任三支乐团的主要职位。仅仅是在这七个乐团指挥，就能让他马不停蹄。
汤沐海喜欢云游四海的浪子风格来自他深爱的父亲。他父亲是客家人，从小远渡重洋来到南洋，后来又远涉千里返回祖国。汤沐海的人生轨迹，不管是艺术还是地理，都受到父亲影响。“当年中原人迁徙到福建一带，成了今天的客家人。我马上要带着河南交响乐团到福建漳州，在客家人的土楼里演《土楼回响》。”中原文化其实和客家文化并未有想象中那么遥远，“漳州和华安，那是我的老家，也是父亲的故乡。我父亲从一个客家人的小山村，提着包跟着我的爷爷，在码头上搭船去南洋。如今我将在土楼里演出，这是默默循着他走过的路，用真情实感在精神世界里缅怀他。”汤晓丹在2012年以102岁高寿仙逝，汤沐海打算在演出空闲时到厦门一带走一走。“客家人走到台湾、东南亚和全世界，就把客家精神带到了那里。”用音乐探索客家文化也是在向父亲致敬，“可惜人生短暂，我们的探索各有尽头，但我乐此不疲。这种探索与我探索贝多芬或柴科夫斯基一样，与得利和名声无关。”
父亲的故去是汤沐海心中的一个痛。“父亲过世时，我未能与他见上一面。那时我正热火朝天地在苏黎世歌剧院彩排罗西尼的《奥赛罗》，女中音是塞西莉亚・巴托利，里面有三个男高音唱奥赛罗。那也是亚历山大・佩莱拉赴萨尔茨堡音乐节之前我在苏黎世歌剧院主持工作的最后一个乐季。我心里着急地想回来，但因为找不到接替者，只能硬着头皮上。”不过，离别在他的心里并不是意外：“父亲百岁之后，命若悬丝，每次与他见面，我都会在心中视为默默告别，不舍而珍视。他是很有创造力的人，但晚年因久病不起，为创造力无法实现而深深痛苦。作为儿子，业绩是我不停地在向他致敬和报答的方式。听说父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我迟早有一天要在天国与他碰面，相信将会是愉快的见面。”
漂泊者心中家的模样
“在外做事男人的苦楚，就是亏欠家庭。好在我有一个好太太和好女儿。有时我两三个月连续在外面跑，回到苏黎世的家里，过个两晚，第三天又要出发，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有一次我从芬兰飞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跨越地球南北的穿梭要转两次机，前后40多个小时，即使睡在头等舱也是劳累不已。即便回家，我的作息也不规律，很晚吃饭，半夜研究总谱或处理公务，很难有时间与她们交流。对于我来说，家庭团聚是再奢侈不过的美事。用心血浇灌一棵弱不禁风的树苗长成大树，让她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我也和所有父亲一样深爱着孩子，希望多些时间陪她成长。”汤沐海看着身边默默注视自己的妻女如是说。
那么“家”，在这位暴走族的指挥家心目中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在哪里安家取决于爱好和生活方式。如果喜欢安静，苏黎世、赫尔辛基和安特卫普不错；喜欢热闹，布里斯班和里斯本尚可。我女儿在苏黎世上小学，因此我现在安家苏黎世。就我个人而言，这座幽静而美丽的城市也是理想的生活之地。我的工作充满声响和热闹，整天戎装，我希望在喧嚣之后找到宁静，独居一室，对天放空，穿穿小短裤晃来晃去。”轻松的谈话到此处调转话锋，“宜居的口味会随着年龄而变化；正如年龄会改变你对音乐的看法。年轻时要阅读很多参考资料来丰富自己，比如你写文章就得旁征博引；老了，拿起总谱，观念会不同，更能抛开表象，能看到作曲家的本意，甚至作曲家是否找到了最好的方式来表达。”
用指挥家的方式向世界挥手
我们的谈话又回到音乐上，回到下一个演出季的会。“做演出季有点一厢情愿，中国听众还没有准备好欢迎演出季，对他们来说，更喜欢今天买明天的票而不是明年想看的演出票。我觉得演出季最重要之处在于使命宣言书，就像一道道菜。演出季就像菜谱，里面有星光之夜，有百年好合，有寿比南山，有九转回肠。除了宣言的作用，还看不出有演出季的乐团比没有演出季的乐团有多少优势。”
数月前我在一家全国性的音乐类媒体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呼吁中国乐团建立演出季。文章还引起交响乐团行业协会的注意，把演出季作为每年一度交响乐峰会的开幕议题。汤沐海部分赞同我的意见，也给我泼了一头冷水。写音乐类的文章时，我很少从听众的角度而更多是从乐评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指挥家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我当时兜里就揣着两张当天的演出票，那是我前一天晚上睡觉前和女友商量好了才买的。虽然我不介意买两张明年的票，但我不确定届时和我结伴而去的会是谁。
生活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它们左右着人们的人生观，让信仰动摇，让生活颠沛，让事业游离，让亲人为难。身为指挥家，汤沐海的信仰坚定不移，那就是音乐；作为男人，他也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面对人生他没有遗憾：“创造美好的音乐，抚慰孤单的心灵，摆脱忧郁和不满。如果我能在工作时离去，那真是圆满。只可惜会留下伤心的家人。”
拥有高寿基因的汤沐海自然不用担心，他的事业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倘若他突然离去，就像西诺波利那样，那他希望如何被后人纪念呢？对于笃信禅宗的指挥家们，尤其是切利比达克和汤沐海的恩师卡拉扬来说，他们都相信来世，在生前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希望来世继续为音乐服务的意愿，但汤沐海有不一样的见解：“完全不需要考虑别人会怎么纪念我。我并不在乎被夺走所有的东西，因为我的音乐和精神世界是夺不走的。身为音乐家，我每天都在造人。通过三四天的排练，当晚的演出，在日复一日的心血付出中造出一个孩子，虽不至完美，但已是我想要的最好。这样的幸福是别人拿不走的，也给了我无与伦比的满足，因为我与我的团在造我的丰碑，这是别人所不具有的。谁知道明天呢？或许一早起床，我患上忧郁症，或者突然失聪。人生不可测，理想永在变，追求无止境。每一天都用向世界挥手告别的热情去生活工作，这是我的方式。”这也是指挥家的方式，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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