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2003年，我考入山东师范大学研读电影，有幸目睹过张宏森老师的风采。他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维和豁达的情怀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期遇的厚重与热情。后来，张老师赴京担任国家电影局副局长一职，因其工作繁忙，一直未能谋面。但出于一种对张老师的仰慕之情，我始终关注着他，也翻阅了张老师曾经写下的许多著作和文章。
悲悯与崇高
张老师绝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面对劳苦大众在历史缝隙间的别无选择，面对文学创作对草根生命的漠视和疏离，他不禁泪流满面，长歌当哭。
为写《大交叉》和《车站》，张老师深入铁路部门体验生活。他和火车司机、铁路工人交朋友，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切体会着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苦乐。
为写《西部警察》，张宏森老师走进了河西走廊，同公安干警一齐出现场、搞侦察、破案件，由此洞悉了大西北警察的精神世界，理解了他们的人生追求，学会了他们的独特语言，熟悉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为写《车间主任》，他冒着严寒，自山东赴东北拉尔基大型国有企业深入生活，在工作第一线与工人师傅摸、爬、滚、打，同呼吸，共命运，把劳动看成了自己的本份。他视创作为自己的生命，为“中国脊梁”精神呐喊助威。
描述苦难的生活，对张老师来说是一种切肤的疼痛，“我一直认为我的写作在表述一种疼痛的情感，这是我真实的人生体验，是我刻骨的人生缅怀。如果别人读不懂我，我就做我自己的伟大诗人。”
但张老师并没有故意把灾难和悲苦堆积起来，形成苦难的展览，而是在苦难的浸泡中催生出庄严的精神品格。而正是这种精神品格又让张老师的作品凸显了一种崇高的美学内涵。
担当与坚守
张宏森老师是地地道道的北方汉子。他说，他喜欢北方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看见大雪飘飘、冰冻三尺的北方天地，就激动得难以自持。这是他的根，他的血脉。而在大西北的险滩戈壁，在大东北的车间工地，他看到了底层人们生活的艰难、生存的困惑和焦虑，这些刻骨铭心的体验让他义不容辞地选择了担当和坚守。
在创作《车间主任》的时候，他说：“中国工人弯腰驼背，流血流汗，太不容易了。他们爱机器、爱家园，用劳动养活自己，把劳动看成自己的本份、自己的命。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困惑、痛苦、执著、倔强，我有责任写下来。”
他说，我要对得起我采访的工人兄弟，这是一种抢险、抢修，哪怕放逐了艺术，放逐了语言，我也在所不惜。在走进大法官的那段日子里，他看到广泛而清晰地存在着的那些揪心的疼痛者、坚忍的疼痛者、咆哮的疼痛者……张老师置身其中，纵然改变不了什么，但一直在认真地、热诚地用自己的作品去照亮疼痛。
反思与超越
张宏森老师的创作之路经历了一个从凌乱的现代主义到厚重的现实主义、从偏执的个人体验到饱满的大众情感的转变过程。
1985年，21岁的他便创作了28万宇的长篇小说《阳光与蛇》，这部作品几乎倾注了他全部的热情和心血。他在作品中描绘了斑驳陆离的个人精神世界，充溢着恣意的现代派畅想。紧接其后，第二部作品《狂鸟》酝酿而生。虽然两部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毕竟都局限在象牙塔之内，失去了饱含泥土气息的生活土壤。特别是当他后来把《阳光与蛇》改编成电视剧《无雪的冬天》后，观众反响寥寂。这让他在创作兴奋之余感受到了无名的失落和焦虑。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他决定暂时放下文学创作，专门进行电视剧创作。他希望通过这一最具观众基础的艺术样式，让自己的创作能与广大人民群众沟通起来。
实践证明，张老师的选择是正确的，影视作品让文学真正“站”起来了，他完成了从自由驰骋的文学世界到五彩缤纷的光影时空的转变。他曾说过，影视作品中运用的声光色等元素让文学的思考立体起来了，电影电视能够为文学精神的传播插上翅膀。而同时，他也始终认为文学是电影的母体，厚重的文学精神和品格是评价一部电影的重要标准，也一直为营造中国影视文化的“清洁精神”和“豁达品格”而奔走呼喊。
宽容与期待
如果张老师算做是一个***治家的话，那么他也是一个富有知识分子情怀的***治家，这一点在他对待中国年轻一代导演的态度和行动上可见一斑。
2005年，在一次青年导演座谈会上，他提出要逐渐消除“地下电影”这一概念，还开玩笑把第六代导演遭禁的现象总结成“过去发生的恩怨”，希望不会因为“过去的恩怨――而阻碍电影的发展。张老师鼓励年轻导演要勇于走上前台，非常期待年轻导演能对电影产业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在他的鼓励下，很多年轻导演开始由“地下”走到“地上”，由体制外回归到体制内。他对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宽容立场恰恰为中国电影赢得了更充裕的发展空间。
针对业内外人士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质疑和猜测，张老师曾负责任地说，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不是去破坏想象力、创造力和一切富有情感的、富有责任的表达。电影管理部门与创作者有着共同的文化智力和文化权力，怀抱着同样的责任与良知。“大家在共同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努力，我们会提供宽松的***策环境迎接电影发展的春天。”
角落里的思想者
当年，在《大法官》的题记中，张宏森老师这样写道：“在光荣与梦想中有一双泪眼／在喧哗与骚动中有一种沉默／它让我把时间攥紧／用诚实劳动报答黑夜灯光”。沉默不是张老师的性格，而是他触摸现实的姿态。
“大家都知道现在影视创作比较热，众多的电视剧、电影组成了一个人声鼎沸的广场，我置身于这个广场的一个角落，愿意做一个角落里的思想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老师曾这样说。
张老师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有着清醒的判断和认识。2006年，他来山师参加首届大学生电影节时，曾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进行把脉。他认为中国电影整体的不景气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电影没有形成科学规范的产业化经营管理。他认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寄托于“大片时代”催生的巨大市场空间以及中国式大片的多样化成熟表达；另一方面也依赖于个性化言说的市场突围，让私人化叙述接受市场的检验，力求不断获取再生产的资金，不断提高自己的行动能力。所以，肩负产业责任应该成为中国电影人的自觉的职业道德。
张老师曾经因现代派文学的书写兴奋不已，也曾因《车间主任》、《大法官》的创作而泪流满面。现在，他正在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而上下求索――环境变了，角色变了，不变的是他生命中充满韧性的精神品格，真诚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