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月亮和女人有什么特殊的相似之处呢? 的确,使神话或仪式免遭关系解释的东西,如同表面上的荒谬或无条理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神话或仪式往往为一些部分的和选择性的解读提供了表层意义,而这类解读也指望从某个特殊的新发现,而不是从所有同类成分的系统性关系中,得出每个成分的意义。比较神话学就是这样做的,它关注神话或仪式的词汇甚于句法,把辨读等同于逐字翻译,结果只能是竭力生产一种浩如烟海的大字典,把所有可能存在的传统的所有象征收罗其中,并把这些象征构建成能够自我定义的、***于系统的实体,给人的具体形象是博尔赫斯梦寐以求的那种***书馆,这种***书馆收藏的是“所有可用各种语言表达的东西”。走捷径,从每个能指直达相应的所指,省去漫长的弯道,不经过在其内部对每个所指的关系意义(它与凭直觉领悟的“意义”毫不相干)作出规定的完整的所指系统,由此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一种不确切的话语;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凭借荣格人类学直觉,依托一种受弗雷泽影响的、从诸神话体系和世界性宗教领域抽取去背景化主题的比较文化,那也只能触及最表面的意义(比如耕地和对应)。 水泼在宰杀牲口的地方”(德维代尔,1951年,第35?38页)。此类仪式很像结婚前夜举行的仪式:收生婆点燃两盏灯,将一个大盆置于两盏灯之间,让姑娘站在盆里给她沐浴,然后再用散沫花替她染身。此仪式在同时念诵的魔语中被说成能驱除tucherka,亦即厄运和一切形式的生育无能。(为方便阅读和编辑,在此采用了最常见、也是最经济的标注形式,而对相关原则的详述可参阅P.布迪厄和A.赛义德,《背井离乡》,巴黎,子夜出版社,1964年,第181?185页。) 我也迟迟才弄明白,若要领悟实践逻辑,就只有借助一些构建行为,但必须先思考一下诸客观化工具的性质,或者不如说是这些工具的效果,否则,构成行为会破坏实践逻辑。这类客观化工具是系谱、示意***、一览表、平面***、地***,此外,受杰克•古迪最新研究的启发,我又增加了简单的文字标注。也许是因为对客观化工具的思考从不虑及纯粹的和纯理论的认识论阐释,故我从未想到仿效现今流行的做法,在对客观化之社会和技术条件以及在这类条件下所获结果的有效性界限的定义进行批判分析后,对任何客观化,并进而对科学本身进行“彻底”批判。因为社会科学必然以客观化阶段为前提,否则它只能是各种心态的投射,且结构主义客观论需要超越,而使这种超越成为可能的仍然是它取得的成果。 这就是说,我不得不严格地反复究问我与对象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借助一系列越来越趋于变成实验的“验证”,我力求使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一般关系客观化;此客观化工作可能是我的全部研究的主要成果,但该成果并非客观化工作本身,即作为对一种实践理论的理论论证,而是作为与对象的正确关系的定义原则。借助该客观化工作,我们对与对象的关系的定义将更加严密,更少受个人倾向的任意摆布,而与对象的正确关系是社会科学固有科学实践的最具决定性的条件之一。 只有理解到仪式本质上是一种既可感知又无感觉意向的行为,理解到科学的意向本质上是发现感觉的计划,人们才能正确谈论仪式;同样,若要真正阐明亲属和亲属关系的社会用途,就只有使对象性关系对象化并发现该关系所掩盖的东西:行为人(以及一旦不再是观察者的观察者)与其亲属或亲属关系,保持的关系并非在观察中确立的、表明人们对实际利用亲属或亲属关系毫无企求的关系。简言之,只需在科学研究及其力求产生的实践活动理论中,引入一种能阐明何为土著的理论(仅靠理论经验不可能发现该理论),也就是说必须把该理论引入“习得的无知”,也就是直接的但自身又是盲目的理解这样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将对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作出定义。(不用说,这一方法截然不同于下列方法,即把历史或社会学理解建立在像狄尔泰所说的“心理参与”或“心理再现”之上,或者建立在像胡塞尔说的“意向改变”或“向他人的意向转移”之上,而这一切都是“替代式”理解自***之故作深奥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