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张载《正蒙》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不断被诠释，尤以明代注释最为庞杂，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正蒙》诠释格局。该时期除《性理大全》外，尚有吕柟《张子抄释》、刘玑《正蒙会稿》、韩邦奇《正蒙拾遗》、刘薹《新刊正蒙解》、高攀龙、徐必达《正蒙释》等注。以下就留存下来的七种注释的诠释路径及特点，略作分析。
《性理大全》七十卷，明胡广等奉敕编辑。与《五经四书大全》同辑成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九月，明成祖亲撰序言，冠于卷首，颁行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府县学。此书为宋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的汇编，所采宋儒之说共一百二十家。前二十五卷收入宋儒著作九种，卷四为张载的《西铭》，卷五、卷六为张载的《正蒙》。在此两卷中，主要收入了朱熹的解释，从与黄瑞节《朱子成书》的比较看以看出，此间所收朱熹对《正蒙》的解说，几乎无异。应该可以判定，《朱子成书》当为《性理大全》中朱子《正蒙》解释的直接来源。此外，《大全》还收录有熊禾、黄震、真德秀、黄瑞节等人的解释，虽条目不多，但却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吕槁《张子抄释》，根据其序可以推知其作于嘉靖五年（1526年）。以抄为主，解释较少，然而从对《正蒙》版本的考察上来看，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正如该书序二所言：“涧锓横渠子抄释于梓。或日：‘何居？’涧日：‘夫横渠子，古之儒也，其质弘，其力勇，其思精，其造深，是故有至训焉。《西铭》大而理，《东铭》迩而恪，《正蒙》奥而通，《理窟》博而粹，《语录》明而实，若而文，若而诗，沨沨乎肆而中，曲而雅，治之经也。”（见《张子抄释》书前之葛涧序）抄释除《正蒙》外，还包括《西铭》、《东铭》、《理窟》。从顺序上看，该抄释虽解释不是很详尽，然要皆非常精到，多能得张子之意，发前人所未发，一章一释或数章一释，非全释，而是有感而发，成为《正蒙》诠释中的独到体例。
刘玑《正蒙会稿》，据韩邦奇《正蒙拾遗序》可知，此书当作于弘治年之前，收录了作者与时人讨论《正蒙》大义的状况，有利于后世把握当时人们讨论《正蒙》的问题。刘玑也说：“惜乎先儒论注虽多，而或散见于各传。况张子多断章取义，又有与本注不同者，初学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开卷思睡也。”此说需注意者有二：其一，张子之说多有不同于经传注疏。张载的“勇于造道”不仅体现在他的庞大的哲思体系，而且体现在他不囿于传注、“自立说”的特点。其二，对于初学之士来说，读《正蒙》有“开卷思睡”的困境。基于此，刘玑注释多浅易明白，具有一定的可读性。韩邦奇认为其解未阐张子本义，意多偏执。其解被《宋元学案》征引者亦有数条，然往往于“百家按语”中备受批判。该注虽意屡偏，然因为系多人会读《正蒙》的记录，言语浅显易懂，但与一人专研而注重前后贯通则有所区别。其诠释体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诸多的《正蒙》注解中可谓独树一帜。
韩邦奇《正蒙拾遗》，据其所作《正蒙会稿序》中可知该书当成于《正蒙会稿》之后。作者于弘治年间（1488-1506年）曾著《正蒙解结》。樊得仁《性理三解序》曰：“弘治中，先生著《正蒙解结》，释其难，阑江章先生著《正蒙发微》，详于易，先生欲合为一书，继见近山刘先生《会稿》，日难易兼举矣，取《解结》而焚之。正德以来，世儒附注于《正蒙》者复数家，后先生乃以张子之大旨未白，一二策尚欠详明，于是作《拾遗》。”《正蒙拾遗》从易学和天文历算之学的角度对《正蒙》作了深入解释，虽部头不大，但一些解释却相当深刻。他深推横渠之学，认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对横渠之言遭发挥得淋漓尽致。《正蒙拾遗》是韩邦奇以注释张载《正蒙》来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我们可以结合韩氏所写《正蒙拾遗序》管窥其写作目的：“张子曰：‘太虚无形，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又曰：‘知虚空即气则元无。’察乎此，则先儒所谓道，为太极，其理则谓之道；老氏所谓无，佛氏所谓空，不辩而自白。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君子反经而已矣。’凡此皆《正蒙》之本旨，诸注之所遗也，仅为之拾。”在注解之首，他又自述道：“横渠《正蒙》，多先后互相发明，熟读研玩，其意自见，不烦解说。且近来《大全》三注及《会稿》注释颇多，但张子大旨似未全得，中间二三策尚欠详明，故著此。”从上述引文可见，《正蒙拾遗》决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作，乃因胡广等奏敕撰的《性理大全》和正德年间刘玑等世儒所注《正蒙》，均未能正确地阐述“张子之旨”，即未能正确地阐述张载的思想，故作《拾遗》，以正之补之。可见，《正蒙拾遗》是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的过程中成书的。韩邦奇在《正蒙拾遗》中，高度评价了张载的哲学思想，所以，他的弟子白璧说韩邦奇：“论道体乃独取横渠”（《明儒学案·三原学案》），是符合实际的论断。韩邦奇的解释重点在《参两》篇和《大易》篇，其解释虽亦本之朱子学，然却于道体处多能发张子深意，诚为《正蒙》注解中见解比较深入的一种。他在对《乾称》篇的解释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千载而下，埋没却《东铭》”，认为朱子独取《西铭》，对张子思想理解有偏，倡导重视《东铭》研究。这对于今天的张载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薹《新刊正蒙解》，成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5年）。刘薹对《正蒙》评价仍然沿袭程朱说法，认为：“惜其迫切，意多而涵泳，味涉中间所言，暨之濂溪明道未免小有出入。”他之所以作《新解》，原因在于他认为当时流传的《正蒙》注本“妄以己意释之”。该书的解释特点略作分析：首先，在解释中先罗列以前注释，“博采诸家，参以自得而折衷之”。该书杂引朱子、程子、叶氏、黄瑞节、长乐刘氏、余氏等多种注解。除程朱外，征引注释最多的为“余氏”，此盖王植在《正蒙初义》中所提及的“余本子华”，但解说仍多本之程朱。如对张载四句纲领的解释：“太虚者，理也，所谓以理言之谓之天也；气化者，阴阳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合虚与气者，理气合而为人，所谓成之者性也；合性与知觉者，虚灵具而为心，所谓心能尽性也。此四语者，先儒以为说得最精，然细玩之亦欠自然。程子曰：‘自其太虚无形谓之天，自其付于万物者谓之命，自其具于人者谓之心。’何等分明妥帖。”同意程子天、命、心相通只不过体现不同而已的说法。其次，解释多能前后贯通，不拘于一章一节，故其解说亦有一定思想价值。他以“理气不相假借、不相陵夺”以解释“大和”，深得《西铭》塞体帅性之蕴；其日“大心”即孟子之“尽心”，又深合《西铭》言弘之道。如将《乾称篇》“太虚者，气之体。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故神之应也无穷；其散无数，故神之应也无数。虽无穷，其实湛然；虽无数，其实一而已。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也”一句解为“太虚者，气之体，而气之所由以行者也。气有聚散而神无不存，是其湛与一以立天地之本者，曷尝遂凝滞于物而不神哉？故散则万殊，而一者未尝不在也；合则混然，而所谓殊者亦未尝不存也。特人习知而不察尔，彼语寂灭者往而不返，执生殉有者物而不化，又乌足以语此一本万殊、万殊一本之妙哉！”能够明确看到太虚的本体地位，联系《太和》篇，前后贯通，可谓精到。对于一本万殊之理的发挥亦符合张子之意。
高攀龙集注，徐必达发明的《正蒙释》，当作于明万历之前。注与发明紧密结合，收到了以往注释难以达到的良好效果。被黄宗羲收在《宋元学案》之《横渠学案》中，随此书流传甚广。首先，从形式上看，该书特点鲜明，分为集注和发明两部分。集注部分由高攀龙完成。计征引程子、朱子、刘玑、叶氏、卢中庵、张南轩、真德秀、熊禾、吴临川及不知何人所撰“补注”等九种注解，主要分布在《参两》、《诚明》、《中正》、《有德》、《大易》、《乐器》、《王稀》等篇。这为黄宗羲等编纂《横渠学案》提供了有关《正蒙》丰富的解释材料。发明部分，由徐必达完成。发明与集注一一对应。而且发明较集注往往能够将张子思想作会通式的理解，其“发明”颇有深度。其次，在解说上，多联系传统经典，甚至训诂学方面的资料辨析词义。如对《太和》篇“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氤氲’，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欤！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遇聚散，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糟粕煨烬，无非教也。”一句作解时结合《说文解字》作分析。《说文》谓：“‘块，尘埃也。’盛大纲组之义。息即鼻息，吹犹呼吸。”这样的解释与纯粹的义理解说相结合，对于把握张载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最后，在思想的解释上颇有深度。对《神化》篇中“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一句在张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话，高攀龙解为：“不外乎阴阳，故曰一于气而已。”实际上就是在阐明张载继承自庄子的“通天下一气”的观点。徐必达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合一不测为神，即易藏诸用也；推行有渐为化，即易显诸仁也。皆阴阳之为也，此言神化之体段。”徐氏联系张子别处谈及的话语来会通此段意义，并强调了该段话的重要性。又如在解“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一句时，高攀龙解曰：“明天与神之非有二也。”通过此解明“天人合一”之旨。进而徐必达“发明”日：“此言天神合一，以见圣人即天也。”进一步深入把握张子思想之微言大义，在体认天人合一观点时，需进一步进行理论推演，形成圣人与天相合，即“圣天合一”的境界。类似这样的理解在该书中比较多见，兹不赘述。
钟人杰，钱塘人，属明后期人物，编有《性理会通》一书。据考，是书成于崇祯甲戌（1634年），即《性理大全》而增以明人之说。“袁宏道、陈继儒皆跻诸理学儒先之列，则其去取可知矣。”中含《正蒙》解释两卷，卷上解说至《中正》篇，卷下解说其余九篇。从形式上看，乃为诸多《正蒙》解释中比较齐全的本子，对于《正蒙》的每一章都有解释。每章解释先以大字将原文呈现，然后汇聚《集解》、《集释》、《补注》（童氏发微曰、叶氏曰、熊氏日、长乐刘氏曰、程子曰、朱子曰、西山真氏曰、黄瑞节曰、草庐吴氏注曰、潜室陈氏曰、郑氏曰）《集览》等多种注解于一体，后加自己评按。从解说的详略上看，对于《太和》、《参两》、《诚明》、《乾称》诸篇解说较为详尽，其余各篇相对较为简略。然而，同《性理大全》一样，该书乃逐章全解。主要在于收录和保存各种解说，其自身的评按意义不是很大。可谓《性理大全》之《正蒙》解释之补编。
除以上谈及之流传至今的七种注外，尚有数种佚失之注。据王植《正蒙初义·臆说》：“明正德间四明余本子华甫著《补注》，明正统间副都御史常熟吴讷思庵甫著，合诸家之说互参异同，删烦订谬。”可见明代正德间尚存余本和吴讷两注，惜乎今已不存。除此之外，前面韩邦奇《正蒙拾遗序》中所提及自著《正蒙解结》及阑江章先生所著《正蒙发微》亦已佚失。
说明：本文为2012年度***人文社科项目“张载佚书《礼记说》辑注及其研究”（项目编号：12YJC720039）阶段成果。
作者：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邮编：4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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