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海派旗袍的产生和演变
“海派”一词起初是北京的一些作家对于上海某些文人和文风的批判，含有贬义的意味。海派的对立面便是京派。而后，海派和京派分别成为了象征中国两种文化的代称。但当后人用“海派”来形容服饰时，变贬义为褒义，富有艳羡、赞美的意蕴，“海派服装”差不多可同“海上画派”同日而语了。正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居住于上海的曹聚仁先生曾这样评价，“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以嘲笑摩登女郎卖弄，则摩登女郎也可以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时代落伍”。
20世纪初，旗袍“宽大平直，与当时流行的‘倒大袖’相呼应，旗袍的下摆比较大，整个袍身呈‘倒大’状。但肩、胸乃至腰部，则呈合身趋势。”因此，二十年代给人的印象便是严冷方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保罗·布瓦列特要求“摆脱紧身胸衣、打破S形或者A形的总形式，创造能够自由表达自己身体、容许妇女自由活动的服装”“把女性从紧身胸衣的独裁垄断中***出来”成为时装***的号角。上海作为国际时尚与交流的中心，开始纷纷效仿西方人的做法，“中体西用”，“西学东渐”。此时宽松直身的旗袍向称身合体、衣长过膝的旗袍转变。1929年民国***府废除了清朝的冠服制度，颁布了《服制条理》，并规定女服之一为“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至肘与手脉中点，色蓝，纽扣六”，由此变确定了典型的旗袍样式，为海派旗袍的出现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款式结构、造型工艺等的改进下，“旗女之袍”成为了上海新旗袍样式，海派旗袍。但是海派旗袍的早期的形制和传统的区别并不大，去除了繁琐到极致的装饰和点缀，造型修长，“结构上则采用平面裁剪，但细节处处理略显着意，表现在：在直线造型上，将腋下与腰身部位略微收进、下摆略放、侧缝略微外斜、收腰则不明显、通常配以倒大袖，整体呈现修长而平直的形态。”
三十至四十年代旗袍不断吸收西式的裁剪方法，更加趋同于欧美流行女装的廓形。这个时期旗袍的基本造型为“紧身收腰，下摆两侧开衩，中式立领大襟”。并且随着各个年代的不同，旗袍在造型上做了丰富的变化，如：下摆的高低、门襟的装饰、袖子的长短肥瘦和领子的高低等，各自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样式。三十年代，受西方短裙的影响，旗袍变短，下摆缩短至膝盖处，此时上海摩登女性便在旗袍四周加以细致镶滚，手工精制，但摒弃了十八镶滚的繁琐。四十年代是对旗袍三十年代巅峰期的延续，此时旗袍已经完全西化为“改良旗袍”，海派旗袍的廓形已经臻于成熟。当时流行的西式外套与中式的旗袍混搭的方法体现了旗袍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浓郁气息。
四十年代以后，无边饰、无纽扣旗袍的开始流行，在旗袍的右侧缝将铜质拉链缝合至开衩处，这些新材料的使用时旗袍更加贴切成为可能。在传统思想里，中国的女装很少考虑去突出女子的线条美，而注重繁琐到极致的装饰和点缀，看点在于服饰而不是人自身，这种观点正是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重物轻人”思想一致。而旗袍的出现，则恰恰扭转了这一传统局面，加之新兴思想的注入，人们逐渐产生了表现“自我”的意识。正是由于旗袍这种更加体贴“人”，表现“人”，令人有一种包、贴感，突出和显现“曲线美”的新思想新风尚的服饰，赢得了女装的统治地位。
二、海派文化
上海文化在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敢于打破成规，吐故纳新，广采博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独特的“海派文化”的精髓。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独特的发展轨迹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它是中外交流，内地与沿海交流，农村与都市交流综合形成的产物。以前的上海是一个海滨乡镇，没有古老的文化传统，1842年被英国掠夺为通商商埠，猛然间成为了繁华的都市，大量的移民造成了文化的差异，失去了血缘的联系。“它位居全国海岸线的中部和万里长江的出海口，使它外以扇状的放射线联络着外洋各大商埠，又内以扇状的放射线牵系着内陆各城镇，从而成为中外文化信息最便利、最频繁的转换枢纽。”这里充满了时髦、新兴、刺激、陶醉和堕落等，十里洋场的金迷纸醉、穷奢极欲，使人们在物欲横流的商品化中，感叹人事的无常、生命的脆弱、消沉的意志，追求瞬间飘渺的声色刺激。
受当时文化影响引起服装变革，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清***府的门户开放后，促使国际交往曾多，西方列强在我国的英、法租借，宣传西式教育，西洋文化的影响加大。从欧洲输入的舶来品面料，促进人们的着装多样化选择，改变了人们“做一件传三代”着装观念，从而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望，推动了国内的消费水平。其次，更多的妇女开始工作，为适应职业需要，放弃繁琐的宽镶密滚，缝纫方法简洁化。最后，服装变化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外装饰方法的输入。“日本留学生的“留海头”和“大和髻”是时髦女子模仿的一个目标。窄而长的衣衫，黑裙无绣纹，手表和椭圆形有色眼镜，尖皮鞋、提包和伞”，这表示了她们开放的思想和行为。
一个流派所感受世界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是受它周围的文化气氛影响和制约的。海派和京派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域性，在1933年—1934年发生了以杜衡（笔名苏汶）和沈从文为代表的海派和京派之争。沈从文从所发表的《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中，把海派归结为商业化的才子，并替海派下定义，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他认为“海派”承袭着历史性的恶意。海派理论家杜衡用“苏汶”的笔名写了《文人在上海》进行反驳，写到“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剧界所流行的。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意味。”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的巨大差异，在于中西方文化撞击时采取的不同姿态、方式和速度，以及由此提供的人文地理学和地域文化学的信息。
一个民族乃至一种流派的形成离不开社会、***治、文化对它的催生作用，以及对它的动力和挤压。上海成为一个商埠之后，迅速变成了全国的经济中心、远东金融中心，海派文化的影响日益深远，这优越的地理条件、特殊的***治格局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固然主要，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移民促使各地多元文化的注入和融合。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如日常行为习惯、心理素质、个人文化修养等。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在与人结合的过程中，渗透到我们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之中，渗透到行为和心理变化之后，渗透到人格和个性之中。当时的封闭性和多元文化的交错，这种文化渗透显得尤为突出，影响着上海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可见，在海派文化影响下的旗袍款式的多变性不难解释。
海派文化是中西多元、标新立异、注重体现自我的文化，促使服装不断的快速更新来满足人们日益求变的心理。由于上海得风气之先，也最早受到欧美服饰文化的影响，改制旗袍的尝试便在上海悄然兴起。追求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成了此时服饰改革的大方向。上海电影业的繁荣发展，更是问服装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上海滩的青楼***门在服饰的发展中也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她们的穿着行为打破旧规老制，“西洋服饰之改良、西饰之异化，以至于标新立异视为时尚”“在老上海人中出现了笑贫不笑***的说法”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海派旗袍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主流，时装界和文化界的联袂合作，为海派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