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作者简介：孙涛（1988.9-），男，山东青岛人，文学硕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2002年，刘庆邦中篇小说《神木》获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以此为契机，自2003年起，刘庆邦的研究进入了又一个春天。刘氏小说贴近民生和底层，尤其是他的创作手法与审美风格，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模式，一直以来受到评论家的赞许和追捧。
关键词：刘庆邦；《神木》
自1978年在《郑州文艺》上发表处女作《棉纱白生生》始，刘庆邦已经在文坛上慢慢耕耘了30多个年头。他以中短篇小说享誉文坛，被评论界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其作品不做作、不晦涩，凭其独特的题材和风格吸引着读者，也吸引着评论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解读。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底层文学”的兴起，评论界重新掀起了一场刘庆邦研究热潮，对刘氏小说的叙述手法与审美风格方面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剖析。对这些研究的重新梳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刘庆邦作品的深层内涵和杰出魅力。
叙述手法研究述评
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作品并不新鲜，80年代以来作家们尝试了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也从客观上同步促进了叙事学角度的文学批评方法。刘庆邦是一个执着于底层和民间叙述的作家，他的叙述方式自然要也贴近民间，贴近现实。因此，对于刘氏小说的叙事研究并不困难复杂，相关成果也比较多。就总体而言，研究者对于刘庆邦小说中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叙述视角和叙述语言这两个课题上。
（1）、叙述视角
刘庆邦小说创作以传统的第一和第三人称为主，坚持平民视角和底层立场的叙述方式，这一结论基本上可以说是对刘氏小说的一种定论。可贵的是，学者们在研究叙述视角时，并不仅仅满足于得出一个文学史的结论，往往还要追根溯源，考察这种叙述策略的背后原因。如焦会生在《刘庆邦小说论》中就认为这是与刘庆邦“自己的人生经历、艺术传承和艺术态度所决定的。”①余志平补充提出这种底层叙事策略源于作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情怀”。②当然，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其创作本身是开放的，是不能用任何定论来套用的，比如在许多具体的作品解读中，研究者就发现了刘氏小说中其实也存在着多种叙述视角，比如李杰在分析《家道》中就发现其“叙述视角不是固定的，是一个由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为主导的多重视角组成的系统。”③理清丽在分析《中间人物》也注意到了其中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以及“元叙述”特征等等。总之，对于叙述视角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开拓余地，比如最近兴起的对于刘庆邦小说中“儿童视角”的研究即使如此。
（2）、叙述语言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刘庆邦比较重视语言，努力探寻打磨自己的语言风格，这可以说是作家的一个自觉的追求。早在90年代，张颐武就撰文专门讨论刘庆邦的语言艺术。尽管这篇文章理论与文本阐释比较生硬，而且是就刘庆邦早期作品而言的，但是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刘庆邦小说展现的是一个“本土性的语言世界”④，这无疑是正确的。焦会生提出刘庆邦的叙述话语具有“贴近现实”和“本色化”的特点，发展了张颐武的“本土说”并注意到了其中明显的作家本人的风格特色。余志平亦曾专门发表专门文章讨论语言问题并提出刘氏“亦俗亦雅的个性化语言风格”⑤，将语言艺术和审美风格统一起来，对刘氏语言予以高度评价。李红艳的观点可以是前三者的一个综合，她将刘庆邦的语言特点归纳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⑥可以看作是对刘庆邦语言特色的比较全面的概括。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刘庆邦小说中的语言艺术固然值得称赞，但是也不免有一些问题存在，如有些话语过于生硬，口语书面语的矛盾，俗与雅的问题处理不当等等。对这些不足研究者尚未形成关注和共识，还有待今后的更加深入的探讨。
审美风格研究述评
（1）、温情诗意之美
研究者普遍认为刘庆邦的柔美风格是直接师承于沈从文、汪曾祺一脉，作家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刘庆邦毕竟是一个有自身独特审美取向的作家，他的“田园牧歌式”小说较之于沈、汪自然也不完全等同。用张延国的话来说，是“少了几分文人制造味，多了几分乡土的色彩和生活的气息，生活化和现实感进一步加强。”⑦杨建兵认为这种诗意是一种“底层的诗意”，是一种在实实在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温馨”⑧。翟苏民认为这种诗美是“从素朴中生发出诗美”，“这种素朴体现在他小说笔触的温和与热情上。”⑨总之，刘邦庆的柔美小说继承了沈、汪的淡雅、优美、含蓄的审美品格，同时又更多了一种现实感，底层感，朴素感，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温情诗意”的美学风格。
（2）、酷烈诗意之美
除了柔美小说之外，刘庆邦的一些作品中还透出了某些酷烈的风格，这类小说就数量上来说并不是很多，但是却非常深刻，给人留下了更加过目难忘的印象。早在1990年，孙郁就曾评论《神木》的审美风格：“其间的残酷之色，与刘恒的灰色之影庶几近之。”“以往纤细的牧歌式的小调被山崩式的轰鸣代替了。”⑩研究者发现刘氏酷烈小说中所表现的审美风格并不像柔美小说那么单一化，而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有递进性的特征：它首先是一种强悍的美，“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惊心动魄的力量。”“溢着的强悍恐肆的人生态度”B11。继而由强悍引发出一种悲凉的美——“悲凉的底色”，最后由悲凉再上升到一种生命诗意之美：“他对人生苦难的偏爱并非爱苦难本身，而是爱它所蕴藏的生命的诗意—从苦难之中生长发育出的美好人性，经由苦难而升华的人类所独有的精神追求与情感渴望”。B12由此可见，酷烈诗意所产生的美学风格是直指人的灵魂的，是更高一层次的美，对它的研究也预示了对刘庆邦小说审美风格研究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审美定势局限
一直以来，研究者对于刘庆邦小说的审美风格研究一般按照“柔美”和“酷烈”两个方向不断推进，几乎形成了一个审美研究的定势，似乎刘氏小说仅存在这两种风格，并且还皆然对立。可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陈思和指出：“两种不同风格真的的截然对立吗？我读其书想其人，柔美与酷烈都是人性的极致，应该是有机地统一在他的风格里。”B12的确，水至清则无鱼，刘庆邦的小说是建构在一个浑浊的民间立场上的，其柔美和酷烈本身不可能完全对立，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设置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审美模式，于现实不符，同时也有碍于研究的深入。实际上，雷达在《季风与地火》中就已经论及了两种不同审美品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是看起来对立的两级，其实都暗含了作家的“精神理想和审美情趣”，这才是它们“一以贯之的血脉”B14。因此，在研究刘庆邦小说中的两种审美风格上面，既要看到“异”，更要看到“同”；既要看到单一，又要看到多样，这才能更加完整准确的把握问题的实质。
总之，刘庆邦是当代文坛中风头正劲的一位作家，他坚守现实主义传统，贴近底层关注民生，其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和精神感染力。对于刘庆邦小说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分析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于人道主义精神和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意识的传承过程。学者们应当秉着这样一种精神来继续研究，这是学术应当具备的功利性，也可以说是研究刘庆邦小说真正意义之所在。（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安忆，《什么是故事》，《文学角》，1989年02期。
[2]雷达，《季风与地火—刘庆邦小说面面观》，《文学评论》，1992年06期。
[3]魏家骏，《圣洁的爱和古典的美—读刘庆邦的小说》，《名作欣赏》，2002年05期。
[4]谭光辉，《真情世界的困守和无情世界的飘零—读刘庆邦与徐坤》，《名作欣赏》，2002年06期。
[5]方学武，《论刘庆邦的成长主题小说》，《山东文学》，2006年第07期。
[6]柯贵文，《论刘庆邦的成长小说》，《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04期。
[7]杨静，祁宏超，《苦难是人生的成人仪式—刘庆邦成长小说仪式考》，《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04期。
注解：
①引自焦会生，《刘庆邦小说论》，《当代文坛》，2005年04期。
②引自余志平，《吹响民间底层生命的唢呐——底层叙事视野中的刘庆邦小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③引自李杰，《刘庆邦小说的叙事特征》，《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2006年01期。
④引自张颐武，《话语记忆叙事—读刘庆邦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05期。
⑤引自余志平，《论刘庆邦小说语言的俗与雅》，《文学理论与批评》，2007年04期。
⑥引自李红艳，《论刘庆邦乡村题材小说的语言特色》，《作家》，2011年10期。
⑦引自张延国，《九十年代的田园牧歌—刘庆邦柔美小说论》，《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04期。
⑧引自杨建兵，《对底层的诗意抒写—论刘庆邦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09年03期。
⑨引自翟苏民，《朴素生发出的诗美》，《小说评论》，2005年05期。
⑩引自孙郁，《在温情与冷意之间》，《北京观察》，2004年05期。
B11引自何志云，《强悍而悸动不宁的灵魂—读刘庆邦的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05期。
B12引自柯贵文，《悲凉底色上的淡淡诗意—论刘庆邦小说的艺术风格》，《五邑大学学报》，2004年03期。
B13引自陈思和，《在柔美与酷烈之外—刘庆邦短篇小说艺术谈》，《上海文学》，2003年12期。
B14引自雷达，《季风与地火—刘庆邦小说面面观》，《文学评论》，199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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