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王炳照老师离开我们转眼间已快一年了。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2009年7月6日与王老师通电话时的情景，当我向他汇报完工作，问起他身体状况的时候，他在电话那头大声说：“好着哪！没问题。你也要当心！”我和往常一样说了句：“天气热，王老师要多保重啊！”就放下了电话。谁能料到，这竟是我听到王老师的最后一句话！不久，就传来王老师住院检查的消息，开始时怎么也不相信，还在电话里和告诉我消息的同志争辩；以后消息越来越多，不是住院检查，而是住院***；消息越来越让人心焦,……那几个月我经常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既怕接听外地来的电话，又幻想着会出现奇迹，有一天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王老师已没事出院啦！但是，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
我是1963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后和王老师认识的，王老师当时是教育史研究生班的班长。那年冬天，教育系师生去北京郊区大兴县搞社教运动，系里把研究生班与一年级新生安排在一起，我们才得以认识。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四十多年来，可以说，我在业务方面和工作中取得的点滴进步，都与王老师的关心、帮助与鼓励分不开。四十多年来在我们的交往中发生过无数的事情，但对我印象最深、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却是发生在“”中的一件“小事”。
记得是1967年5月初，当时北师大“***委员会”派王老师找我，说原《中国少年报》早已停刊了，全国的小学生们没有一份自己的读物。北京市一些高校想联合起来办一份《红小兵报》，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在这方面要当仁不让，而教育系应该多做些工作。王老师告诉我，经研究决定让我代表学校，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师生一起完成这个任务。领下任务后，我即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师范学院，还有原中国少儿出版社的一些同志组织了一个编辑部，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不知为什么我会被稀里糊涂地推选为编辑部负责人。当时已是5月上旬，要在六一节出创刊号，事情杂、头绪多，从组稿，到跑纸张，跑排版，跑印刷，就靠三五位同志，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连名字都还叫不出来。最要命的是我根本没干过此类事情，连最基本的流程也不清楚。那几天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骑着个破自行车满北京跑，终于在5月31日晚把各个版面校完最后一遍，我签了“付印”二字后，找了个地方倒头便睡，恨不得把十几天的觉补回来。也不知什么时候了，我突然被敲打门窗的声音惊醒，外边一片吵闹声，还夹杂着“抓现行反***”的呼叫。我急忙起来开门，进来几个***模样的青年，手里摇晃着刚出版的《红小兵报》，冲我喊道：“你们的报纸有严重***治问题！立刻封掉，不能再出售一份！”旁边的人高呼“打倒现行反***！”我一下就懵了，连忙说让我看看怎么回事，那个人把报纸甩过来，我一看他们用红笔划出的地方，再也说不出话来，脑袋里一片空白！原来，在这份创刊号上有我写的一篇《发刊词》，按照当时的习惯，里面引用了不少语录，其中有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套红的，非常显眼。但是，却偏偏没有了“忘记”二字，分明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了，这真是事比天大啊！问题究竟出在那里？是原稿就没有，而且没校对出来？是原稿有，排印时被抽去？还是……我只知道我不会干这种“现行反***”的事，但是，是谁干的呢？反正是我签字让“付印”的呀，白纸黑字，无话可说。赶紧通知有关同志把报纸立即封存之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从人大回到北师大的。回校后赶紧找王老师向他汇报，他说，“事情我已知道了，你别着急，想想问题出在那个环节？”我差点急得哭了，能不急吗？这是什么性质的事啊？王老师安慰我说，“反正事情也发生了，急也没用。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你难道不相信自己？”后面这句话让我稍微安静下来。回到宿舍后，我把前后过程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第二天将它交给了王老师。此后几天，真是吃不香、睡不着，整天提心吊胆。看看“”开展以来周围的老师、同学，有多少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反***”，晚上常常惊出一身冷汗。大约过了一周之后，有一天王老师找到我说：“《红小兵报》的事有关方面研究了，就到此了，今后要接受教训。你也不要再背包袱了，该干啥干啥吧。”我真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就算完事啦？我问王老师：“上面是怎么讨论的？就没事啦？”他说：“你还嫌事少啊？别问啦！”我就没敢再问，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总还是感到心里不踏实。以后在校园里经常碰到王老师，有几次趁着周围没人，我就问他，你是如何把那件事摆平的？他总是笑着岔开话题，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我心里明白，这样的事没有他替我在上面“扛着”，是不会这么平静的。
学校里的“”仍在继续进行，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的心总是担心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好不容易挨到毕业，我被分配到冶金部在山西的一个企业里当泥水工。196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干了一天活的我刚洗净满身的泥土，正准备和工人们一起玩扑克牌，突然接到邮递员送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赫然印着“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字样，我一看，完啦！当时全国上下正在抓“五一六”分子，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大祸临头！再也没心思玩扑克。躲在没人处拆开信看了，我才彻底放下悬了几年的一颗心！原来这封公函是向我询问：《红小兵报》出事后，全部拉去销毁，那笔卖废纸的钱是如何处理的？天哪！这等于彻底宣告了我的“被***”！
我毕业离校后，很长时间没有与王老师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和王老师接触的机会多起来，我心里蓄积多年的感激之情与日俱增，总想弄清楚当年那件事的背后他是怎么做工作的，替我承受些什么压力。每次问起，他仍是笑而不答，只是说，“你本来就不是反***嘛，何必要弄得那么清楚！”
四十多年过去了，直至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当年王老师是如何替我收场的。在那些极不正常的日子里，能够替一个犯下“现行反***罪”、又并无特别关系的低年级同学承担责任，这是要冒多大的风险，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交往中的许多事情早已淡忘，惟独这件事却在时间的流逝中愈来愈清晰，它时刻鞭策着我，要做一个正派的人、正直的人，做一个有担当、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