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生五十四载，他骂人无数。难得之处是，鲁迅的骂语既可令时人抓狂、欲除之而后快，亦可流传后世，为当下所学习，更是出书立传以示敬仰
鲁迅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斗士，他一生骂人无数，同样的，其挨骂之词也颇为可观。难得之处是，鲁迅的骂语既可令时人抓狂、欲除之而后快，亦可流传后世，为当下所学习，更是被出书立传以示敬仰。
骂人也是一门艺术
骂人往往被骚客文人所不齿，然而之于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对此之评价却大相径庭。鲁迅素来被喻为文坛上开天辟地的骂人高手，与普通之骂语不同，没人敢轻视鲁迅那些骂人的文字。很多人认为鲁迅的骂语能深刻地批判社会，亦能起到文化争鸣的意义，甚至有评价说，这些“骂”是站在了“哲学的高度”来骂一切该骂之事、之人。
鲁迅的“骂”在经历了不同时代后，依然以一种艺术的形式被形形的人去收藏、去研究、去模仿、去顶礼。我们如何来透析这种艺术？事实上，鲁迅的骂往往在他的杂文写作中得以升华和诠释。可以说，正是杂文中诙谐尖刻的表达，造就了一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也使得本为粗俗的骂语亦能登上“阳春白雪”的大堂。
杂文是鲁迅一生运用最多的文学形式。通过杂文，鲁迅树立了一个不屈不挠与旧势力决不妥协、奋起反抗的***者形象。同时，由于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迸发的时期，使得他的杂文成为了解中国那段历史的最好方式。
泼辣犀利和意味深长是鲁迅杂文的主要文风。在讽刺挖苦、骂声阵阵中，鲁迅为我们纵深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如果随手拈来一篇鲁迅的作品，或许乍一读来只是看到了一件细小平常之事，甚至具体的有些罗嗦，然而当你将多篇他的文章汇在一起，得到的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象，随之，中国近代社会的面貌即可窥见一斑。
如此不拘一格的特点，自然赋予了鲁迅的“骂”一种超脱于同时期文人的特有艺术魅力，也让这种“骂”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种文体。
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同样的，鲁迅也曾这样描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应该说，正是把骂人融合成一种杂文的艺术形式，让杂文这种文体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同样令鲁迅拥有了自成一家的思想特征。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文坛乃至思想界的发展进程中都留下了清晰的足迹，为后世所品咂且啧啧不已。
研究鲁迅，总也不能避开那些“亲者快、仇者痛”的骂文，甚至可以说，当你读懂了那篇篇浓缩了他思想精髓的杂文，你也就在精神灵魂层面透视了一个独特的鲁迅。
尘封的骂战
鲁迅骂人不分对象，但却始终持守原则，鲁迅的一生都在关注中国国民性改造问题，而他拥有匕首般尖锐的文字，大都围绕国民劣根性，用讽刺来表达感情。除了针砭时弊，鲁迅比较经典精彩的“骂战”主要集中于和同时期***坛文坛的几位著名人士之间。
陈西滢这位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的学者型人物，却成为鲁迅笔下的“妖魔”。鲁迅一生与陈西滢数度爆***战，更为甚者，在后人眼里，他几乎就是鲁迅永远的“敌人”。
1925年，北京爆发“女师大风潮”，***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奋起反抗统治***阀的***行为。彼时，陈西滢却以一种“闲话”（详见《西滢闲话》）的姿态评述学生运动，其言辞看似公允，内涵实则充满了对学生的不满，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势力的抵抗。
如此为当局辩护的态度引发了鲁迅的反感，他以一篇“并非闲话”为序曲迅速展开反击，两人也随即展开论战。此番过程中，鲁迅的言辞颇为辛辣且往往单刀直入，比如：鲁迅称其“说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说把公理插到粪车上去，把绅士衣装丢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赤条条地站出来说真话……”
几番回合后，陈西滢渐有招架不住之势，其转而批判鲁迅的杂文作品，对此鲁迅亦翘首强势应战。回想那个思潮涌动的年代，当局并没有过多干涉两人的论战，这也成就了一道独特的言论风景线。
此后，陈鲁二人逐渐走向纠缠，这也使得胡适等人出面调停。而道义上的失败也最终逼使陈西滢从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隐而出。
提到胡适，他与鲁迅也颇有渊源。最初两人曾有过一段互相敬慕的融洽交往。后“”时期，随着《新青年》杂志的***以及两人在***治立场上的差异，胡适与鲁迅最终分道扬镳。
胡适自始至终都在以一种慢条斯理、求真务实的态度宣扬民主自由的优势和必要，鲁迅则终其一生以一种愤世嫉俗、不共戴天的态度控诉中国历史的过去乃至现实，深刻批判社会。事实上，胡适的思想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鲁迅“愤怒”的根源，两人虽君不再同路，理念却仍息息相关。
彼时，胡适陆续发表“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好***府主义”等文章，鲁迅将这些统统理解为是为当时的国民***府一种“小骂大帮忙”。直至后来胡适对日本侵华“劝善”的态度终使鲁迅忍无可忍，在《华盖集》正续编以及之后的每本杂文集中，可以很容易读到鲁迅对胡适这些主张的愤慨与讽刺。鲁迅曾很严厉地不点名谴责胡适为“向日本人献上‘攻心菜’的学者”，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而以胡适为灵魂的“新月社”被国民***府查封后，鲁迅辛辣地将此讽刺为“他们是焦大，被贾府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对于鲁迅与胡适之间的“是非”，是令人遗憾的。同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同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志士之间产生了很多误会。胡适从来不是***府的“说客”，鲁迅也非“见人就骂”的“泼妇”，当时的国民***府也对这两个颇为棘手的时代人物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包容态度。
郭沫若与鲁迅间的纠葛也很有特点。郭沫若创建的创造社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学的过程中，将鲁迅视为绊脚石，并发文攻击鲁迅。郭沫若表示这是对“社会意识的批判”。鲁迅回击中既有攻击性的言辞如骂郭沫若为“才子+流氓”、“有一张‘创造’脸”，同时也有对这伙人理性深刻的批判。
鲁迅尖刻的批评并未遭致郭沫若更为激烈的“讨伐”，事实上，后来郭沫若曾真诚评价鲁迅为一个宽怀大量的先生，并表示，在读完《鲁迅全集》后，加深了对鲁迅的了解。
鲁迅为何不骂日本
众所周知，鲁迅与日本之间有着一段剪不断的情缘，他曾表示：日本和中国大众本来就是兄弟，即便在中日关系乌云密布的年代，鲁迅也始终对中日人民的友好前景满怀信心。
但因此，他便遭致很多人诸如“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人”等非议，甚至是谩骂，这着实让人摸不到头脑。应该对此澄清的是，鲁迅对日本拥有的感情从未超出民族道义的范围，例如鲁迅曾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战争。”
鲁迅从未掩饰自己对日本的骂声，“友邦惊诧论”的完成就是最好的论证。
而鲁迅之所以“疏于”对外邦言语上的管教实际上也是有着很深的时代背景。彼时之中国，除了思想界的活跃，整个民族却陷入一种极为混沌的状态。鲁迅的骂，大多是要骂醒中国人，而这种醒悟并不是说你骂了日本侵略者就能够得到的。正如前文所述，鲁迅一生致力于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唤醒国民的民族感。
有了这几点诠释，想必扣在鲁迅头上的一些不公正的帽子应该可以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