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押，说文，署也。”“花押”即押字，在宋代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到，如宋代周密《癸辛杂识》中载：“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稍花之，如韦陟五朵云是也。”朱或《萍洲可谈》卷一亦云：“押字自唐以来方有之，盖亦署名之类，但草书不甚谨，故或谓之草字。”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语：“俗以草书为押字。”洪迈《容斋五笔》卷十谓：“押字，古人书名之草者，施于文记间，以自别识耳。”综上所述，即可知“花押”是签名的一种签署样式，但押的并非是作者规范的名、字或号，而是作者运用行书或草书加以变化，或采用连笔草写、或交错相叠、或多字化为一字、或一字化为多字等手法形成极具艺术性、标志性、符号性的押字。故“花押”也称为草押、花字、花书等。
“花押”在宋代之公文、钱币、书画、器物等领域都有相当的应用，书画领域中的“花押”以帝王之尊的著名画家宋徽宗赵佶最为著名，他的“花押”造型极具个性，既似一个“天”字，又像一个拉长的“开”字，且不同时期又有微妙的变化，其目前存世作品或传为他的作品中几乎都存在“花押”现象。关于其“花押”之含义有两种观点，一为“天下一人”之意，二为“天水”之意。就此两种观点，详查文献，加以辨析如下。
其一为“天下一人”之意。这一观点目前在学术界较为流行，不少书籍与文章中经常出现此类解释与戏说，由于资料所限，其来源无从查起，但知1958年邓白先生所著《赵佶》一书中有记，其云：“签名喜作花押，据说这是‘天下一人’的略笔。”还有徐邦达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画的考辨》一文中称“相传是‘天下一人’的简写”。当然，作为皇帝称自己是“天下第一人”或者“天下独一人”并不过分，但其中之缘由历史文献上也并无提及与记载，且邓、徐二公都没有做更多的阐释与注解，故暂列于此。
其二、为“天水”之意。此种说法见于元代夏文彦《***绘宝鉴》一书，其云：“徽宗，万几之暇，惟好书画……丹青卷轴，具天纵之妙，有晋唐风韵……画后押字用天水，及宣和、***和小玺志，或用瓢印，虫鱼篆文。”近代美术史论家徐书城先生从之，其在《中国绘画断代史・宋代绘画》一书中云：“《芙蓉锦鸡***轴》……不仅署名‘天水’，并有赵佶的题诗。”但夏、徐二人都没有阐释此花押为何是“天水”之意。窃以为夏氏这一观点极有可能是来自于金章宗完颜御题的《天水摹张萱捣练***》、《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等作品中的“天水”二字(据周密《癸辛杂识》所载，金章宗为被掳到北方的宋徽宗某公主之女所生，是金朝汉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位皇帝，擅长诗词创作，亦好书法、绘画，曾在朝中设立书画院，搜集散佚的书籍和书画名品。)。此处之“天水”二字指的是宋徽宗的郡望(“郡”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行***建置、行***区划。“望”就是“望族”，指有声望的姓氏大族，显贵的为世人所仰望的姓氏。所谓“郡望”有两层含义，其初指一个郡中的望族；而后多指一个家族的根源和发源地。)。《宋史》卷六十五“五行三”中曾记载：“天水，国之姓望也。”由此可见，天水为宋王朝皇族的郡望，确为无误。另据金人可恭所撰《宋俘记》之“宫眷”条下记载，“昏德公赵佶，宋为道宗……三月二十八日，封天水郡王；长子重昏侯赵桓(宋钦宗)，即靖康帝……二月二十八日封天水郡公。”也是源于宋徽宗的郡望“天水”而封。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称北宋为“天水一朝”，原因亦同。因此宋徽宗赵佶书画作品中的“花押”当为“天水”之意，而非“天下一人”。
赵佶书画作品中的“花押”应用很普遍，时间跨度很长，变化亦比较明显。笔者把宋徽宗的书画作品(凡有部分鉴定家认定真迹的作品一概选入)以及他所题记的别人的书画作品中的“花押”逐一对照分析，发现其“花押”的形式变化大致分为四类。此四类是按照其花押的造型所分。
第一类是三幅赵佶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御题作品《韩混文苑***》、《赫澄人马***》、《韩斡牧马***》与其绘画作品《雪江归棹***》中的花押，四个花押造型基本一致，几乎没有变化，共同特点是结构紧凑，极似“天”字，藏锋行笔，上部上下两横距离较近，下部第三笔左短右长，右边笔画斜出。
第二类是五幅赵佶绘画作品《御鹰***》、《芙蓉锦鸡***》、《腊梅双禽***》、《金英秋禽***》、《梅花绣眼***》中的花押，五个花押造型大致相同，但局部略有变化，比如《梅花绣眼***》与《腊梅双禽***》中的花押第三笔起笔为露锋，其余皆为藏锋。其共同特点是上部上下两横故意拉开距离，看似形成两个汉字，下部第三笔左短右长，尤其是右边笔画比第一类花押更长斜出。
第三类是四幅赵佶绘画作品《瑞鹤***》、《写生珍禽***》、《祥龙石***》、《枇杷山鸟***》中的花押，四个花押造型一致，共同特点为第一横笔与第二横笔距离更远，完全脱离，第二横笔与第三笔结合在一起，第三笔更加夸张了右边的拉长与斜出，但斜出的角度有所缩小，向着垂直的趋势发展，另外第三笔在造型上已经越出第二横笔，完全形成两个汉字，或者说更像一个拉长的“开”字。
第四类是两幅赵佶绘画作品《听琴***》、《鹆***》中的花押与两幅书法作品《草书千字文》、《题唐十八学士》中的花押，四个花押造型一致，与第三类花押相比，第三笔的右边更长并作垂直状，且更加的圆润、成熟、飘逸、潇洒。
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认为，赵佶的花押形式变化早晚有别，大概以“***和”(《瑞鹤***》，***和二年壬辰，111 2年作，时年31岁)为界，之前的花押，下垂的二脚比较向左右斜出；到宣和(草书《千字文》，宣和四年壬寅，1122年)以来，则二脚变为左短右长，且左斜右垂直。然而，这一结论略显笼统，且没有深入分析花押的造型变化。查赵佶书画作品的时间与花押变化，花押的造型自始至终都是左短右长，关键在于花押第三笔的行笔造型变化，由向右斜出的刚猛劲健变为垂直向下的飘逸洒脱。而且徐公以赵佶于***和二年壬辰(1112年)所作的《瑞鹤***》为界予以划分，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因为1112年《瑞鹤***》中花押比***和甲午岁(1114年)的《御鹰***》还成熟，还有大观戊子岁(1108年)的书法作品《题唐十八学士》中的花押与宣和壬寅岁(1122年)的《草书千字文》中的花押造型一样。如若《御鹰***》与《题唐十八学士》均为赝品，则徐公之论毋庸置疑，再结合拙文上述之详细分析，赵佶花押之造型与变化规律即已昭昭。然而关于赵佶书画作品的真伪目前在学术界莫衷～是，国内著名的鉴定家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傅熹年等先生以及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意见也不尽统一，所以这只能是个历史悬案。囿于笔者的学术水平与资料，对于赵佶书画作品中“花押”的书写方式与行笔变化只能分析到
此，纯属抛砖引玉之举，以俟有识之士作更为深刻之分析与研究。
史料记载，花押最早出现于晋，南宋岳珂《程史》卷一中云：“押字之制，世以为起于唐韦陟五朵云，而不知晋已有之。”并详细记录了“晋盆杆”的信息，其云：“庆元元年五月，大雨隋其巅，古冢出焉。初仅数甓流下，其上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晋永宁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张某，下有文如押字。”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即已出现和认可押字，这当然与魏晋时期风流潇洒的文人、超尘绝俗的名士所追求的张扬个性、尚新求异、超脱自由的观念分不开。
唐代的文献典籍中亦有相关记载，如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宰相判事目”条下云：“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日花押。”唐代彦谦《宿田家诗》云：“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公文捧花押，鹰隼驾声势”《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韦陟传》：“常以五采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唐代之花押现象可见一斑。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对唐代花押的流行亦有记载，并云：“后人花押，乃以草书记其自书，故谓之押字，或云草字。盖沿习此耳。唐人及国初前辈与人书牍，或只用押字，与名用之无异，上表彰亦或尔。”
至两宋，花押广为盛行，与人们之生活密切相关，不管是在书画作品中，抑或是在商业交往活动，还是在***之公文、百姓之生活等领域，都可见到作为一种信约符号――“花押”的应用与流行。赵佶书画作品中的花押现象当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渊源，兹从三个方面举数例，以概其余，聊以探讨。
其一，其他书画家作品中花押的应用。目前所能见到较早的书画作品中的花押为唐玄宗李隆基的书法作品《钨颂》，此花押表现出浓厚的行书点画意味，介于符号与文字形式之间。宋代书画作品中的花押为数不少，郭若虚《***画见闻志》卷三中云：“仁宗皇帝，天资颖悟，圣艺神奇……若虚旧有家藏御画御马一疋……上有宸翰题云‘庆历四年七月十四日御画’，兼有押字印宝。”还有书法家李建中在《土母帖》与《贵宅帖》中的落款亦属于纯粹符号形式的花押，徐铉在书法作品中亦有花押，文彦博在其书法尺牍中的花押为“彦博”二字合二为一的草写，章悖以名字作草书省笔而成的花押，宋高宗赵构《赐岳飞批卷》中的花押等等。
花押不仅出现在书画作品中，宋记小说中记载书画家的花押趣事亦较为常见，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中云：“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扁，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洪迈《容斋五笔》卷十中载：“予顷因见鄂州南楼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识，后访得其人名应辰……盖以国朝宝元元年吕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宇，题云：“‘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记，人不能知。大宋熙宁七年甲寅岁刻，尚书都官员外郎武陵柳应辰，时为永州通判’……有阆中陈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为。押字古人书名之草者，施于文记问，以自别识耳。今应辰镌刻广博如许，已怪矣。好事者从而为之说，谓能法逐不祥，真大可笑。’”还有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中亦载：“蜀于韦皋刻石文字，后书皋名者，必镌其中，仅可辩……近有自西南夷得皋授故君长牒，于皋位下，书若皋字，复涂以墨，如刻石者，盖‘皋’花字也。当时书石，亦用前名后押之制，非蜀人镜其文尊讳之。如本朝韩魏公书‘花’字写成‘琦’字，复涂以墨，尚可辩，亦此体也。”
花押不仅存在于书画作品的题跋之中，而且亦存在于书画装裱之中。文震亨《长物志》卷五中云：“徽宗御府收藏书画……题画于引首一条，阔仅一指，傍有木印黑字一行，俱装池匠花押名款……”花押于当时书画界之流行，可窥之。
其二，朝廷公文中花押的应用。花押在宋代朝廷公文中亦很普遍。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五“押字”条下谓：“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间私简俱前书名，后止押字。”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云：“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具姓名。进草即黄纸书，宰臣、执***皆于状背押字。堂检宰执皆不押，唯宰属于检背书日，堂吏书名用印。”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五云，凡官府“应行文字，签押用印完备，方得发出。”
关于花押流行于朝廷公文之说，罗列数例，如《宋史》卷二十七“高宗纪”云：“三年九月……壬申，诏中书舍人、给事中，凡制敕非***期极速，必先书押而后报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一载：“近世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宝，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说明皇帝亲笔写并押字，就可以不用御印，足见押书与用印之高下。
更有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中载：“余近见先朝太祖、太宗时朝廷进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书名。初疑为检底而末乃有御批，殊不能晓。后见前辈所载乾淳间礼部有申秘省状，押字而不书名者，或者以为相轻致撼。范石湖闻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韦陟五朵云是也。’岂唯是前辈简帖，亦止是前面书名，其后押字，虽刺字亦是前是姓某起居，其后亦是押字。”周氏还在此书“别集下”中进一步记载了宋代十五朝的皇帝御押。周密《齐东野语》卷八亦云“赵佥判花字样”条下记载赵佥“押字，作一大口字，而申其下一画。陈子爽恺作守，初到见之，书其侧云：‘佥判押字大空空，请改之，庶几务实。仍请别押一样来。’闻者无不大笑。”
此外，花押于域外金、辽等地亦为流行，洪迈《容斋三笔》卷四中记载金国使者外出，“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宋代对于花押还有特殊规定，《宋会要辑稿》之“官职二之二八”中记载内外臣僚所进文字无印者，其“花押仍须一手书写，所有内外诸司及诸道州府***监，并依此例。”
其三，日常百姓生活中花押的应用。花押不仅属于***或文人的行为，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花押也无处不在。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五云百姓所出“文状须是呼集邻保，对众供写，或不能书字，须令人，对众读示，亲押花字，其人及邻保亦须系书以为照证。”袁采《袁氏世范》卷三“治家・田产宜早印契割产”条下云及田产的交易与继承时道：“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如价贯、年月、四至、亩角、必即书填。”《宋会要辑稿》之“食货五十五之十九”条下云：“仁宗天圣八年四月，三司言准编敕，铙钹钟磬，酒口子照子等，许令在京铸……于就近便官场收买并须镌勒近人专副的姓名以及监官的押字。”
魏泰《东轩笔录》卷二中记载“钱僖公惟演自枢密使为使相，而恨不得为真宰，居常叹曰：‘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洪迈《夷坚志》卷二十记载了阴间地府亦有花押，其云邓安民冤死狱中，后来带着阴间出具的无罪文书找邵博，“指牍尾请书名。已而复进曰：‘有名无押字，不可用。’邵又花书之，始去。”虽然此事颇有迷信鬼神之嫌。但亦可见花押应用之普遍性。
总之，花押在宋代各个领域都有运用，而且还出现了关于花押的专门著书论述，如张玄达《相押字法》、佚名《六神相押字法》以及邵雍《花押赋》等等。尤其是邵雍之《花押赋》中对花押更作了深刻的解释，其云：“夫押字者，人之心印也。古人以结绳为证，今人以押字为名。大凡穷通之理，皆与阴阳相应。”郭若虚《***画见闻志》卷一对此亦有表述：“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
正是源于此等普遍的社会基础，加之赵估帝王之尊的身份以及其书画方面之卓越才能，方才造就了其极具个性与艺术性的花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