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第一眼看到张鹤龄先生，是在她的画册上。微卷的银发、娴雅的神态，还有含笑的嘴角，让人恍惚间看到旧时光里的那些闺阁淑女，而忘记了她已是耄耋之年。
张鹤龄1935年出生于济南书香门第。年仅3岁，“慈父见背”，从此便与舅舅全家生活在一起。张鹤龄的舅父程公博是当时济南南华学院艺术系国画教授，“谈笑有鸿儒”，关友声、黑伯龙、李苦禅、弭菊田等画界前辈皆是家中常客，听父辈吟诗谈艺，看先生赋曲作画，张鹤龄的“舅舅客厅”悄然滋养着她的艺术基因。
能握得住毛笔的年龄里，逢大年初一，张鹤龄必然要面对大家在红纸上写下“龙”“虎”两个大字。她在展纸落墨的时候，也许并未意识到，这支笔一握，便隐喻了一生。1952年，17岁的张鹤龄在济南二中毕业之后，只身负笈北上，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受教于卫天霖、吴冠中、王雪涛等一批美术界“执牛耳”者。
家族之学养、个人之美慧，让张鹤龄发酵为呐喊“画中国人的水彩画”者之翘楚也许并不奇怪，从《墨竹》到《红莲白合》再到《金秋》，作为写实画家，她的取景构***是中国的，造型色彩是中国的，用笔用色也是中国的，“我自发我之肺腑”。但传统之外，又似乎有些洋气。
这洋气是有些缘由的。
画家单应桂评价她，待人接物温婉亲切，对艺术刚烈坚毅。正是这一抹刚烈，让她“看外国人画的西洋画，就觉得树枝都没有力量，轻飘飘的，我就觉得不过瘾。” 在传统与西方之间的游弋，让张鹤龄的国画比传统更讲究骨法用笔，她的字，她笔下的竹挺拔刚劲，迎风更潇洒，正是她性格的那一面。
借用马丁・斯科塞斯那部《纯真年代》中的台词：“没人会嫉妒她的胜利，好像她无论输赢，也永远如此娴静，但在她那平和甜美的帘幕后面，是否也只是一片空白？”
张鹤龄的纯真年代与空白无关，与“出走”有关。少小时着一袭月白色旗袍跑到家外小巷的泉水里肆意狂奔曾被她评价为“一次特大的精神释放”， 书香门第的礼教束缚使得一次奔跑，便成了一场“出走”的***。
大学时期，张鹤龄更为“疯狂”，四个暑假都没有回家，都在北京参加国防体育俱乐部，“第一个暑假我用缴获的二四式步***学了射击。第二个暑假我就学摩托车。第三个暑假学跳伞，当时只有两个名额，我天还没亮就去排队，但是量体重的时候差一点，就干脆拿两块石头放在兜里，最后选上了。后来跳了九次，包括夜间跳伞。”
“来羡慕我吧，我在风中跳舞啊，来羡慕我啊，我到哪里那儿就漂亮……”这段歌词可以用来形容60年前的张鹤龄。如果不是后来的那一场场运动，张鹤龄的艺术意象中也许永远不会出现黑漆漆的煤块。
1957年，张鹤龄从艺术院校毕业刚刚踏入社会，即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和时断时续的下乡劳动之中，春耕夏收，拉犁下地，对艺术追求的信念只能在扛锄头握镰刀的生涯中消磨，但也让她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
8年过后，张鹤龄卷进了另一个陌生的命运误区――舞台美术。她下过煤井，体验过扛着风钻感觉着煤屑从头顶簌簌落下的心情，也体验过仅靠一盏矿灯，五体投地地从700多米地下爬上阳光灼灼的地面的释然。
这是一种苦难的力量。苦难，颠覆了价值趋向，在张鹤龄的中年以后又趋深刻，酿化出一曲《蜂窝煤之歌》，这是艺术的另一次“出走”。
几十年底层生活的深入接触体验，蚀磨掉了张鹤龄意识中的“贵族气”，从思想上、感情上，从生活方式及人生态度上，把她拉回了平民，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即使是作诗书画印四全的文人画，也仅仅保留了外在样式的“仙风道骨”，灵魂深处飘出的仍是浓烈的“人间烟火”。正如张鹤龄位于山东艺术学院的那间画室，家常摆设与书案画毡相互纠结又无比和谐，形成了一种奇异的气场。
“伫立在后阳台，似乎永远不会感到寂寞。这里无异于一个了望变迁的万花筒似的窗口。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角落了。”张鹤龄在她的散文集中写道。
岁月有功，阅历的增长会让人对张鹤龄的作品产生更多的眷恋。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其实是把自己的生命扯成一个个碎片，成为一幅画、一个雕塑、一张照片――每一件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她的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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