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面对高校“数量增加，质量低下”的状况，时人反省并提出了批评及整顿建议。无论是国内人士，抑或是国际友人，都认为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学滥设现象严重、地理分布杂乱无章、院系结构设置不合理，以及教育效能低下等。时人所指高等教育的问题的确存在，并非无的放矢。除了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外，私立大学趁机而立。院系设置多集中于文科类，且文科类学生比例远高于实科类学生。高校大多集中在北平、上海等***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教师兼职情况严重，然而，时人对高校教师水平的评议未必尽是事实。
关键词：高等教育；问题；时人视野
中***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1-0074-07
起步于19世纪末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20世纪2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从1921至1926年期间，高等教育无论学校数、学生数还是毕业生数都快速增长，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看，可以称得上“五十年来的高原期。”［1］特别是1922年新学制公布后，各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大批新学校先后创办，正如庄泽宣说：“中国近年来的大学迷，可以说是发达到极点了；改革的声浪，到处听见；新成立的大学，也如春笋暴发。”［2］
2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但是，亦存在“数量增加，质量低下”的问题。正如1924年9月的《中华教育界》指出：“这样风起云涌的大学，打破古今中外大学发达史的记录的速率，实在不能令我们乐观”。［3］15高等教育问题引起了时人关注和不安，纷纷提出批评和整顿建议。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提出批评和整顿建议的既有国内各界人士，亦包括国际友人，前者主要活动于***府、社会以及学校层面，后者则以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为代表。
一、国内各界人士眼中的高等教育问题
有人认为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大学教育，“所谓某某大学、某某大学云者，不是自欺，便是欺人！”［4］2因为，当时私立大学之形式方面，“大概不过小小狭隘的几间房子，几张椅桌外，一无所有”；而精神方面“更是不堪设想”，这种学校“外既冒大学之名，内却乏中学之实；虽自名大，实至小也；虽称曰学，其实并不学”，因此这些“滑头式”学校不能称之为大学。［4］2公立大学同样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如升格而成的大学，是“徒升其名，不升其实。校长如故，教授如故，课程如故，学生如故；所更变的，不过门前一块招牌上的几个字而已”，所以，“中国现今的大学里边不但没有大学教育，就连‘教育’恐怕已所存无几了”。［4］4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社会中弥漫着浓烈的“教育破产”论、“教育崩溃”论，这既是对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广泛的“教育救国论”的一种***，更是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董任坚受寰球中国学生会之邀请，于1930年11月16日发表了《中国大学教育之破产》的讲演。胡适、傅斯年等人于1932年创办的《***评论》亦多刊有这方面的评论。傅斯年曾连续发文，提出了改革高等教育的建议：第一，大学的地理上分布应合理，“使公立学校在上下的系统上及地方的分配上有相当的照应”；［5］7第二，取缔不良学校，尤其是“限制私立学校，使他不紊乱系统”；［5］7第三，调整院系结构，使学科分配与社会需求相联系，要“作一个全国教育的统计，同时斟酌一下，中国到底需要些那样人，然后制定各校各科门的人数，使与需要相差不远”；［5］7第四，裁并大学，“教育当局应该把大学及专科学校之量的方面相当缩小”［6］，等等。傅斯年曾就读于中外高等学府，且多年从事大学行***管理工作，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认识比较深刻，其改革建议有较强的针对性。
《中华教育界》《大公报》等刊物亦有这方面的评论，如1924年陆费逵在《中华教育界》上撰文指出［7］：
年来大学之兴，大有蓬蓬勃勃之象。然夷考其实，则国立大学，本已名不副实。高专升格，除最少数外，又不免形同儿戏。各省为名高而悬一大学招牌与夫私立者之徒慕虚名不求实际，不惟等诸自郐，抑且制造许多罪恶。
针对类似问题，周太玄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充实问题》一文中亦指出［8］2：
吾国此时办大学一事甚为踊跃，而学制之改革，对于大学一级逐顾及时尚不肯为严格之规定，以致崭新招牌，日添日多，而真正大学反未见一个。
办学者不是某***派欲自树声势，便是某科系之办事人与学生，欲将其校变成所谓“最高学府”，此外不为虚名便多为实利，徒迎合社会心理专追逐社会的风尚。
以上各点是国内人士对当时高等教育某些问题之揭示与批判。另外，国际人士，尤其是国联教育考察团之代表对中国高等教育亦有一定的认识。
二、国际友人视野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以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为中心的分析
1931年4月，时任国民***府***长的宋子文致书国际联盟秘书长，请求国际联盟遴选顾问专家来华，“助商发展教育制度之方案”［9］，此请求于当年5月19日获得国际联盟行***院会议通过。遵照通过之决议，训令其执行机关――国际文化合作社，委派专家考察团，前往中国，从事研究中国国家教育之现状等相关问题。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专家考察团（即国联教育考察团）于当年6月成行，除了国联秘书长窝尔忒兹(Frank P. Walters)协助外，考察团共有代表4人，分别是：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长柏刻氏(Carl H. Becker，其负责研究中国中学教育和教育制度中的一般性问题）、波兰***初等教育司司长法尔斯基(M. Falski，其负责考察中国职业教育问题）、法兰西大学物理学教授郎吉梵(P. Langevin，其负责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教育问题）以及英国伦敦大学***治经济学院教授叨尼(R. H. Tawney，亦被时人译作陶内，其负责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考察团于当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后，对中国上海、南京、北平、天津、苏州、无锡、镇江、杭州等通都大邑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10］导言1-4，尔后撰写成了调查报告书，国立编译馆将其译成中文，即《中国教育之改进》。
作为专门负责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国联教育考察团成员，叨尼（R.H.Tawney），以旁观者的立场，表明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看法。作者感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速度之快，同时也指出大学教育诸多弱点，这些弱点“一部分在于组织，一部分在于教育方法”。“一方面，大学在地理上的分配是绝无布置的”，且同地有好几个大学的工作重复；***府常欠经费，学校财***不能稳定，教授兼课现象较为普遍；“另一方面，许多大学生不够资格：结果他们自己不能收益，而全校的程度为之降低”等［11］15。作者还提出了稳定经费以及合并同区域重复院校等建议。在国联教育考察团的考察报告书中，亦有对中国大学教育的专门评述：“中国人对于高等教育之信仰――几成为对于高等教育之狂热――致使二十五年之内，竟有五十余所大学之创设，此种信仰之本身，确有值得特别羡慕者。但此种迅速创立之制度，纵具有真实之优点，其品质上之缺点，自不可免”。［10］160报告指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缺点，列出了两大批评。在“组织之批评”中，认为［10］160：
中国大学在地理上之分布，杂乱无章，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数大学，其所进行之工作几全相同，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对于某数种学问过于重视，而对于有同等重要之其他学问，反忽视之。
此外，还论及到了教职员之地位，教师兼课问题，当局对国立省立大学拨发的经费等［10］173。在“教育标准及方法之批评”中，认为多数大学生入学前缺乏适当之准备，且入学程度缺乏共同的，严格的标准；教授钟点过多，教育方法以讲授为主；学生听讲之钟点太多，而***研究之时间太少；学分制存在缺点与流弊，应采用考试制；普通学科的设置亦巧立名目；外国材料的应用太多；学生缺乏公民训练，学风不良；师生间自难有和谐之合作，诸如此类。针对上述的种种问题，该报告亦提出了五大建议［10］193-206。由上可知，国联教育考察团对于我国大学教育，虽然“所批评各点都是我们自己早已深切感到者，所建议各点大部分亦为国内从事教育者所早已见到者”［12］，但是这并不减少教育考察团意见的价值。或者可以说，国内人士对于中国大学教育问题之看法，与国外人士不谋而合。总之，可以说，国联教育考察团专家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和建议亦为***府整顿高等教育提供了较好的思路。
三、批评与事实
无论是“中国无大学教育”论，还是“大学教育破产论”、“大学教育崩溃论”，时人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一，大学滥设现象之严重。一方面，单科大学在法令中地位合法化，使得多数专门学校纷纷升格，然这些升格之大学多数“学校地址未换，办事人未换，学生未换，甚至课程未换，所更换者学校，教职员，学生等之名称耳”［8］2；另一方面，私立大学“遍地开花”，凭借几间狭小的屋子，几件桌椅，或是租赁别校，一所大学就成立了，且这些私立大学的教学水平十分低下，仅相当于中学或者职业学校；其二，地理分布之杂乱无章。无论国内各界人士，抑或国际友人都对此问题关注颇多，指责颇多。叨尼（R.H.Tawney）曾说到：1930年全国共59个大学，北平及上海两处就占了25个，其学生亦占全国大学学生的60%［11］15；名为J.D.F.Herbert的国际友人也认为，中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小学的发展，失去平衡，且“就北平一市而论，所有的大学校数目，几乎和全法国大学的数目相等”［13］。其三，院系结构设置之不合理。同一区域，各个大学各自为***，做着重复的工作。国联教育考察团认为我国各大学之种类多趋一律，其课程亦集中于某数门科目而忽视其他。据其考察，1930年至1931年，各个大学生习文科、法科者比例占据魁首，分别为22.5%、36.6%［10］166。因院系设置不成系统，致使大学教育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背离。其四，教育效能之低下。教育效能体现在学生入学资格验证、课程编制、师资、教学设备以及教育经费等方面。就师资方面的问题而言，一方面，有人对留学生执教育界之牛耳现状尤为不满。如傅斯年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就颇有微词，认为这些中国毕业生“在中国所作所为，真正糊涂加三级”［14］，其言论或许有些过激，但的确与当时留学教育水平之低下有关。林华一亦指出，当时大学的校长、教授，并非外国大学的高材生或高材毕业生，“大半是领用官费，在外国鬼混了两三年，骗得半个一个硕士、博士的衔头，利用国人的无知，互相援引的占了大学教授的职位”［4］3。亦有人指出，教授的蹩脚和不负责任是大学腐败的现象之一，是大学的致命伤，也是中国大学的悲哀之处［15］。另一方面，多数批评者都认为，大学中专任教员较少，而兼职现象严重，多数教员拼命奔走于各校之间，致力于钟点课程，教学质量无法保障，学生的课外辅导甚为缺乏。兼职问题与教育经费相互关联，关于教育经费，乃当时全国教育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教学设备问题亦是时人的关注点。此外，教会大学宗教问题、学生风潮问题、大学与***治关系等问题，时人亦多有关注和评论。
时人所指的高等教育问题的确存在，并非无的放矢。第一，关于大学的滥设情况，一方面，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见表1。
除了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外，这一时期还创办了很多私立大学。以京沪地区为例，1924年5月前，北京增设了平民大学、华北大学、中法大学、新华大学等私立大学。之后，北京又创办了北京新民大学、北京公民大学、北京文华大学、北京国际大学、基辅大学、北京郁文大学、北京务本女子大学、东方大学、北京孔教大学、进群大学、北京神州大学、东亚大学、中央大学等13所私立大学［3］15-16。上海亦不分轩轾，1923年前已有交通大学（***立）、上海大学、南方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仓圣明智大学、大同学院大学部、中国公学大学部、上海东大商科、暨南学校大学部等12所大学，1924年又新设了上海宏才大学、亚东医科大学、大夏大学、文治大学、南洋医科大学、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上海群治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8所私立大学［3］16。可见高等院校在数量上之“泛滥”。然多数高校名不符实，尤其是私立法***专门学校。如章江法***专门学校，1931年6月前后，该校据称有学生681人，然视察时学生人数却不到三分之一，已缴费者仅五分之一；至于校舍方面，包括教室、***书馆、各项办公室等，因兼办中学，颇不敷用；运动场较小，亦不适用等。江西法***专门学校的情况类似，学生共计963人，视察时学生人数不到一半，已缴费者亦仅五分之一［17］24。可见在教学纪律及设备方面，该校均算不上合格。学生插班转学及调阅所缴证书更是疑点重重，如章江法***专门学校有2名学生所缴的证书，均属武昌中华大学，但“查阅该证书所盖校印，竟至两歧，显有不实”［17］29，又有5名学生所缴证书，均属于湖南群治大学，“乃查阅该证书内所盖校印，竟有三种之歧异，显有伪造”［17］29，可见该校管理之松散，诸如此类。
第二，关于院系设置混乱，以北平市的院系设置为例，1932年前后北平公私立及***学院共12校，分30余学院（***学院中之科概作学院）、130余学系。就院别而论，计文学院、法学院各有10院；理学院7院，其他如工、农、医等学院各有一二院；再就系别而论，130余系中，计中国文学系、经济系各有10系，***治系、外国文学系各9系，法律系、物理系各7系，史学系、哲学系、数学系各6系，教育学系、社会学系、化学系各5系，生物系、心理系各4系，地理系、音乐系各3系［18］，院系重复设置可见一斑。再如1928年至1931年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文、实科类学生比例，文科类学生数远远高于实科类学生数。如1928年，文科类学生数18,286人，占学生总数的72.57%,而实科类学生数仅占学生总数的26.78%，显而易见，文、实科类学生比例之悬殊，且比例严重失调，此为院系设置混乱之结果（参见表2）。
第三，关于大学分布不合理之状况，以1922年各高等院校地理分布为例，（参见表2）：
7个学校共40个校园地理分布为上海10个，居第一；北京7个，位居第二；其次是武汉4个，南京3个，天津、广州、福州各2个；另外唐山、清苑、太原、南通、厦门、济南、苏州、杭州、长沙、成都各有1个（参见表3）。
由此可见，1922年中国高等院校多分布于上海、北京两市。到1930年，院校的这种地理分布亦没有多大改变：该年全国共103校，上海市有22校，居全国第一；北平市有15校，居第二位；广东、河北两省各有8校，居第三位；湖北、山西各有6校，居第四位；江苏省有5校，居第五位；浙江、江西、福建各有4校，居第六位；湖南、广西、云南、河南、山东、辽宁等六省各有2校，居第七位；安徽、四川、***、甘肃、吉林、察哈尔等六省各有1校，居末位。［20］据此，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分布仍密集于上海、北平两市，即使到了1934年依然如故：该年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共110所，上海占24所，北平17所，河北9所，广东8所，湖北、江苏各6所，南京、山西各5所，浙江、福建、四川各4所，山东、江西各3所，湖南、广西各2所，安徽、云南、甘肃、陕西、***各1所［21］。由此可见，高等院校之分布不合理现象较为严重，且其局面之扭转较为缓慢，此为高等教育整顿之长期性所决定。总之，“从发展的轨迹考察,中国近代大学自诞生起,一直存在着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22］81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因为***治、经济地位的变迁,导致高等教育分布呈现地域性差异。如抗战时期，高等教育主要分布于经济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但总的来说“经济发达地区、***治中心城市、开放城市往往成为高等教育布局的重点。”［22］81
第四，高校师资是影响教育效能的重要因素。其一，教授兼职状况严重。当时教授兼职较多，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如人才缺乏、经济的制约以及大学教师经济压力大等因素，使得大学教师兼职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23］218-219。如鲁迅，曾于北大、女师大、北师大、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国大学等校任兼课教师，讲授“中国小说史”［24］。俞平伯亦曾兼职多校，1927年于燕京大学教授中国小说，亦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讲师；1928年，除继续任职燕京大学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外，又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25］。再如1922年，北京大学教授、讲师（当时即是兼职教员）共229人，讲师就达117人，占了总数的51.0%;1930年教授和讲师共278人，讲师169人，占了总数的60.8%［23］224。由此可见，当时高校教师兼职状况异常普遍，且程度较严重。其二，关于时人评论的师资水平问题，当时许多高校的确存在着一些蹩脚，毫无责任心的大学教师，亦有一些滥竽充数的归国留学生混迹高校讲坛，正如钱钟书先生于《围城》塑造的男主角方鸿渐，其就是此类人物之典型代表。但是，时人对高校教师之批评未必尽是事实，如前文所述的傅斯年和林华一对留学生执掌教界的批评。然而，多数归国留学生还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他们是高等院校师资的重要来源，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时代浪潮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26］。
总的来说，现实中的高等教育的确存在着时人所评论的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期，当局对其进行了整顿。而时人相关评论为国民***府对高等教育的整顿工作提供了思路。这可以从***府对高等教育整顿的具体工作中看到，见后续研究，此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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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11-08
作者简介：陈玉玲（1983-），女，四川广安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田正平（1944-），男，山西应县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杭州，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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