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内容摘要：《张协状元》中的男主角张协和《琵琶记》中的男主角蔡伯喈，二人皆是婚变戏中抛弃妻子的状元形象，但二者反差巨大。本文将从二人对功名富贵和孝道的取舍、对结发妻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二者形象的差异。然后，从文人地位变化和作者自身原因探讨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张协状元》《琵琶记》 张协 蔡伯喈 形象
《张协状元》和《琵琶记》无论是在情节安排还是描法上都有着相似之处，而其思想主旨和人物形象上却大不相同，其中尤其是张协和蔡伯喈的形象，虽然同为婚变戏男主角，但二者形象相差甚远。
一、张协与蔡伯喈形象的比较
《张协状元》和《琵琶记》中的男主角张协和蔡伯喈都是抛弃妻子的的状元形象，但是二人却有着极大地差异。对于功名富贵与孝道的取舍，对于结发妻子的感情，两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 对于功名富贵和孝道的取舍截然不同
1、张协――富贵功名的诱惑远胜于在父母膝下尽孝
张协最初就热衷功名利禄，不顾父母的不舍而执意赴试，甚至还冠冕堂皇的安慰父母：“欲改换门闾，报答双亲，何须下泪！”（第一出），完全无视“父母在不远游”这一圣训。第二出直接袒露了“功名富贵人之欲”的心声 ，虽然离家后他亦有“回首望家，白云直下把泪偷弹”（第一出[浪淘沙]曲）的一面，但富贵功名驱使他义无返顾的进京赶考。
在状元登第后他洋洋得意，此时才想起给父母音信。然而紧接着，功成名就的满足感就驱散了他对父母的思念：“养子不教父之过，有书不学子之愚。一朝名字挂金榜，此身端若无价珠。书中果有黄金屋，书中果有千钟粟。书中果有福如山，书中果有女如玉”（第十一出）。
可以说，对张协而言，在父母跟前尽孝，比起自身的富贵功名，实在是不值一提，其自私自利令人咋舌。
2、蔡伯喈――从“孝顺父母，无意功名”到被迫追名逐利，最终导致“三不孝”
蔡伯喈的初衷是在父母膝下尽孝。纵然他有满腹经纶和青云之志，但他宁可“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第二出[瑞鹤仙]曲）。
然而蔡公逼试，他无奈赴试。状元及第后，蔡伯喈虽亦有“宫花斜插茅檐低，一举成名天下之知”（第十出[@地锦裆] 曲）的得意，然而他又开始担心双亲“他寂寞高堂淑水谁供奉？”（第十出[大和佛]曲）。逗留洛阳后，为父母魂牵梦萦，寝食难安。当听闻家乡遭水旱、遇饥荒，他心急如焚，下定决心辞婚、辞官，然而皇帝和牛相不允，他只能恨恨道：“名缰利锁，先是将人摧挫”（第十八出[金蕉叶三换头]曲），对名利无比厌弃。而最终父母双双饿死，他落得个“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三十八出）的“三不孝”罪名，只能对着孤坟痛哭流涕，空余“可惜双亲饥寒死，换得孩儿名利归”（第四十二出[一封书前腔]曲）的悔恨。
可见，蔡伯喈本不慕功名，一心侍亲。然而“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鸾凰”（第二十四出[二犯渔家傲]曲）（即“三被强”），导致他在功名利禄的束缚中苦苦挣扎不得解脱，最终导致“三不孝”的悲剧，比起追名逐利、自私自利的张协，他更令人同情。
（二） 对于结发妻子的态度截然不同
1、张协――虚情假意、忘恩负义
张协在赶考途中遇盗受伤，被贫女所救，他主动向贫女求婚，还以共享富贵的花言巧语诱惑她，与她许下海誓山盟。熟料他娶贫女只因“得他贫女顾，不免议姻亲。宿食***温饱，诗书暂溺沦”（第二十四出），娶贫女只不过是解决温饱的权宜计，虚情假意的嘴脸令人不屑。在高中后，贫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他，他嫌贫爱富，让门子将她打出去。甚至还污蔑贫女高攀自己：“张协遂投荒庙，贫女蓦然留住，说化我结为姻契。唱名了故来寻觅，都不道朱紫满朝，还知后与阿谁？”（三十六出[太师引]曲）。之后经过五鸡山偶遇贫女，他竟报着剪草除根的念头将贫女砍下山去，其心狠手辣令人心寒。
可见，张协对于对自己有着救命之恩的结发妻子可以毫不留情的利用、抛弃甚至痛下杀手，其虚情假意、忘恩负义令人咋舌。
2、蔡伯喈――从无限眷恋到无奈相抛
蔡伯喈与妻子赵五娘原本“夫妻和顺”，无奈蔡公逼试，夫妻被迫离别，他更是对妻子承诺“你宽心须等待，我肯恋花柳，甘为萍梗？”（第五出[尾犯序前腔]曲）。在高中后牛丞相遣媒说亲，蔡伯喈百般推辞道：“纵然有花容月貌，怎如我自家骨血”（第十三出[高阳台前腔换头]曲）。然而最终他无力抗婚，虽然在在新婚之夜他亦喜得佳偶，然而却又因想到“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第十九出[滴溜子]曲）而无比愧疚。他在婚后思念五娘，如在抚琴时感叹“旧弦已断，新弦不惯”（第二十二出[桂枝香]曲），甚至“几回梦里，忽闻鸡唱。忙惊觉，错呼旧妇，同问寝堂上”（第二十四出[渔家喜宴灯]曲）。而后在牛小姐的试探下他认为“纵是辱没杀我，终是我的妻房，义不可绝”（三十七出），坚持与五娘相认。
可见，蔡伯喈抛弃结发妻子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比起虚情假意、忘恩负义的负心人张协，蔡伯喈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违心郎。
二、张协与蔡伯喈形象差异的原因
《张协状元》和《琵琶记》中男主角形象可谓天差地别，一个自私自利、忘恩负义，令人发指，一个有情有义而委曲求全，让人无限同情，其中缘由值得人探究。
（一）文人地位的变化――由宋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到元代“十儒九丐”
在宋代，文人地位极高，这是由于宋代科举制的完善，为寒士发迹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入宋以后，科举制度才进入它的成熟和完善期。弥卷制度的实施防止了科场的拘私舞弊，贵族和平民子弟一视同仁，不看重身份地位，只要文章诗赋合格，即可录取。”社会为贫寒的士子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而权贵也乐于“榜下捉婿”。那些贫寒的士子，以贫贱之身步入仕途，毫无依傍，抛弃糟糠妻而与权贵联姻也就成了他们的有利选择。书生地位优渥而行为卑劣，这种巨大的反差自然就容易成为谴责的对象。《张协状元》的创作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张协这一形象正是发迹变泰后的负心书生的典型代表。
而到了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科举制的变化，书生的处境可谓从天堂掉入了地狱。元代科举中断长达78年之久，并且元代科举取士名额极少，且其中蒙古、色目人占半，考试制度又规定汉人与蒙古人试卷有别。汉族文人科举之路崎岖艰难，更多的汉族读书人一生都是在贫寒窘迫中度过，地位身为尴尬而低下。因而谴责寒士发迹后负心弃妻的故事也就失去了了现实针对意义。因此，人们对于书生的态度不再是鞭挞，而是饱含同情。《琵琶记》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读书人“十儒九丐”的时代，蔡伯喈这样一个懦弱、委曲求全的可怜人正是当时饱受挫折的书生的代表。
（二）作者自身的原因
《张协状元》和《琵琶记》作者身份的差异，亦是张协和蔡伯喈人物形象差异的重要原因。
《张协状元》的作者乃书会才人这类民间艺人。南戏的萌芽和发展最初在民间，“士大夫罕有留意者”，主要由书会才人一类的民间艺人创作。这些民间艺人主要是以创作剧本谋生，这些剧本通过在勾栏瓦舍间表演来牟利，而在这种动机驱使下，为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剧作家往往会顺应普通民众的心理和意愿，以他们普遍接受的社会现象为题材。《张协状元》正是由南宋时温州九山书会编撰的早期南戏，在当时，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正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张协这一负心状元形象正是书会才人为迎合大众审美口味而创作的。
《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则是一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琵琶记》中作者力***将蔡伯喈塑造成一个值得称颂的形象，首先是与文人的理性思考和自身经历有关的。历史上的蔡邕是一个大孝子，而《赵贞女蔡二郎》中将他塑造成一个十足的卑劣小人。而高明本身“清正耿直，不从俗权贵，所以在官场十几年屡遇挫折，数次碰壁。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耿直的性格和壮志难酬的经历，使得他对于文人的不幸境遇深表同情。因此，高明不忍将一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写成不顾廉耻的负心汉，徐渭《南词叙录》就指出：“高明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以雪之。”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为宣扬封建礼教。在《琵琶记》第一出[水调歌头]曲，高明直接指出作品“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强调戏曲的教化作用，因此高明试***将蔡伯喈塑造成一个值得歌颂的道德楷模。这或许还因为，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作者相信比起无情的鞭挞，温柔敦厚的诗教同样能够起到教育的目的。因此，高明笔下的蔡伯喈，是一个与张协一类的卑劣小人完全不同的形象。虽然高明塑造的蔡伯喈，最终并未如同他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全忠全孝”的形象，但是他在剧中有意或无意对于科举制、封建礼教不合理性的展示，使得蔡伯喈最终成为了一个值得人同情的可怜人。
综上所述，《张协状元》和《琵琶记》中的男主角皆是婚变戏中抛弃妻子的状元形象，但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对张协而言，功名富贵的诱惑远胜孝道，他对结发妻子虚情假意、忘恩负义，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负心人。而对于蔡伯喈而言，功名富贵根本无法和孝道相比。对于妻子，蔡伯喈“既不是负心汉，也不是痴心人，而是违心郎”，他由于“三被强”最终走上违心悖意的道路，是一个有情有义而又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的可怜人。两人形象这种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因为作品所处的社会背景下文人地位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作者自身的原因。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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