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个没有了法律制约的社会很容易出现不稳定，要是再失去一个支撑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忠义，那么，也必定会冒出许多闻所未闻的怪异奇事
关公
最近，闲暇之余通过网络看了一些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新三国演义》。不禁感叹导演高希希真人才也。戏说，神侃加史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可谓新时代新构思，非常反叛！姑且不谈历史真实性，高导演绎的手法洗练，少了老版的拖泥带水。一些情节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没了老版的冷场和断续。人物也更朴实了许多，关老爷就是其中之一。
我常想，反复重拍的三国到底“演”的是哪出戏？其实《三国演义》的书名已经明确宣告世人，“演义”者，演“义”也。今人理解“演义”是一种小说体裁，但它真实的本义，就是在书中利用各种人物的互动，把“义”的内涵丰满起来。并通过精彩的故事表达了“义”的内涵，同时展现了***治、***事上的谋略等。人物的喜怒哀乐、忠孝悖逆都围绕着“义”而徐徐进行，真可谓：三国“是非成败转头空”，让后人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千古不曾泯灭的是“遥看三国事，满盘皆忠义”。
然而，众多“义”士中，正是义薄云天的关羽将“义”演绎到了极限。关老爷就仗着实诚、死心眼，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对于他的死因，有人认为是被孔明或者刘备故意置于死地的。这种阴谋论很有市场。我想这是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评判法则的“古为今用”。因为现在有许多人饱受坑蒙拐骗、虚情假意的祸害，已经到了很难相信别人言行，草木皆兵的地步。有人戏谑：“万事都有假，除了自己的亲娘。”这样的“受害者”的纠结心态势必影响到对事物的判断和价值取向。
关公悲情般地逝后，声名在民间渐隆，甚至还成了国人心中偶像级的神。黑道，白道，无间道，没一个不尊奉他的，以至于在餐厅要与他迎面打招呼。为什么历代以来，关君侯越来越被青睐，被分配管理的人间俗事也越来越多呢？我想，尊他者，因为他的忠义，而且是纯净无杂质的忠义。例如，曹操赠赤兔、封亭侯没动他寻兄之意；面对曹操之隆恩，不报恩不离开方显义士本色；后为寻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其后，“华容道”义释曹操，更成全和丰满了关羽的“义”……此等忠肝义胆，患难相随不分开，演绎了一曲雄浑的悲壮之歌。迄今，许多国人都对关公“义”的传说记忆犹新，口碑相传。常使凡夫俗子们热泪盈眶，唏嘘不已！
自关公以降，还真难觅似他一般纯洁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后来仿效者又何止千千万，但正如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所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所以，后来者之所以尊崇关羽，因为这世道夹杂了太多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以至于缺乏真正的忠义，但也因此太少人有维护忠义的气度和胆量。
吾等本来就是世间凡人，追逐世俗名利本没错，平平凡凡过日子也是自然本分。但还是唯愿在心灵深处，能为关羽的忠义精神留点立锥之地。对于一个缺乏精神寄托，有信仰迷失之虞的民族，窃以为国人仍尊奉关二爷，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道德现实层面缺失的一种心理补偿使然吧。
锦衣卫
既然社会主流少了主持正义的忠义精神，那么阴暗猥琐的小人之心就必然应运而生了。此消彼长，合乎阴阳之道或辩证之理。
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特务机关系统就是这种卑鄙、、无法的阴暗心态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是一种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的国家恐怖。欺上压下，视臣子百姓如“屁民”，防臣子草民如寇仇，人的生杀予夺只在少数人的转念之间。这样畸形的社会的产生，需要具备如下关键的要素：卑顺的奴才意识；权力高度集中，不容他人挈肘（正因为过度集中才会引起反复折腾的朝代更迭）；只有王法，没有国法。
白驹过隙，岁月荏苒。那些武功奇强、杀人如麻的锦衣卫们浮云一般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但是，他们的故事版本还在这块大地上继续神奇地演绎着。衣服换了，效忠的对象换了，拘人的方式换了，奴才意识的培养和传播变得更具隐蔽性了。不过，还有一样没变换：人与人之间仍然匮乏基本的诚信和互信。
其实，美国的FBI也很有锦衣卫遗留的神韵。幸运的是，他们不敢过于嚣张，因为西方的古代先贤思想的指引，稳定的契约精神寄托，明确的天赋人权的立国理念等，都赋予了法律的至高性和强大的分权与制衡，“官府”们还是有所忌惮。再画蛇添足一句，即使有这样的法治系统，却也不能完全阻止冤假错案的时有发生。可见古今中外的人性缺陷和痼疾有多么不可思议的顽固啊！
铜匦
“匦”（音“gui”）究竟是什么东东呢？其乃武则天当皇帝时出现过的发明专利，其实就是后来历朝历代都要使用的检举箱。
武则天对这个小箱子颇感兴趣。这并不奇怪，她凭着欺骗和心机得到了天下。权力的不正当性使她盗汗心虚，自然就要防着别人“以其之道还治其身”。所以在镇压异己时，需要有人检举，有人揭发。尤其在扩大打击面时，更需要有人诬告，有人陷害，将不忠义的邪恶人性最大可能激发出来，这个小小的铜匦就成为武则天屡试不爽的利器了。
唐代的铜匦，构造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可谓巧夺天工。据《资治通鉴》：“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一匦四口，“其东曰‘延恩’，献赋颁、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机秘计者投之。”这种类似于现代邮局的信筒，还分本市、外埠两口投信，以利分拣的办法，能够较快地区分效忠信和举报信，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叹服的创造。对那些一心奸佞诬陷、阿谀奉承之人，等于现代的特快专递一样，简直太便利了。
当时还特别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这可是十分优厚的待遇了。为了提倡告密，武则天不惜血本，气派不凡。“五品食”的标准如何呢？据《唐・六典》：“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此时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糟糕，“是岁，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所以，“ 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因为“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其结果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说错了，也不予追究，胡说八道，还管饭，告密者还顾忌什么呢？即使造谣诬陷，残害无辜，照样衣食无忧，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
于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黄铜箱子，搁在武则天的办公大厅里，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流言蜚语，密报检举信。你若憎恨某人，想给他/她一点颜色看看，那太好办了，写个匿名折子投进铜匦，一盆脏水就泼出去了，某人是福是祸，就只有上苍才知道了。人性的邪恶一旦释放出“潘多拉盒子”，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到了后期，人人自危的告密运动搞不下去了，武则天于是就提溜出一个倒霉的酷吏来以平天怒人怨。公元697年（神功元年），“制狱稍衰”，来俊臣等酷吏被杀，借其人头一用，“请君入瓮”，铜匦才勉强终于告一段落。
一个没有了法律制约的社会很容易出现不稳定，要是再失去一个支撑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忠义，这里指的是对正义的忠义。那么，也必定会冒出许多闻所未闻的怪异奇事。一些原本应大力提倡的真善美的东西也会被视为迂腐、不合时宜……被人抛在了脑后。人有病，天知否？而历史的结果表明，一旦出现这样混沌的社会状况，一般正孕育着社会信仰与***的潜在危机。读史鉴今是沉重的，因为，历史有时真的会惊人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