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西厢记》中的老夫人，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一个虚伪、冷酷、权诈、专制的贵妇人，她对自己女儿与张生的婚事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更是进行了三次“赖婚”。但笔者认为，她的每一“赖”既有着自己的“狠”，也有着内在的“柔”，这些都使得老夫人这个形象更加的丰富、复杂，矛盾与饱满。本文就从此说开去，旨在对老夫人这个“标签式”的“反派”人物形象，进行新的探索与解读。
关键词： 《西厢记》；老夫人；赖婚；形象
说起《西厢记》中的老夫人来，看过这部戏剧的“看官们”都不会觉得陌生。尽管我们的注意力始终都集中在张生、崔莺莺和红娘这三个人的身上。但老夫人的存在，却起着一个关键角色的作用。她不仅作为矛盾冲突的集合点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更在很大程度上为更好地展现主角们的性格、形象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如是说来，她确确实实很符合一个反派配角的存在，但她的“配”又在某种程度上“反客为主”，成为了这部《西厢记》中一个十分值得琢磨的亮点。
本文就通过老夫人最重要的人物行为――三次“赖婚”说开去，详细分析她性格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狠”与“柔”，并探讨这其中的深层原因。
一、第一“赖”――“明里许、明里赖”，“狠”在不守信，“柔”在多思虑。
在《西厢记》的第二本第四折中，张生前来赴宴、商量成亲之事，老夫人冷不及防地突然反悔：“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顿时将两人之前的憧憬、期盼，兴奋的心情一扫而空。本来的张生彬彬有礼只等老夫人开口许配，而崔莺莺也是“画了双娥”、“贴了钿窝”，愉悦地想到“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较可。酬贺间理当酬贺，俺母亲也好心多。”不料，老夫人这当头一棒，便将有情人弄得心肠儿断。
老夫人为何要如此狠心？明明是当面应许下来的事情，如今却说反悔就反悔。在笔者看来，有以下的原因：一来，女儿莺莺曾经在崔相国在世时就已经被许配给了侄子郑恒。这并不是老夫人编造的推脱之词，而是事实。那么，这样的“赖婚”也就有点情有可原的意思。二来，张生当时的身份在老夫人的心目中与自家的标准相差甚远。尽管他曾救崔家性命于莽贼之下，但毕竟是个未获取功名的白衣书生，既不能门当户对，也不能维护家谱。因此本着这样的心思，老夫人能“赖”则“赖”。最后，老夫人一直以来就没有怎么看好张生。从剧中我们不难看出，张生虽是一个痴情如一的书生，但身上仍然有着狂妄甚至下流的本色。他对莺莺一见钟情，在初次约会时就错把红娘当作莺莺，直接搂住，让人觉得十分得不沉稳。老夫人虽然对这些都不知情，但她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过来人”对张生必定是有所察觉的。而在“寺警”中，说张生“乘人之危”也许有些不妥，但聪明的老夫人在与他的“讨价还价”之中，又怎么会体会不到他的借此良机，另有所***呢？这些不大好的印象，留在了老夫人的心中，自然便有了“赖婚”这一策。
但话又说回来，老夫人的多虑无不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崔莺莺。虽然她这样的爱，并不符合莺莺自己的意愿，也更不能被当今的我们所接受，但是从当时的封建时代、社会背景中去看，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去理解老夫人自己的考虑与判断。尽管说起来，她是为了“门当户对”、“维护家谱”等这一系列的“面子工程”，但她终将老去，崔家也只留下了莺莺这么一个女儿，作为一个母亲，她自然希望她“好”――自己以为的“好”便可。而郑恒又是与自己有着血缘之亲的侄子，更是被自己夫君指配的对象，她从这种种的思虑中决定“赖婚”，也是有一番道理的。但即便如此，她考虑到女儿自己的心思，也并没有驱逐张生离开，而对于修建普救寺的崔夫人来说，想要赶走区区一个书生自然是不在话下。从这一方面看，老夫人又有着她“柔”情的一面。
二、第二“赖”――“明里许、暗里赖”，“狠”在拆新婚，“柔”在不责罚。
《西厢记》的第四本第二折，是全剧中戏剧冲突的高潮，也是崔、张恋爱以喜剧或悲剧结束的关键。红娘斗争的胜利，保证了崔、张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但老夫人虽然表面上答应了这门婚事，却仍有所要求――“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著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于是在此之后的第三折，便是有名的“长亭送别”。好不容易才成就的姻缘，不到一天就要分离，这对于刚刚私合的莺莺与张生来说，都是一种别样的痛苦。虽然张生口口声声：“小生托夫人余荫，凭着胸中之才，视得官如拾芥耳。”但莺莺想得却是“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这些长嗟短叹，不仅深刻反映了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强加给青年男女的痛苦，更有利地表现出了他们的反抗精神。
在这里，老夫人又心“狠”了一回。首先，她为了严肃家风，严拷红娘。红娘机灵地将两人私合的情况如实招来，并以一番义正言辞、利害分明的话语，使她不得不故作恼怒（为何是“故作”？下文有所分析），声色俱厉地骂道“”、“禽兽”，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两人的婚事。其次，她“拆”莺莺与张生的新婚仅在一天之后。为此，老夫人的心里打起了两手算盘。一来，为了“门当户对”的家族名望，假若张生如愿中举，那么这门婚事从名声上说还像那么回事。而张生一旦陷入与莺莺的浓情蜜意之中，争取功名的斗志则将永远不复实现，只有这么“一逼”，他才会奋力一搏。二来，假如张生失败，自己打了退堂鼓，这里自然还有个蒙在鼓里的郑恒可以做后备***，毕竟与郑家有约在先，那么到时候还有挽救的余地。因此无论如何，催促张生赴京赶考，都是当下的一个万全之策。
不过，老夫人心机虽多，但在这一“赖”中，我们并不难发现作为一个母亲，她所体现的“慈柔”一面。试想，如此精明的她，难道真的会对女儿幽会、私合的事一点不知？其实恐怕早已有了怀疑。“莺莺语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体态比往日不同。”“莫不做下来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夫人其实早在心中猜到了事实，但家风严整，自己的威严也仍然需要维持，因而严拷红娘这个过程必须存在。但就场面上说起来，便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了。她的一句“许了这厮”也并非真的是被红娘的一番言辞所折服，而是发现既然女儿早已私下里与张生结合，那便顺水推舟，这也才有了后面“拆”的这一步棋。由此说来，老夫人并不是那么的严格苛刻，她自有通情达理的地方所在。只是这种为女儿考虑的“爱”掺杂了过多的封建意识观念以及家族情感，让自己去考量年轻人爱情中的一切，自然就有了矛盾之处。
三、第三“赖”――“暗里推，暗里赖”，“狠”在轻相信，“柔”在终遂愿。
在第五本的第三折中，郑恒找上门来，尽管遭到了红娘的严词拒绝：“你值一分，他是百十分，萤火焉能比月轮？”他还是想出了馊主意一个――诬赖张生。于是，便有了接下来一折里老夫人轻信侄儿，重新许配，而张生大呼冤枉的一场戏。
说起来有几分怪，老夫人怎么就轻信了这个郑恒呢？这里，自有老夫人的周全考虑。毕竟人家郑恒与她有着骨肉之亲，家里人的话相比较起来，确实有值得相信的分量。而在此基础上，郑恒才是真正被“赖婚”的人，老夫人的心中必然有所愧疚。自己已经违背了夫君在世时的许诺，万一郑恒再闹起事来，必然有损家族门面。而根据当时《唐律》的明确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或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作为相国夫人的崔老夫人，心里不会不明白事情闹大后的恶劣影响。更别说此刻的张生尚未归家，莺莺与红娘都担保不了他的清白，这时候重新许配，也许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况且“据我的心，则是与孩儿的是。”老夫人的心一直都是向自己亲侄子倾斜的，张生若不是得了个状元，又怎么能与之相提并论呢？
好在最后紧要关头，张生及时“杀”了回来，郑恒不但没有报官，而且在杜将***和张生天衣无缝地配合下，触树身亡了。“妻子空争不到头，风流自古恋风流，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如此的下场对于郑恒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然而对于老夫人，却是正好解除了“心头大患”。这里，我们便又看出她的“冷血无情”来：“俺不曾逼死他，我事他亲姑娘，他又无父母，我做主葬了者。着唤莺莺出来，今日做个喜庆的茶饭，着他两口儿成合者。”你看，她尽管一心向侄，却在他死的时候一点儿也不伤心，郑恒尸骨未寒，就立刻张灯结彩为张生与莺莺做喜事。不得不说，此般“势利”，虽然最终成就了美满姻缘，但真是机关算尽，手段用遍！
老夫人的三次“赖婚”，尽显了自己相国夫人应有的精明与手段。作为崔夫人，她有着维护相国家谱的责任，因此她必须为莺莺选一个“如意郎君”，才可以保存家族名望。作为郑恒的姑姑，她有着本能的喜欢与信任，尽管郑家也已经势力衰弱，但无论从私人情感出发而是从承诺出发，都比起张生来更胜一筹。而作为莺莺的母亲，这才是她所有一切身份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她处心积虑只为女儿有一个好伴侣，她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坚信自己的判断与想法。张生表现出来的浮躁，过于沉醉于儿女情长以及不追求功名利禄等，都让作为母亲的老夫人不甚满意。因此，她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赖婚”，而实际上这些身份所带给她思虑，要比其他人都长远的多。只可惜，她再怎么想，都早已被当时时代、社会固定了模式，再怎么周全，也都改不了其封建思想的本质特性。而莺莺与张生正是有着封建叛逆者的态度才最终走到了一起。她的这种对女儿的爱，虽是一种真挚的爱，但因为思想的差异，而无法被接受。因而在这些多重身份的交织下，才有了她许多自相矛盾的“狠”与“柔”。
如此说来，老夫人的形象有着极为丰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值得我们深入到当时的实际环境、背景中去进行一番探究。一味地将她看作是专制、虚伪、权诈、冷酷的封建势力帮凶并不全面，虽然她在戏剧中确实成为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完美出演了自己“反派”的角色，但作为千万母亲中的一员，我们也应当结合具体条件与身份，给予她一定的理解与同情。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著.张燕瑾等校注.西厢记新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2］王季思等校注.元杂剧选注.北京出版社，1980.
［3］段启明.西厢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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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山林选编.西厢妙词.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6］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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