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东南互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东南互保”的研究，治近代史者大多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对“东南互保”的合理性与积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大多相对客观、全面评析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因此，关于“东南互保”研究的回顾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关键词：东南互保；回顾；展望
中***分类号：K25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2--0192--02
1900年夏，在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之际，在南方则由英国策划，经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东南各省督抚后，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之一。对此次事件的评价，有持全盘否定者，亦有褒贬并存者，近代史专家李侃、陈旭麓等人对此次历史事件的评述，简括如下：
李侃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东南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官员与西方列强合作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并在推行过程中保全了西方侵略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维护了这些地区督抚的势力。他们之间的互相勾结，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帝国主义集中兵力镇压义和团。”
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写道：“‘东南互保’对当时的中国产生过两重影响。一方面，它压抑了南方地区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它又阻止了八国联***的南下蹂躏；一方面，它免除了列强在扑杀北方义和团时的南顾之忧，另一方面，它又使战胜之后的列强在处置中国时不能不正视驻守东南的几十万***队。”
纵观两人的评述，李侃以侵略和反侵略的正统史学观点，强调的重点是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及怎样与东南地区的当权派相互勾结，抵制义和团运动，维护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而陈旭麓运用辩证思维的历史学方法，既分析了“东南互保”的不利影响，又概括了其有利的一面。
“东南互保”的研究，相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孙东山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而言，无论是研究的力量还是其深入程度，都显得极为薄弱，专门性著作仅仅只有林世明的《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直接关于“东南互保”的论文也仅仅十余篇。本文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大略分前后两个阶段对“东南互保”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20世纪80年之前具有浓厚时代色彩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东南互保”的研究，大都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者大都指责它是一幕丑剧，是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罪证，是中外***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
20世纪50年代，金家瑞在《东南互保条约是什么时候由那些***阀与那些***阀订的?它的内容怎样?》一文中，认为所谓“东南互保”是以英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刚落生不久的走狗中国买办阶级，为保护自身利益，镇压***运动迫害中国人民而狼狈勾结起来的罪恶勾当。
20世纪60年代，祁龙威在《从“东南互保”看洋务派破坏人民反帝斗争的罪行》一文中也认为“东南互保”是帝国主义利用它们的走狗――详务派、帝***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反对农民反帝斗争的基础上，凑合起来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实行的“东南互保”与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代表着当时中国两种势力对待帝国主义的两条路线：前者是一小撮***的封建地主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路线；后者是广大的***人民对帝国主义坚决斗争的爱国路线。
稍后，王明中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国与“东南互保”》一文中，进一步指出：19世纪末年，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英国吞并中国长江流域的步伐加快了。通过***治上的“长江不割让声明”、经济上的“扬子铁路系统”和外交上的英德、英俄协定，英国把长江流域变成了它的。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北推行武装干涉***策，在华中和华南运用和平征服的伎俩；清廷当权的顽固派在北方玩弄借刀杀人的阴谋，掌握东南地方实权的洋务派在南方遵循一成不变的投降路线。并得出“东南互保”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半殖民地的官僚买办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产物的结论。
纵观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尽管视角各有不同，但都受到当时***治风向的影响，强调反侵略和反帝斗争，在对外关系上以主和或主战作为区分爱国和***的界限。笔者认为，在充满矛盾、形势变化万千的近代中国，不能一概以主战就是爱国、主和就是妥协投降作为界限，而应作具体分析，在“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中，主和相对于主战而言，利大于弊，一定对外妥协是必要的。
二、80年之后相关研究状况评述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对“东南互保”的合理性和积极性才有了初步认识，也进行了许多专门化和深入化研究，并且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谢俊美在《“东南互保”再探讨》一文中，通过对原有“互保”史料的重新分析研究后，认为“互保”是“牵制”各国的“救急要著”；反映了社会各阶级保护本国经济的愿望和要求，对维护南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此，对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互保”所作的努力不应全盘否定m。
安静波、孙孝恩在《“东南互保”再析》一文中，从张之洞和刘坤一搞“东南互保”的出发点及其协同采取的有关对策和列强之间的动向等加以剖析，认为对于“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应作一分为二的分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宜评价过分。纵观“东南互保”的全过程，一方面使帝国主义集中兵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加速了清廷的崩溃和京津地区的陷落，同时破灭了南方人民的反帝斗争；另一方面它使东南地区免遭战争蹂躏，使东南正在成长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以保存和发展，从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赵正桥在《“东南互保”的社会成因》一文中，认为东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社会各阶层的响应和支持，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与合作，清廷内部斗争、外重内轻的***治形势，督抚们善于利用官民夷及列强之间的矛盾是“互保”局面得以最终形成的社会原因。
***、张俊在《“东南互保”新探》一文中，对“东南互保”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东南互保”是在清***府导演下，由东南各督抚具体筹划下出现的；它的出现，有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非完全“违背民意”；它的出现，没有进一步“丧权辱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确保了江南地区的相对安定，为以后南方经济的发展保存了一丝元气和活力。
另外，谭特立、徐碧微、薛学共还对“东南互保”的主角刘坤一进行专门的研究，作为整个事件的关键性人物，有助于我们理解“东南互保”这一历事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纪之交的晚清***局。此外，谢俊美还从张謇与晚清社会变迁的关系入手，对“东南互保”也有所涉猎。
三、引申：“东南互保”研究亟待需要拓展的空间
前辈及当代学者的开拓，对“东南互保”和晚清***局关系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笔者在接触这一领域时，感到在许多方面仍需要进行拓展。
首先，“东南互保”期间，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需要更为宽广的视野。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汇聚的最大舞台，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东南互保”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京津地区大举共同出兵进犯，在长江流域却明争暗斗。“东南互保”局面的形成，既是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东南督抚筹划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列强相互斗争、相互牵制的结果。因此，研究“东南互保”既要研究中外双边关系，又要特别关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多边关系。
其次，“东南互保”的研究，需要在新的理解中拓展视角。研究“东南互保”，应当考虑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等层面去拓宽思维，即大至“环境”、中及“群体”、小到“心理”，通过层层解剖和深探，才能透视“东南互保”历史真貌。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或不同的群体挽救国家危机的思路及采取的方式也存有差异，因此应分别深入探寻不同群体对待“东南互保”态度，如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僚买办阶级，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及旅居海外的华侨商人等等分别对待“东南互保”的态度。
再次，“互保”条款需要专门化和深入化研究。前辈及当代学者在研究“东南互保”时，大多较少关注“互保”条款的内容。笔者认为，应该对《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的文本、内容及施行等情况加以分析，特别需要逐条考订条款的内容，以透析当时各派的***治意向。另外，还需考订条款最终没有签字的缘由。
最后，笔者准备以当时的上谕、廷寄、信函等详实的史料来还原“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的经过及真貌；对***局的提法，尤其是晚清***局如何界定的问题加以探讨；探讨“东南互保”与晚清***局的关系，如与义和团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与督抚之间的关系、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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