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儒家偏重的是情与理的和谐，道家偏重的是心与物的和谐。不再是神人之合，超越了神——先秦；让位于人人之和，儒家目的是通过情感和理智的和谐，使得大家克制内心的躁动和愿望，为了个体、群体、社会的和谐，人而不仁，如礼乎？人而不仁，如乐乎？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义之心，那么礼对他又有什么用呢？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义之心，那么音乐对他又有什么用呢？礼和乐不是满足感官的需要，而是满足仁人和谐。因为音乐和礼，连仁爱之心都没有的话，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儒家强调情礼统一，目的非常明确。爱而又别的操守——爱就是因为有区别造成的。论语里面仁这个字出现了一百多次，礼也有许多不同的回答。仁行五者于天下——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关键词：儒家 道家 董仲舒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正文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正文，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正文，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以礼化乐，以礼节乐，这样才能得到仁人和谐，天下之治。道家却强调心物统一，经验和超验的区别。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之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沾，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甚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也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置，湿无恬淡，乃合天德。侪齐治平，主静全真，以礼节乐，以乐化礼。道家强调的是心最好与天合，不是超验的神，而是经验的自然。到了董仲舒那里，儒道思想进一步中和，儒偏向的是仁，道偏向的是天。董仲舒所谓的天之和，即人之和，天人合一。两和实为一和。二者之间，同形同构。中和之美既是天之道，亦是人之德。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前者是变幻法则，后者是伦理道德。天之道，物之所生，人之德，圣人之所保守也。保就是保全，守就是指的坚持。表现在自然美上面，春秋杂物之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则当天地之美，四时之和矣。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越。儒家的“道”指的是德治仁***的话，用于治国的。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迫使统治阶级独裁，作为臣子不敢忤逆，只好搬出“天”，以此对君主有所限制。董仲舒口中的天是支配天上的各路神仙的权威，同时又是统治人间的帝皇。他虽然有以此限制天子的想法，但是他本身是一位虔诚的有神论者，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董仲舒的儒，也早已经不是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的儒了，是他深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的儒，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和地域影响的关系。
董仲舒认为物都有合，“合”的基本原则是阳尊阴卑，这样子使得对立的辨证的事物显得单一。这种阴阳尊卑的观念，纳入伦理道德的范围，将五行神秘化，宣扬成天的意志，主要是为了求得维持好封建的等级秩序。这是他的主观的神学的论述。也以此为侧面使得我们认清楚歪曲科学的实证。
对于儒和道的中和，董仲舒还进一步论证，天人拥有共同的精神和意志，用意志论、目的论沟通天人关系。人和天还气相通，是因为天的喜怒情绪派生出人的这些情绪。并且它还利用自然界的现象，尤其是同类事物相感应的现象论证他自己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这种愚民的，歪曲科学的做法，也是时代的局限性和环境的有限，科学的不发达的原因所直接导致。神学在此歪曲科学。
下雨天，会自然的对身体、情绪各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生理结构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董仲舒却抬高到时阴相求，阳相索，有意志的主宰——天的命令。他还宣扬人应该顺天意，可以化祸为福。并且将统治者的相貌、言语、所见、所闻、所思都直接和五行相互联系，并且认定是统治者的这五方面言行活动决定了五行。他借天权威，辅佐统治，用灾害等自然现象对君主警示。让君主成为仁君。
中国哲学所用的概念大多是用“负的方法”得来的，而不是由逻辑分析得到的。用负的方法使人进入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道家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宇宙的最高本体“道”就是不可思议言说的，可思议言说之道即不是真正的道；禅宗所谓“第一义不可说”，只能靠参禅顿悟、当下即是的方法去体悟“第一义”；儒家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都是负的方法的表征。儒、道、释的境界说的具体内涵虽不尽相同，但达至最高境界的方法却有惊人的一致。用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同样可以讲形上学，但两种方法各有短长。哲学的对象是形上世界，其中包括不可感觉只可思议的“理”和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的“道”和“大全”。理是可思议的，用正的方法对理进行思议，并将思议的过程（逻辑分析、逻辑推理）和结论表显出来，因此用正的方法建立的形上学是清晰的。而道和大全是不可思议的，如用正的方法对道和大全进行思议，其最后所得必不能与道和大全完全相当，因此正的方法不能达到哲学的最高境界；而负的方法不去思议道和大全，也不去直接讲道和大全，而是以不讲为讲的方式，启发人们去体悟道和大全，从而将人们带到哲学的最高境界。但由于负的方法对可思议的理也不去进行必要的思议，因而缺乏哲学思维所应有的清晰。因此，冯友兰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引进形上学，以此补养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中国哲学具有“形式的系统”。
参考文献：
[1]冒从虎.欧洲哲学通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2]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吴家荣.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M].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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