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 在历时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中，女性作家笔下的“疯女”们，她们所走的“疯狂”之路，展现了女性意识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和衍进过程。在这些“疯女”文本中，女性的疯狂源于传统父权文化的戕害；也来自女性自身的文化痼疾；同时，婚姻生活的缺失也是使女性变态疯狂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无力挣脱现实困境而又痛楚抗争的“疯女”们，不断地寻求消解的方式：或选择了逃离和死亡，或逃回内心进行精神梦幻和致命地飞翔，或昄依于宗教和神性之中。
[关键词] 疯女人 发疯缘由 消解方式
在20世纪的女性作家文本中，疯女人形象占据了一部分空间，虽为数不多但却色彩斑斓。如李慕梅（草明《疯子同志》）、萧月林（白薇《打出幽灵塔》）、双成（凌叔华《疯了的诗人》）、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司绮纹（铁凝《玫瑰门》）、吴为（张洁《无字》），还有陈染《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无处告别》中的黛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等一批“准疯”的女人们。“疯狂”并非女性与生俱来的，拉康认为“疯狂是一种思想”[1]；帕斯卡尔则说：“人们不能不疯狂，不疯狂只是疯狂的一种形式。”[2] 拉康和帕斯卡尔视疯癫为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而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疯狂是处于艰难的现实情境下，女性对于社会和传统的必然反应，它是女性性别身份焦虑与反抗的表现。20世纪女性作家不仅详尽地描绘了“疯女”形象，而且对致使其发疯的缘由进行了独到的思考，旨在使女性走出困境，消解悲剧。
疯女“发疯”之缘由
在这些“疯女”文本中，女性的“疯狂”根源于传统父权文化的戕害，是女性***自主的合理要求和这种要求在男权观念依旧盛行的社会中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后的必然性表达和结局；另一方面也来自女性自身的文化痼疾，从而造成了女性自我意识和人性的泯灭；同时，婚姻生活的缺失也是女性变态疯狂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1.传统父权文化的戕害
中国传统文化把对男女自然性别角色设定为天尊地卑，阳主阴次。因此，女性的社会地位规定了她们的行为规范和行动范围。女性的每一次挣脱，都以丧失自我为代价，在妥协与抗衡中，开始女性命运的真实书写。基于这样的事实，所以西蒙·波伏娃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间的所谓‘女性’。”[3] 她们习惯卑微地生活在“男尊女卑”这样一种封建礼教的阴影中，习惯让男性成为她们精神上的依赖和支点。一旦有一天，她们失去了这份依靠和支撑，就只有生活在痛苦和屈辱之中，承受着世俗礼教和内心深处极大的压力，直至无法忍受而趋向疯狂。五四启蒙运动后，知识女性虽然受到新思想的洗礼，但仍是被男权文化所支配和控制。无论是萧月林、曹七巧，还是司绮纹，她们的疯狂都是因为受到这种精神的奴役，才走向歇斯底里的反抗和疯狂的。她们的疯狂使我们看到了在传统父权文化的戕害下，以及物欲、压抑和倾轧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和变态。
2.女性自身的文化痼疾
在中国沿袭几千年的传统宗法夫权的社会中，女性在传统理性的浸***与包围之下，父权社会的规范秩序和观念已内化为女性自己的一种心理欲求沉潜为女性的潜意识，从而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痼疾。女性在无形中接受了这种男性的文明并在无意识中顺从了男权思想。张爱玲、铁凝、张洁、徐小斌、林白、陈染等女作家们设置了在男性“缺失”状况下，女性内在的性格缺损和文化痼疾。在这些作品中，男人（如姜季泽、庄绍俭）虽已缺席、虚化，但男权文化的影响并未消失，它已悄然寄生在了女性身上。如曹七巧、司绮纹和若木、玄溟等等，她们如出一辙的狡黠、阴毒、自私和丑陋，这是男权的产物和证明，也体现了女性自身的文化痼疾。女性（母性）一旦与权力，特别是与征服权、主宰权等相结合，“母权”就成为父权的合谋和女性（母性）的一种自我逆变。如《羽蛇》中就没有一幅慈母爱女的***画；陈染的小说中，母亲对于女儿那无穷尽的控制与占有的欲望，也使得母女的相处成为一处“微型的萨特式地狱”，母亲神话由此倒塌。正如戴锦华所评价的那样：“这与其说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症候，不如说是女性文化的症候。一边是血缘、性别、命运间的深刻认同，一边是因性别不公与绝望而拒绝认同的张力。[4]
3.婚姻生活的缺失
长期以来，女性作为两性关系中的“他者”，只是被当作生育繁衍的工具，“性禁忌”一直牢牢地禁锢着她们的思想，长久地压抑着她们正常的。20世纪女性的意识从懵懂中走向苏醒，追求理想的意识变得越发自觉和大胆，但与婚姻仍是女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女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爱情的质问、怀疑与反思。在上述女性作家笔下这些“疯女”中，我们看到，爱往往是缺席的，她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一个美满的爱情和婚姻。
在曹七巧和司绮纹身上，我们能看到女性鲜活的生命力和天然欲望，但一个嫁给了残废的姜二爷，一个嫁给了给她屈辱的男人，这种不正常的婚姻，本身就是缺乏人性的畸形婚姻。因此，曹七巧身上自然的正常的欲望被压抑、被禁忌、被异化。当这种本能和欲望通过正常方式无法实现时，就会采取一种扭曲、变形的方式作为主体的补偿。性变态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主动性的攻击，即“自虐”和“虐人”。 在《无字》这部以血代墨的书写中，张洁彻底解构了她的爱情理想。在吴为与胡秉宸的爱情中充斥全程的是对爱的怀疑乃至逃离，字里行间中看到的是她对爱的怀疑与质问，爱成了最终的“无字”，“梦到好处成乌有”。
疯狂的消解方式
20世纪的女性作家们在残酷的现实场景中，寻找着“疯女”解脱和拯救的突破口。但是，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疯女”们的结局是如此的辛酸，令人困惑。“疯女”们不仅无处告别，而且无处躲藏。在无比忧伤，无限愤懑之中，她们或逃离、死亡，或梦幻、飞翔，或昄依于宗教和神性之中。
1.逃离与死亡
当现实的生存之门一次又一次地将“疯女”们推向生活的绝境，疯狂和理智在逐渐蜕变分化中逃向了死亡与迷乱。“疯女”们在绝望中逃离，走向死亡。女性作家以这样的出路，显示了“疯女”们的有力抗争，展示了女性在男性面前的能动者的姿态。陈染、林白笔下的“疯女”们大都选择了逃亡。陈染曾说：“我最大的本领就是逃跑，而且此本领有发扬开去的趋势。”[5]这是一个无比矛盾的过程，从此地到彼地，从此角色到彼角色，始终在逃离与投奔间往复。逃亡，“是某种无力而有效的拒绝” 。事实上，她不断逃离的是女性的社会“角色”—— 一个“规范、驯顺”的角色，也在逃离一个“不轨”女人的命运。曹七巧和司绮纹都是在不堪忍受“疯狂”的折磨中凄然死去，在这里，死亡只是生命的枯竭和消逝，是被动的、无奈的选择。但是在陈染、林白那里，死亡却是傲然决绝的姿态。对她们来说，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结，而是某种诗意的停顿，是在经历过种种对人生价值、指向的寻觅之后的灵魂的栖息地。死亡成了“疯女”们把握自己命运的有力武器，通过她们对自身生命权的占有，可以窥见她们逃离男性主流社会，从而开创、主宰自己的世界的强烈愿望。她们宁可在孤独的煎熬、焦灼的等待中呼唤理想的到来，也不会为了一时的满足而向男性妥协，向现实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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