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逼仄的居室、狭小的床位、昏暗的空间,不足以安放理想,但这些群居的小窝,却是背井离乡、安身立命的流亡之所。为何到此,又往何处去?没人知道答案,无论是睡在上铺的兄弟,还是无声无息的你。张楚唱到:我没有心事往事只是只蚂蚁/生下来胳膊大腿就是一样细/不管别人穿着什么样的衣/咱们兄弟皮肤永远是黑的……
“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和蚂蚁有类似特点:高智、弱小、群居。
一个北大博士后经过两年调查后提出,“蚁族”已成为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
京城米贵,蜗居不易
曾在唐家岭租住的狄群,本科就读于北京一所高校,学的是经济,他在找工作时很快发现,所学的知识根本用不上。狄群只能从电话销售做起。这份工作底薪每月1000多元,做得特别辛苦才能赚到两三千元。工作内容就是周而复始地拿着客户资料打电话,这让狄群逐渐感觉枯燥。他干了9个月后辞去了这份工作,花了1万多元参加培训班学习了手机系统编程。2008年11月结束培训后,狄群在一家外企找到了工作。
郑章***(化名)3年前本科毕业时,和5名同学来到了这里。每人半年1350元的房租,他们住进了布局如同大学宿舍的亿展公寓。一周前他刚搬到位于五道口的新住处。五道口的房租高,郑章***得做更多的私活儿。他的弟弟成为他们村里的第四个大学生,今年考上了天津师大。家里虽然经济条件尚可,但郑章***还是主动揽下了给弟弟交学费的责任。“我告诉他,在学校主要学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课不挂科就行。”作为过来人,他当然希望弟弟少走弯路。
像狄群、郑章***一样的“蚁族”主要是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刚接触社会,处于为梦想奋斗的初期。据调查,四成左右的受访者有“充电”计划。当被问及是否准备攻读更高的学位,近四成的受访者表示出了相关意向,而对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则有更大比例(41.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准备考取。
在张冉等调研员看来,狄群他们的生活都很不容易。“蚁族”把青春停靠在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聚居村”的阶段,像是正在蓄能的光子,一旦蓄足能量,他们就会向高一层的社会轨道跃迁。
在《蚁族》一书中不乏“再多的困难我也不会回头”“人活着,就要不停地往上走”之类的自我鼓励。《蚁族》主编廉思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住在‘聚居村’里的‘蚁族’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奋斗’的真正含义。刚毕业的他们面对生活显得捉襟见肘,但是这些能直面现实、接受现实的年轻人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他们有自己的理想,而且正在积蓄力量为实现这些理想奋斗。”
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马李庄,是北环汽配城附近的一个城中村。
傍晚是城中村最繁华的时候,卖麻辣烫、炒面、烤鱿鱼的小摊点随处都是,昏黄的灯光下,老板热情地招呼着刚从外面回来的人们。这儿路很窄,楼挨楼,头顶上除了各色招牌,还有纵横交错的电线。
尽管村落拥挤、凌乱,但“配套”还算齐全,超市、饭店、理发店、诊所、网吧、澡堂一应俱全。楼道里,送煤气、修电脑的小广告随处可见。
毕业两年多了,高程一直住在这里。2007年的6月,他从学校扛来了被褥和电脑,同学俩人在这儿落脚。
这是一间7楼的一室一厅,房间三四十平方米。两张床并起来的“通铺”,一张桌子,一个折叠饭桌,一台会自动调台的电视,一个落满了灰尘的折叠储衣柜,凌乱而拥挤。
饭桌上放着没来得及扔的一次性餐盒。高程说,他常在楼下买饭,晚饭3元钱就能解决。屋里没天然气没热水,卫生间狭小而阴暗,冬天洗脸洗头多用凉水。
“都习惯了,同学也都这样,有的会买个‘热得快’烧水。”高程说,夏天在卫生间冲凉,地面潮湿会生虫子,冬天就去外面的澡堂洗,一次5元钱。这样的房子每月210元,水电费和房租俩人均摊。
高程大学里是学设计的,他卖过空调,推销过牛奶,也在广告公司做过设计。刚毕业时,他每月工资只有四五百元,勉强能生存。
高程说,不想用人生最好的时间给别人打工,2008年他决定单干,在21世纪社区租了个标间做办公室,搬了自己的电脑,从旧货市场挑了桌椅,公司就开张了。
公司只有他和同学俩人,他不仅要做设计,还要拉客户,管好钱。
为争取到更多业务,高程对目标群体采取地毯式轰炸,从北环附近的汽配大世界,到南三环附近的汽配城,他几乎每家都拜访过。从北环到南三环,这样的路有时他一天要来回跑两趟。
比起劳累,心理上的痛苦更折磨人。高程说,他是个内向的人,也没年龄优势,有的老板根本不把他当回事,还有人为几元钱使劲儿压价。“怕遇上难缠的客户,但为了生存,每天早上我逼着自己出去。”高程说。
为保证公司运营,他要省吃俭用,要斤斤计较,“南三环汽配城从一端到另一端,坐摩的要6元钱,总舍不得。”
“收入不稳定,有时只有几百元钱,好时会2000多元。”高程说,尽管挣的不多,但他是在为自己奋斗。
理想向左,现实向右
他们的居住环境大多如此:人均不足10平方米,“终日不见阳光、居室密不透风的底层住户,只能把洗涤的衣物挂在楼顶。”“走廊里散发着臭味,黄色的污水左一摊右一摊的在地面上流淌。”“小小的房间里有3张上下铺,两张桌子。桌子像个百货商场里的货架,堆满了各种东西:一个落满灰尘的饭盒,一罐豆腐***,杯子,书……”
“蚁族”们每天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把自己塞上那辆满得快要爆炸的公共汽车。
在聚居村生活的邓锟,宁可每天5点早早起床,因为那两个小时拥挤的公共汽车。
廉思则在唐家岭看到这样的一幕:清晨,那条唯一进出聚居村的路上,乌泱乌泱的人在向公共汽车疯跑,乌泱乌泱的人在挤,车站有4个交通协管员,此外还有4个人。正纳闷他们是干什么的,就看到他们在奋力推人,以便车门可以关上。由于聚居村普遍处于城市边缘,于是“蚁族”们要在脚不沾地、连呼吸都困难的公车上,忍受平均每天上班的两小时与下班的两小时。
当然,他们已“习惯”或正在“习惯”忍受。他们已经“习惯”了臭水沟边卖猪蹄的小饭馆,“习惯”了小网吧、小诊所、小成人用品店的无规无序,他们也“习惯”了每月收一次保护费的家伙……
根据跑遍北京“蚁族聚居村”的廉思统计,聚居村2003年开始显现,2007年渐成规模。在北京大概有十几万“蚁族”,其中两个比较大的聚居村――唐家岭、小月河各有约5万人,此外还有昌平的沙河等地。上海、广州、杭州、武汉、西安、郑州也都有此类聚居村,在全国来看至少上百万人。
“蚁族”们基本都是“穷二代”,在书中,廉思这样写道: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他们的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是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后,他们仍然为了今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而努力学习。但毕业时他们却发现,由于自己没有“硬”关系,只能又回到“村”里。
梦想被现实击碎远不是他们精神困境的全部,他们还面临着随时的比较。他们挤在罐头一般的公共汽车里,一身臭汗,看到路上有人开好车;他们上班去做薪水微薄的工作,接触到的有些人拿着高薪、住着别墅;甚至同龄人中的“富二代”也在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同学是北京户口,家里有门路,走到哪儿都是‘老子带他一程’,很快有车有房,这种刺激太大了。”
他们甚至难以回家,难以有“退路”。
“再苦,在北京过得再差也是家里的宝啊。”廉思说,“跟家人只能报喜不报忧,春节不敢回家,不是买不到票,因为很多人都有晚辈了,给压岁钱给不起。他们也不让家人来北京,怕家人看见自己的生活。他们回家难以发展,因为所学专业回家后更尴尬,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回县里干吗?家里人也不会让你回去,觉得回去丢人。”
重重压力之下,这群年轻人封闭、敏感,因为他们自卑。在调查的心理自评量表中,“蚁族”的强迫、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等分值均高于正常成人值,普遍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
明天还在,梦想不灭
一位调研员这样写出“蚁族”们的心声:“我们有的,只是一些小小的、平凡的愿望。在被生活的重担压倒之前,我们想要的,不过是一块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而已。”
为了这样的立足之地,他们尤其相信奋斗,相信劳动,并且绝少抱怨,虽然他们大多做的只是保险推销、餐饮服务、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只能挣到1500元～2000元的工资。但当廉思和他的调查小组与一个个“蚁族”聊天,发现他们身上几乎都具有勤奋上进的精气神时,他们一次次被感动。
“这么差的条件,这么脏乱的生活,他们吃得了这个苦,因为他们年轻,他们有梦。他们常说,我并不是失败者,我只是尚未成功。小月河人的梦想是王宝强,因为王宝强曾在那里住过,因为曾经卑微的王宝强成功了。他们是多么渴望成功啊!”
很多“蚁族”对廉思说:“我希望自己3年内有一辆车,5年内有一套房。”但廉思却在担心,担心他们精气神泄了以后怎么办。“3年之内没有车,5年之内没有房,怎么办?这个时代,成功并不容易,又能有几个王宝强?”
也许,解决此问题需要大智慧,需要社会上水平更高、更有影响力的人来关注他们。而社会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看到未来。
(幽云摘自《中国观察》廖新生 ***)